这个《告全市人民书》得到群众极其热烈的反应。每一段，甚至每一句都引起欢呼。我将军队入城定性为"反革命军事政变"，原因之一是他们打倒了总书记，而且那两日邓小平也杳无音讯。有人估计是反改革派干脆连邓也一起打下去了。我们沿长安街西驶，以步行速度经西单─宣武门─前门─崇文门─东单─天安门，在市中心绕了一圈儿。广播车后紧随着上千自行车和步行者，好像是一支游行队伍。写稿抄稿找不到笔了，祗要向车窗外喊∶"笔，谁有圆珠笔？"马上就会有几支笔递进来。好几次被拦住，人们硬要往车上成箱地送饮料、面包、口罩（防催泪弹）等物品。推辞不下，祗好收下。其实车上堆满了这些东西，吃、喝、药、用，应有尽有。群众的热情使我深为感动。尚未听清广播内容，远远望见"绝食团指挥部"几个大字，便是一阵欢呼。在北京市公安局门口，我请司机停下来，专门冲着大楼广播。许多警察都拥到门口窗口来静静地听，却无人冲出来抓人。至此，我悬起的心才放下来。刚才让学生领袖全部下车实在是过虑了！有这么多群众保护，中共是不敢轻举妄动的。我悟出一条道理∶祗要军队进不了城，戒严就是一句空话，运动就不会被扼杀。此后，我还建议调动外地学生防守地铁，巡视堵军车"前线"等等。（见《历史的一部分》第88页─第93页）

这些无疑皆属"激进"之举。最近查阅资料，发现我写的《高全市人民书》可能是戒严之后最早的正式文告之一。我把戒严定性为"反革命军事政变"，也是最为激烈的言辞。如果堵截军队是严重的"激进"事件，我应承担煽动罪。

我还有一项严重的责任：未能估计到屠杀。我这样一个阅历丰富的对国情有较深了解的作家尚且如此天真，就不要再责备青年们了。严格说来，这是成年者的集体罪过。我应分担极其重要的一份。

但六四后海外媒体上曾报导的"正义者同盟"非我所组织领导。暗杀与地下武装斗争并非我的信念。

从自由出发

在表示承担责任的同时，我心中怀着巨大的忧虑。绝食和堵截军队无疑是构成八九民运的主体事件。没有绝食与堵军车，就不会有五月高潮，当然也不会有公开屠杀，但也就不会有全国二百个以上城市的抗争，也就根本不会有彻底否定中共统治合法性的八九民运。

个人毁誉事小，国家兴亡事大。

如果竞相认错悔罪，是否为了个人道德完善而置人类正义于不顾？

如果连比较温和的王丹都是三七开，过大于功，那么柴玲、李录、封从德、张伯笠、韩东方、严家其、鲍遵信、陈一咨、万润南等又该如何论罪？

如果站在第一线的人物皆过大于功，是否在逻辑上构成对89民运的严重否定？

如果随波逐流听任否定争取自由的英勇斗争，是否更加不道德？

如果谴责为争取自由而付出的牺牲，是否推翻了一整部人类史？

如果必须为反抗而招致的公开屠杀承担责任，是否更应为不反抗而延续那数量更大的例行屠杀承担责任？

我心中充满痛苦！

我们这一代人，从来就不是书斋里的智识份子。压迫与反抗已成为我们血液中不可改变的深在。我一刻也不敢忘记∶我就是囚禁在西北劳改营被活活折磨而死的右派，我就是濒临饿死手持棍棒揭杆而起的云贵高原农民，我就是金沙江边像柴垛一般燃烧的战死的造反者，我就是被活活剖腹挖心分而食之的广西少年，我就是像狗一样蜷缩在破麻袋片上晒太阳的因劳致残的老农，我就是奶头上挂着孩子烟熏火燎地煮食杂粮野菜的大嫂，我就是挎半篮鸡蛋去换食盐的倚杖而行的大娘，我就是刺血而盟秘密分田单干的贫下中农，我就是长安街上被坦克碾压被枪弹洞穿的学生，我就是四处流浪受尽凌辱的打工妹……─我不可能完全是安坐于太原及普林斯顿书房里的那个我。我不可能不为我所目睹我所经历因而我所代表的苦难问一声为甚么！

我们如此认错悔过，是否在不动声色地剥夺人民反抗暴政的基本权力？暴君们可以剥夺我们所有的权力，而无法剥夺的最后的权力就是反抗。

为甚么我们嘴上讲的是从自由出发，而实际上却主张从功利出发？

我并不想把自由与功利人为地对立起来。自由是好的，功利也是好的。当两者不可得兼之际，我们该如何选择？

在《为柴玲辩护》与《试论打破一环》两篇长文中，我以摆事实讲道理的方式论述了八九民运的和平理性非暴力、妥协、避免流血、维宪守法、柴玲"5·28录影讲话"、检讨历史的标准、失败、集权政权的不妥协、极权社会的反抗、理性与非理性等等。在这些论述的基础之上，现在要谈的是八九民运的精神。

裴多菲的一首小诗如此写道："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这首诗无人不晓，竟成为一代又一代中国人争取自由的战斗口号。本来，自由具有功利的成分，因为它体现为一系列基本权利。但是，当它一旦成为人类公认的基本价值观念，成为一种理想，就获得了超越功利的精神价值。让精神屈从于功利，生命就返祖为一种本能的生物性存在。人类为自由、尊严和爱情而不惜舍弃生命，并非对生命的否定，而是对生命的最高的积极的肯定。因为人是有精神的。没有了精神，人就不成其为人！正是有了自由精神，人类才成为天地间最辉煌的存在！有人曾这样假设：如果半个世纪前中国人不抵抗日本入侵而甘作顺民，那么今天不仅会享有富足的生活，而且随着世界潮流也会自然地获得民族独立。从日本对东北及台湾的经营来看，这种假设并非没有一定道理。但这种假设忘记了一个常识：自由是人类的天性。几乎所有的国家和民族都有为自由而战而流血而牺牲的历史。仅就社会主义国家而言，举其大端，1953年在东柏林，1956年在布达佩斯，1956年在波兹南，1968年在布拉格，1976年在北京，1980年在格旦斯克，1989年在北京，1989年在布加勒斯特，1991年在莫斯科，人民都曾为自由而战，并已经成为人类尊严的光辉篇章！如果选择一个场面选择一个镜头作为八九民运的精神象征，相信多半会选择王维林只身挡坦克。一个手无寸铁的平民屹立在一大队钢铁武器前毫不退缩，正是经典地表现了这种"不自由，毋宁死"的人类尊严。以"激进"来责难否定八九民运的朋友们，可以试着先批判一下王维林。批判他"以卵击石"、"不会妥协"、"浪漫煽情"、"期待流血"、缺乏"责任伦理"、不是"建设性的反对派"……总而言之─"非理性"。我猜想你们是作不到的。王维林烈士的壮举感动了全人类，因为他体现了从自由出发的最高贵的人性！这一画面，已作为人类对生命的终极理解和对自由的无上崇拜之最经典的诠释而载入史册！

中共凭藉武力建立了一个历史上最残暴的政权，对于一切人民的反抗，不管是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哪怕仅仅是思想的，他们非抓即杀！据估计，他们在和平时期杀死的人数是夺权时的20倍！在这种恐怖统治下，我们手不能作口不能说心不能想，甚至一则日记一封家信一字笔误都会惹来杀身之祸！就连在刑场上，他们都不允许就义者最后的一声呼号：用棉花塑料堵嘴，用胶粘嘴，用竹筒弹簧塞嘴，用手术线缝嘴，用铁丝勒嘴，用绳索套颈，注射麻醉剂，口服抑制剂，刀刺软肋，割断喉管等等。虽然人民一直没有停止反抗，但这种渗入血肉的恐怖毕竟达到了目的：绝大多数的人被抓怕了杀怕了。八九民运的空前规模的英勇抗争，正是中国精神黑夜里一道灿烂的理想之光！每一个民族都在自己的历史中给舍身取义的英雄留下了一席最尊崇之地。这不是对功利而是对精神的崇拜。失去了这种精神，就失去了理想，失去了魂魄，失去了一个民族赖以生存的根据。特别是在我们今天这个物欲横流的堕落的时代。一个民族可能遭受失败或挫折，但祗要这种自由精神不死，就不会被征服，就一定会复兴！

89年的中国比一千个太阳还亮！

那块苦难大陆上迸射出令全人类眩目的光！

我们中国人释放出心中压抑已久的自由之火，并在那圣洁的火焰中纯净了灵魂！

那五十几天胜过浑浑噩噩的一百年！

─请不要忘了那些值得骄傲的日子！

在我即将结束本文之际传来消息：中共中央军委4月18日发布1995年15号命令，将中国大陆城市分为五级，规定驻军人数，加强戒备。国务院拨款15亿5千万作为军队部署的特别款项。目前，不算正规军，中共已成为拥有六百多万警察部队（公安部队4百50万，武警部队1百50万）的超级专制国家！在这种超级恐怖政策之下，如果我们民族还想尊严地生存下去，如果我们中国人还要从自由出发去重塑我们的生活与灵魂，我们别无选择，祗有如守护火种一样在黎明之前守护八九的自由英魂！

那位参与戊戌变法策动护国讨袁的启超，曾悲愤地要向国会磕一百个响头"求赏宪法"。我不能与任公相比，奢望亦不及他高，但悲愤之情却同样难以言表！我要向在六年前也曾洒过一掬纯净泪水而今天鸣鼓而攻的各位朋友们磕头。我向你们磕第一个响头：请不要渎八九民运！我向你们磕第二个响头：请不要渎八九民运！……我向你们磕第一百个响头：请不要渎八九民运！

在《历史的一部分》中，我写了如下的一段文字：

"八九民运之伟大，不仅在于惯于忍受的中国人第一次挺直脊梁站了起来，要求结束做奴隶的历史，还在于天安门广场上的英勇抗争事实上成为共产主义世界总崩溃的开始，它已经成为确定不移地树立起来的历史的界碑。当岁月逝去，回首历史之际，我们可能会更加准确地评估八九的光荣。

我们应当为自身的种种过失和道德缺陷反思忏悔，尤其是当我们忆及那些永别了我们的死难同胞之际。

但是，我们无权卑琐地"每日三省吾身"，以忏悔反思之名去玷污八九的光荣。

因为八九民运不属于我们个人，它早已属于全体进步人类。"

我今天仍然不悔。我不愿为一碗红豆粥或者哪怕是如山的黄金出卖自由！

那怕祗剩下我一个人！

1995年6月24日于普林斯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