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之所以能在全国通缉且有秘密通道的情况下辗转半个中国坚持逃亡写作三年之久，与逃避责任而感受的耻辱多少有关。我之所以强烈地为学生领袖们辩护，更与此有关。青年们一无经验二无声望，却自觉地承担起历史使命，卓越地领导了一场人类历史上罕见的波澜壮阔的民主运动。他们刚刚从血泊里站起，便遭到了无数的指责。我、以及众多与我相同或大不如我者，不敢挺身而出，不敢承担责任，无人追究。那些当年的怯懦者更真理在手大加鞑伐而不觉稍有脸热。事情就有些荒诞起来。）
我愿为绝食接受审判
王丹在承认"我的功过是三七开"时，具体提到他所起的"负面作用"，祗举出一个例子："比如我也是坚决主张绝食的成员之一"。显然，他认为主张绝食是他最大的过错。此外，还有朋友指出：知识份子推波逐澜、出谋划策者，"将'文革'绝食经验传授给学生"。我很感谢他们没有点名。作为绝食的始作俑者，我该再"说清楚"一次了。（顺便说明一句，绝食的发明权不在文革。）
据张伯笠回忆：
"两天过去了，中南海没有任何动作。（指对学生们提出的七条要求。——郑义注。）四月十九日晚，郑义和北明又来到我的宿舍找我，郑义建议，实在不行就绝食，这是非暴力斗争最有效的武器。我赶紧从书柜上找出《甘地传》，研究甘地是怎么绝食的。
郑义说，应该先写个绝食的标语，但商店已经下班了，买白布也来不及了。我把我床上的白床单拿下来，铺在地上，两大瓶墨汁倒在饭盒里，郑义撅在地上，像写他的《老井》那样认真写着'绝食'两个大黑体字。同学们都夸他字写得好。他笑道：'文化大革命时练的。'
当我把'绝食'的床单带到新华门前时，正是四月十九日午夜了。几个北大的同学把床单铺在新华门前，北大数学系的一位同学很认真地征集签名，那些守门的军警毫无表情地看着他。"（《中国之春》1993年6、7期合刊：《长歌当哭》。下同）
"晚上，（指4月21日。张伯笠记忆有误，应为22日。因这次谈话中涉及郭海峰跪递请愿书。——郑义注）王丹、熊炎、郭海峰等人来到我的宿舍，商量筹备北高联的事，郑义和夫人北明也参加了，郑义对形势作了精辟的分析。他认为这是一场伟大的民主运动，从这几天发展的情况可以看到大学生的成熟和稳健。他告诉我们他这几天四处奔走，已开始征集着名知识份子签名，他们将以公开信的形式上书中共中央、国务院和人大常委会，要求他们能认真听取同学们的意见，郑义还就游行、静坐、罢课或绝食等步骤提出建议，让我们参考。"
根据我的回忆：
"当晚（4月22日胡耀邦追悼会后─郑义注），气氛颇紧张，盛传各高校要实行军管。咱俩又匆匆混进门禁森严的北大。我急着叫人找来学生领袖，要专门同他们谈一个问题∶绝食。这是一个屡试不爽的强大的群众斗争武器。在一间学生宿舍里，王丹、郭海峰、熊焱（？）与咱们见了面（在场的还有作家班张伯笠、陈建祖）。简单寒暄两句，立即进入正题∶如果当局实行军管，不准贴大字报，不准示威、请愿，不准出校门，便可立即宣布绝食。既不违法，又是困境中最有力的斗争方式。我向他们简略讲述了文革中我亲自参与的一些绝食斗争。祗要有数十人宣布绝食，就会有数百上千人响应，就会有数万人围观，捐款捐物捐药。而绝食者的请愿条件，便立即会成为全社会的议论中心。过二十四小时，体弱者开始昏倒；过四十八小时，开始大量昏倒；七十二小时是一重要临界点，每一分钟都会有救护车呼啸而去；穿梭不停的救护车将成为这座城市的主要景观；在政治高压下平素沉默不语的社会，立时会燃成愤怒的火山……此外，我对他们坚持非暴力的和平方式表示大加赞赏，回顾了文革武斗给人民带来的痛苦；暴力脱离民众，而且，暴力往往导致新的专制独裁……我提请他们注意∶尽快通过全校大选，成立合法的新学生会，尽快出版自己的报纸，以事实上的组织与出版物来争取宪法上一纸空文的结社出版自由；稳定领导核心，不要搞书生气十足的大民主，走马灯似地撤换领导核心……"（《历史的一部分》第23、24页）
我并不年轻，也不糊涂。早在当时，我就有承但责任的精神准备。
"听说是北大王丹发起，我心里一震。如果绝食有了善果，推进了政体改革，一切都好说。如果出了意外，我是难辞其咎的。
中午，北大二百绝食同学进入天安门广场；我闻讯赶到已是傍晚，正值清华、北师大、科技大、北航、理工等校绝食队伍入场。在场群众不多，数千而已，气氛不是大游行似的兴奋，压抑、轻微的悲壮。标语口号已成哀兵必胜之势∶'绝食请愿，实属无奈'、'绝食，不吃油炸民主'、'铲除官倒，从中央做起！从领导做起！从现在做起！''妈妈，我饿，但我吃不下'、'改革需要牺牲'、'永别了，妈妈'……
当一面巨大的黑色的'绝食'大旗在纪念碑前正中旗杆上升起时，我眼中含满了泪。在这个巨大的广场上，也许只有我一人才明白学生们迈出了怎样的一步！破釜沉舟，义无反顾！这是退缩与坚定的界沟。一旦越过，你便再无退路。青年们在宣誓了∶'我立誓，为了促进祖国的民主化进程，为了祖国的繁荣……'心里油然而生由衷的敬爱。我不了解他们内部讨论与决策的过程，但他们分明把这进可攻退可守的超级武器运用于摆脱低潮，把民主运动推向前进。这就是赤诚、勇敢！这就是智慧！
南来的风，鼓起了两根旗杆间的绝食大旗，如一面黑帆。这黑帆将载我们去何方？我说不清。也许，我们将抵达民主与自由的彼岸；也许风暴将把一切都埋入深深的海洋。无论结局如何，这些勇敢的年轻人都将付出沉重的代价！
难道历史的车轮要靠代代精英的鲜血来润滑？！
根据"绝食请愿团"正式宣布，绝食从五月十三日下午五点二十开始。
患软骨症的民族不应忘记这个时刻。"（《历史的一部分》第43、44页）
─所说"意外"，仅指绝食者死亡或终生残疾。至于说到要为绝食造成运动升级而因此"造成流血"承担责任，我当时还不具备这样丰富的想象力。
当我逃离大陆之后，特别是当我了解到在91年巴黎会议上大家为绝食发起者、绝食书起草者到底是谁颇有争执之后，便不愿再提这段往事。今天，当绝食已成为"激进"的重要象征，当人们已经开始在共产党之外寻找应对流血负责的人士之时，我不宜再保持缄默。对于一个决心永远与权力保持距离的自由知识份子，在政治上争功是一件可笑而不智的事情。但现的情势，使我不得不站出来为自己的言行承担责任。
我对我在八九民运中所作的每一件事情负责到底。
我愿意接受道德的、历史的以至法律的审判。
我在文革中的绝食经验
忆及先后向张伯笠、王丹等人建议绝食，这思路源于文革中的直接经验。
我一直认为存在"两个文革"。一个文革，毛泽东的文革：自觉地利用群众运动，摧毁政敌，夺回最高权力。一个文革，老百姓的文革：自觉不自觉地利用合法条件，反抗专制统治，争取基本民主权力。这"两个文革"互相利用交错缠绕，情况十分复杂，但人民追求自由、民主、正义的倾向不可抹杀。1967年夏，打着"造反"旗号摧毁中共地方政权的斗争已进入高潮。其时，我正在贵阳，参加首都红代会清华井冈山驻黔联络站工作。
一个突发事件震动了贵阳∶造反派的一支"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在从省城至毕节县的几百里山路上被分割包围。这支以唱歌跳舞来宣传造反的"远征军"被沿途各县武装部巧妙切割∶每县只拦截住车队的尾车，致使从贵阳到省界毕节的漫长道路上各县都成了围斗造反派的"战场"。断绝饮食，不许下车大小便，多人被殴伤，孤立无援，情况万分火急！
鞭长莫及，在省城占优势的造反派祗有游行集会，向显而易见的祸首贵州省军区强烈抗议。但军头们根本不怕游行示威，不予理睬。在一次紧急会议上，一些人提出一个方案∶组织一支庞大车队去把人抢回来。我坚决反对，理由十分简单∶在山间公路上拦截与切割车队易如反掌。不久之前，在四川宜宾城郊，我就有过失败的经验。于是组织车队的方案被否决，绝食抗议成为决议。
次日，数百绝食，数千后援的学生队伍占据了市中心大十字路口，交通立即断绝，政治气温骤然高升。我向王丹张伯笠等学生领袖所描绘的绝食景观正是那次绝食的实况。救护车满城飞驰，市民包围着绝食学生，而拯救远在天边的宣传队顿时成了全市人民的中心话题。一天多之后，省军区终于坐不住了，派人来与学生谈判。他们也怕触犯众怒；另外，他们更怕学生几个小时一封告急电报，引起了中共高层直接干预。但开始的谈判失败了∶学生们的条件过高，军头们下不来台。大约在绝食四十八小时前后，我们联络站开始干预，劝告学生放弃"承认错误，追究责任"等过高要求，只要先把被围困的同学撤回来就是大胜。理由颇能说服人∶文革中的绝食，大多在六、七十小时左右中共高层便开始干预，不好表态时一般便电令"复食闹革命"。根据目前政治局势，高层绝不会一边倒地支持我们，万一来一个"复食闹革命"就前功尽弃了！─所以，必须利用军头也怕上面干预的心理，马上达成协议，把受困同学救回，只要军方事实上低头了，危机解除了，我们就获得了重大胜利。根据我们提出的这一策略，学生与军方彻夜谈判，迅速达成协议∶双方派员共同组成一个"调查组"立即上路，尽快把学生撤回贵阳。
翌日黎明，我作为学生代表随"调查组"出发。约近午时，车队来到云贵高原上幽清险峻的鸭池河畔。我们还未过桥，便目睹一惨剧如电影慢镜头般历历展现∶在"调查组"三、四辆解放牌大军车前，一直有一辆大客车，里面是十来个热心救援活动的学生。他们并非"联合调查组"成员，但谁也不曾禁止他们随队出发。鸭池河两岸峻峭，千仞石壁刀削。我们目送那大客车如何爬上对岸削壁，又目送它如何突如其来地一个跟头栽下百米深的河，炸弹般激溅起冲天大浪。人们惊呆了。车队不由自主地停下。
几位学生领袖跳下卡车，拉开驾驶室门，拽住军方首席代表（一位军区副参谋长）脖领便要打。我迅速跳下车，拉住了哭喊着的失控的学生。不能打！和军方代表在这里打起来，贵阳的绝食怎么收场？那是关乎全省造反派政治前途的大局！又惊又气变了脸色的副参谋长整整风纪扣，急步向桥头哨所走去，命令守军下河救人。其实士兵们早已自觉跳下寒彻肌骨的高原河捞人了。
当我们的车驶上对岸峭壁，事故原因一目了然∶为了拦截造反派拟议中的救援车队，在险要之处设置了大青石路障。一会儿，从半崖下抬上一具尸体∶跳车的司机。腕表还在走动。又一会儿，救起两个学生。
突发事件使人头脑异常清醒。我问∶最近的县城在前还是在后？在前。便留人留车继续打捞，装上急需抢救的伤员和尸体高速向前。从这一刻起，我从茫然失措的军方代表和悲愤欲绝的学生领袖手中自动接过指挥权。
到达前方第一县城，伤员送进医院，便立即到县武装部安排放人。军方代表与当地武装部长密谈片刻，一切问题解决∶立即派医、派车，把被围困多日的学生送回贵阳。现在，问题倒出在学生一方了∶不肯回贵阳，要坚持斗争到底。我自报家门，以急切的口吻三言两语谈完贵阳绝食的微妙处境，要求他们顾全大局。"回贵阳！现在！马上！"学生们再无二话，即刻上车返回贵阳。现在，至关紧要的是封锁消息了！与"联合调查组"学生领袖们谈∶死人消息千万不能传到绝食现场，否则群情激昂，局面失控，前功尽弃！一致同意。好，分头执行∶他们安排暂不往回送死人和伤员，我到邮局打长话（不用官方电话，怕露"底牌"）请贵阳控制事态，防止抬尸游行。每到一县，皆照此办理，先到武装部严令放人，再到学生处发表五分钟局势演说。昼夜兼程，寝食俱废。一直挺到那遥远的省界县─毕节。
此时，贵阳那煞不住车的绝食早已越过了七十二小时"警戒线"，我向军方要了辆英国吉普，连夜返回贵阳。一路上，我不断催促司机加速，我必须赶在高层电令"复食闹革命"之前赶回，主动宣布绝食获得胜利。数百里山路，赶到贵阳已是午夜或凌晨，驱车直驶绝食中心，跳上指挥车，拿起话筒，宣布∶最后一批被围困的战友已在安全返回贵阳途中，我们的绝食斗争获得了完全的胜利！"哦……"成千上万的学生与群众发出胜利的欢呼！学生领袖们开始拟写正式宣布停止绝食的文告，我瘫坐着，迷迷糊糊地意识到∶一副千钧重担已从肩头卸下─苦斗两天两夜，一场超逾一百小时的绝食斗争终于……扑灭！
这种事还干过一次。从贵阳星夜赶赴遵义，成功地"胜利结束"了一次陷入僵局的绝食。在《历史的一部分》中有较详细记载，此处不赘。
我应对绝食陷入僵局承担主要责任
然而，在1989年的天安门广场，我却一筹莫展。我不停地询问自己：郑义，你这位"胜利结束"绝食的行家，你该如何动作？
一百小时之前，我尚沉得住气。
因为我感觉学生们提出的条件不高，一条否定四。二六社论，一条真正对话，祗要当局有心结束危机，不难做到。那怕仅仅是部分做到，便可以动员知识界作学生的工作，肯定有限成果，结束绝食。未曾料想，中共死硬得寸步不让，这就把绝食斗争推向僵局。
在天安门广场的日日夜夜，每当我听到《让世界充满爱》的晨播开始曲那安详和平的声音，便猛然一震∶又是二十四小时过去了！怎么办！
救护车将凄厉的笛声传遍全北京。昏厥的频率已按几何级数在剧增，医护人员紧张地抬着担架穿梭跑动。
从表面看来，这个已扩大到整个天安门广场的巨大营区一切依然如故。但我却真切地感觉到，这里的气氛已紧张到足以绷断任何坚强神经！这里发生的事件，现已超出了我的经验和政治智慧。我一直自认为是一个沉着的人，但近日来也感到了无法承受的精神压力∶虽然绝食是王丹等人发起的，但当那面黑旗升起的一瞬，历史的责任也雷霆万钧地压上我双肩，压得我呼吸困难！出路何在？经过痛苦思索，我决心打破运动中始终坚持的不与上层接触的理想主义原则，尽快与邓小平接触，申诉此次运动意在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绝无打倒他之意图，以期他作出某种程度的让步，结束绝食，走出危机。但邓家的人已找不到了。又征得绝食团指挥部意见，托人与赵紫阳接触，寻求妥协之途。听从赵紫阳劝解，给赵一分，算是支持改革派；赵对学运表个说得过去的态度，给我们一分，以胜利结束绝食，巩固已获得的民主成果。但赵已下台。我为结束绝食所作的努力毫无成效。最后，这场无法收场的绝食运动以戒严令的颁布，以对抗形式的转化（堵截军队）而结束。
我所犯的错误是没有认清对抗格局。文革中的绝食能收放自如，是因为对方是地方当局，在许多情况下，地方当局也畏惧最高当局的仲裁，不敢扩大事态。更重要的一点：文革造反带有"奉旨造反"的色彩，毛要利用造反派打击政敌，对某些"越轨"行为也祗有采取怀柔政策。而89民运的绝食运动则是与最高当局的直接对抗。如果最高当局采取非理性的死硬对策，一步不让，甚而刺激，就成了僵局。将彼时彼地的经验不加分析地套用于此时此地，使绝食陷入僵局，我应承担主要责任。而且，在一百小时之前不积极寻求控制事态的途径，实际上是对中共在最后关头的让步抱有希望。事实证明这是幻想。我愿承担绝食的责任，是我不可能推卸这个责任。不仅在于是我最早建议绝食，还在于我对学生有一定的影响力，还在于所有具有影响力的学生及知识份子中，祗有我有发起绝食和平息绝食的经验。
我应为号召堵截军队承担责任
20日宣布戒严。但深夜开进的军车被英勇的北京人堵截在城外。我意识到能否堵住戒严部队，是成败之关键。20日午后，我向副总指挥李禄建议把绝食团指挥车开出去转转，停在广场上发挥不了作用。必须把我们坚守广场的决心公之于众，号召群众坚决堵住军队。（大约18日后，指挥部便转移到一辆大客车上。因车门便于把守，开会可少受干扰。车上安装了扩音设备，）李禄同意了，把车交给我，由我指挥。我赶紧到广播站叫上北明，安排她与另一个女学生轮流播音。再把学生领袖悉数请下车（怕公安机关扣押广播车抓人），然后把车开上长安街。稿件是《告全市人民书》，由我匆忙中起草，仅三、二百字，辞句激昂。大意是∶李鹏、杨尚昆等一小撮野心家阴谋家擅自宣布戒严令，调动数十万军队包围北京，使用了从催泪瓦斯到坦克、武装直升机的现代武器来对付手无寸铁的学生和人民。他们撤消了赵紫阳总书记的职务，发动了一场反党反改革反人民的反革命军事政变。他们的反革命行径，遭到人民的坚决反对，数十万大军被人民成功地阻挡在北京城外，未能进入北京一步！在这个决定中国命运的严峻时刻，我们号召一切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市民团结起来，保卫爱国民主运动已取得的胜利成果，保卫天安门广场，保卫人民的首都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