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红／温都尔汗

于是“领袖”便纠缠我们一辈子，成为难以摆脱的一种“父权”。一九六四年国庆节前夕，人大会堂里在彩排演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我弄到一张票，看得目瞪口呆，像喝醉了似的回家去。一种来自朝鲜的造神“巫术”，对于北京的魅力型领袖，乃是如获至宝的，而真正的总导演是宵衣旰食的国家总理。那其实是在彩排十年文革。舞台上的阿谀、迷醉、癫狂，后来如法炮制到天安门广场，观众席里如潮水一般流传的，则是来自全国的百万红卫兵。这个彩排一直进行着，也没有随同文革而谢世，又在二○○八年夏天的“鸟巢”里再次上演。这种巫魅的仪式，对现代中国人进行了一道作旧处理，把他们变成一支支雄壮的秦俑方阵，六十年来从骊山秦始皇陵寝中陆续出土，也预先为两千年后的“全球化”世界工厂备好了庞大劳力。

话说温都尔汗的一个炸雷，把我们从批斗、武斗等种种攻击他者的野蛮之中惊醒后，记忆就被刷得一片空白。甚至塞给我们的这个幻灭，至今都是一个说不清的阴谋，而若是没有这个阴谋，我们恐怕一直要乐呵呵地呆傻下去││世上曾有哪个世代如此可怜过？于是，这样的幻灭，便不是苏醒。于是，我们还会对另一个“领袖”着迷，虽然他只不过比前一个矮了一头。他们可以再骗我们一次，实在怨不得他们，只怪我们永远不懂一个常识：他们本来就是骗子嘛。

无可救药者，更在这种“政治盲瞽”已然进入遗传基因，将繁衍出一代代幼稚的“理想主义青年”，无论是“八九”学生还是“可以说不”的愤青。八九年五月的一个夜晚，我站在金水桥的栏杆旁，张望那沸腾广场上的黑压压一片，心里焦急的只有一件事情：怎么才能让这些绝食的学生，和前来助威、呵护的百姓们相信，共产党是会开枪的？那是已经杀了四、五千万人之后依然存在的一个难题！

子弹费／民族魂／造神

因为人口过剩就人命不值钱？因为尊齿就得听任老人无耻？因为皇帝曾经丧权辱国就让主席凌驾一切？因为八国联军烧了圆明园就得服从“四项基本原则”？因为学生不肯撤出广场就得开放外资大举入侵？假如这些也算争议的话，那么都要由子弹来裁决，而子弹果真呼啸而来，木樨地的饮弹者却是一声“橡皮子弹”的惨叫││无奈林昭妈妈被逼为女儿遭枪决而支付五分钱子弹费的惊人细节，仍不能惊醒这样的懵懂。可是，一旦“反右运动”的阵前主帅，摇身一变为“改革总设计师”，我们还来不及去厘清这笔帐，又要继续为他的“开放设计”，而支付江河断流、草原沙化、森林消失、食品有毒甚至延祸子孙后代的代价。

说来凄凉，我们或许是“亡国灭种”的冤大头，叫它讨了二百年的债，否则我们不必慌着强国忠党或改造民族，以至灭绝了单个的人，而人口却从四亿增长到十二亿。六十年里中国埋头生产“反革命”，几无科学发明，却精于羞辱、折磨之术的钻研，内含多项世界之最，假如吉尼斯大全肯收录的话。“与人奋斗”因发达成一门哲学而“其乐无穷”，这一次我们倒是不屑于俄罗斯的“灵魂”拷问，因为我们有“民族魂”鲁迅的专利“灵魂疗救”，并在毛泽东手里发扬光大为“灵魂深处爆发革命”，因为绍兴的阿Ｑ穿越时间隧道，终于跟雷锋握上了手。

在这种国度里，抗议是一种“群胆文化”，悲痛才能聚众，“清明”由此变成一个“政治哀悼节气”，而“觉醒”总是在一个“好人”死了之后。七六年一月的寒冷清晨里，我躺在豫北农村冰凉的被窝里，被广播里的哀乐，催得浊泪满枕巾。其实大家都跟我一样，主要是在哭自己，只不过找到一个政治理由才哭得出来。“十里长街送总理”几乎是一个街头运动的新创造，但十三年后又去重复一次，至少是很没有想像力；而统治者更没有想像力，以为推倒前朝宫墙，扩出一个巨型广场来，它只具有万众雀跃欢呼万岁一项功能，殊不知造神的空间，恰好是最佳的灭神场所。

盛世／大循环／李叔同

不过，苛政不会锤炼叛逆者的智慧，毋宁只煎熬了他们的焦虑。异想天开的“民主一举成功”，大概不过是“解放全中国”、“全国山河一片红”的翻版，乃是由“叫你永世不得翻身”未预期地驯化出来。即便圣雄甘地的“非暴力主义”，似乎都用错了地方，尽管这是二十世纪所能提供的不能再好的和平抗议模式，无奈共产党岂有英国殖民者的“妇人之仁”？至于文革的绝食，那原本就是中南海里那个枭雄玩于股掌之上的雕虫小技。中国七个星期的浩大抗议，启动了苏东波崩溃浪潮，却在本土钩起二十年更冷酷的压制。这个更大幻灭，使中国知识份子的脊梁骨愈加缺钙。而我们或许只能遗憾，那为中国异议者所能使用的抗争模式，这个世界还没来得及打造呢。

这六十年，却把俄国人巴枯宁最早预感的“黄祸”幻觉，落实成真││鸦片战争输入的西方技术与中国人的原始奴性相结合，抚育两亿五千万劳力，日工资一美元，只是没有再拖着一条辫子而已，也非亚洲四小龙同日而语，却由“新儒家”早就预备好一顶“儒家文明现代化”的桂冠，偏又叫它遇上亚洲当红而欧美衰退，于是它的胃口，就是全球订单和买断全球，加一块儿就是“全球抢烂市”，于是它便可以绑架酒色财气的神州，又赎买昏头胀脑的华尔街，迎来一个油腻腻的“盛世”。

假如历史可以“假如”──假如谭嗣同没有把光绪手诏交给袁世凯，假如陈独秀出了北洋监狱后没跟李大钊去乐亭，假如一九一九年初毛泽东没能从上海码头赴法留学的人群中溜掉，假如在四川阿坝的叶剑英没有截获张国焘的电报，假如胡宗南的军长刘戡在延安王家湾追上了毛泽东，假如一九六一年彭德怀去美庐求见时毛泽东没有睡觉，假如文革中毛泽东没有特意留下邓小平的活口，假如林立果小舰队用高射炮平射击中了主席专列，假如八九年四月下旬赵紫阳不去平壤，假如五月份柴玲被人私下串线见了邓小平......这六十年会不会稍有不同呢？恐怕，它依然是近代二百年的逻辑后果、五四近百年的自然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