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在“五四”时代喊过一声“救救孩子”。晚清有“弃婴塔”，因为重男轻女的传统，民间常常把刚出生的女婴，扔进此塔，不管是健康、残疾、是活是死，扔进去的都活不了。堆积的女婴尸体，会有人来清理。直到西洋教会建育婴堂，在大门上开个抽屉口，任弃婴者将婴孩放入，由教会养育，由此弃婴塔才消失，上海至今还有一条马路叫育婴堂路——到今天在西方又延续成“领养”。我举此例，说西洋教会积德不是重点，而是说中国传统虽鄙陋，至少还有“弃婴塔”，进入现代之后毋宁更异常的残酷。

宁添十座坟，不添一个人；

谁不实行计划生育，就叫他家破人亡；

该扎不扎，房倒屋塌；该流不流，扒房牵牛；

喝药不夺瓶，上吊就给绳；

宁肯断子绝孙，也要让党放心……

涂写在无数村庄泥墙上的这些标语，显示了一个比文革还要暴虐的时代，从1979年到2015年，中国政府宣称，“一胎化”政策减少了4亿新生婴儿——也就是说，这个政策杀掉了4亿婴儿。

中国人，尤其是十亿以上的农民，血腥土改、高征购搜粮捆绑、大饥荒人吃人、文革清队血淋淋，他们都没敢怎么样，只有“一胎化”，让他们跟这个政权结了仇，他们说：计划生育叫我们断子绝孙啊！

中国政府早在1971年制定的“两个正好”的生育政策，到1980年已经将总和生育率从5.81降到2.24，人口出生率高速降下来了；也就是说，一家生两个孩子，到2000年也能把中国人口控制在12亿以内。但是，“一胎化”的1981年到1990年，总和生育率是2.47，说明这个政策完全无效。而且，这个政策还导致了人口老龄化和男女比例严重失调两大问题：

二十年后中国将出现四亿多老无所养的老人；

二十年后中国将出现四千多万壮年光棍。

所以一胎化政策，是现代中国最严重的、动摇国本的战略失误。这个政策的产生机制更荒谬。撰写《独生》一书的美籍华裔作家方凤美指出，中国厉行一胎化，是1980年邓小平要实现“20年后（2000年）GDP跃升4倍达1千美元”目标，专家告诉他达不到，除非把分母缩小，即人为压缩总人口，而出这个主意的，竟是军方科学家。她写道：

‘当时文化大革命才结束4年，中国社会学者、人口专家不敢讲话，声音无法进入讨论，只有国防科学家最具话语声量，国防工业又男性居多，以为“一胎化”执行后，若人口下降比率过多，调整数字、让人民再把小孩生回来就好，他们没想过社会不是说改就改，最后决定一胎化政策关键学者，竟是火箭工程师出身的宋健（时任国务委员，后主导三峡大坝兴建）。’

这个荒谬政策的反人道性，更令人发指。1983年中国进行了5800万例计划生育手术；2000年达到8600多万例绝育手术；这一年全国二点四亿育龄妇女，有百分之四十八使用宫内节育器、百分之三十六左右进行了输卵管手术结扎，永久绝育。这些数字的背后，是无数的计生暴行和民众血泪，这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有组织地侵犯女性的基本权利，全世界空前绝后。

中共首脑将活人当作死的数字拨弄，不止一次了，上一次是毛泽东狂想“大跃进”、“人均亩产万斤”，饿死了四千万人；这次是邓小平拍脑袋要“人均千元”而强压人口出生率，活活消灭了四亿婴儿，人世间有何种恶魔可以与之比拟？

中国的现代化，不是比晚清的“婴儿塔”还倒退吗？1918年鲁迅喊了一腔“救救孩子”，是不是白喊了一百年？

中国膨胀成“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外汇存底第一、富豪多得叫外面乍舌，但是国人高中毕业的比率，低于巴西、阿根廷、墨西哥、南非，农村孩子只有37%走进过高中校门。美国斯坦福大学发展经济学家罗斯高（Scott Rozelle）,穷三十三年之精力，做中国农村田野调查，他的结论是，中国农村儿童智力低下，有三大杀手：

1、他们至今只吃得上米饭、面条、馒头，肉类、水果、新鲜蔬菜稀缺，他建议中国政府给农村儿童提供维生素，那是最快最安全的铁元素和矿物质提供之途；

2、农村儿童27%贫血，体质虚弱而导致认知能力下降，不能集中精力，还有25%近视眼，看不见黑板；33%肚里有蛔虫，妨碍发育；

3、农村文化贫乏，没有足够刺激婴幼儿的事务，这使得他们跟城市儿童相比，不仅从娘胎里就吃亏，出生之后直到四岁，智商都低于城市，输在起跑线上，儿童在三岁，脑子已经定型。种庄稼、上工厂流水线，都不需要很高的智商，但是未来科技发展，对劳动力素质的要求更苛刻，对中国而言，这不仅失去了先机，也是一个社会公平问题。

蝼蚁

〇八年奥运会结束后，中国盛世马上开始逆转，股市跌到1900点以下，楼市下跌潮也从广东传到了北京、上海；珠三角、长三角、山东等地的企业开始大面积倒闭、减产、裁员，外资企业撤离中国，工人失业，大学毕业生就业艰难；失去工作的农民工开始返乡。在经济衰退、失业、收入减少、生活水平下降的情况下，民众心中积压的不满情绪，稍遇火星就爆发冲突，遍地干柴烈火。

接下来〇九年，又到了逢九的年份——59（大饥荒）、69（文革）、79（九一三）、89（六四）、99（法轮功），“中国逢九必乱”这类谶纬式的东西，连西方人也相信起来，〇八年美国专栏作家吉姆•曼恩（Jim Mann），在洛杉矶时报他的专栏里就说，翻开中国大陆的近代史，“逢九必衰”是一句口耳相传的谶语，其并非迷信，蕴含着“其来有自”的道理。

中国农民工大约有两亿三千万，正是“全球化”获取丰厚利润之最低端的廉价劳动力，他们的血汗结晶，便是“中国起飞”之大规模基础建设、城镇化和“世界工厂”。全球经济萎缩，处于产业链下端的中国，大批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关闭、破产或停产情况，万千农民工失去工作，工资拖欠，踏上返乡之路。此情形颇与晚清相似，太平天国的肇始，即在鸦片战争十年之后，因通商口岸开放，使广州北上的传统贸易路线改道，大量的挑夫失业，与被遣散的乡勇合流，落草为寇，而邻省广西的民间秘密结社的三合会，早已在社会破败之中复燃，由此结合便产生了爆炸性。但是当下中国的情势跟清末最大的不同，是朝廷民间的强弱在霄壤之间，晚清积弱自咸丰算起，已近百年，而中共却正在国力极强盛的时期，对突发事件的应变能力很有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