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父亲在那8年里也享了不少在老家享不到的福。比如他可以天天品尝武汉有名的热干面、面窝等早点，也可以隔三差五地去花楼街广益桥、中山大道一带转转，看看当年他拉土方建成的百货大楼或者他打过米泡的巷子。有没有比这些更让他开心的时候呢？当然有。比如1980年我带他参观了武汉大学的校园。当时大姐早已从郑州“黄河勘察设计院”调到武大工作，家就住在校园，而我则是武大的大二学生，住在学生宿舍。那天我带着他从大姐家所在的教工12舍出发，穿过校园正中的体育场，从依山修成的台阶拾级而上来到武大行政楼前。行政楼背靠苍翠的珞珈山，俯瞰高大梧桐树环绕的体育场。从行政楼沿体育场绕半圈就是有名的樱花大道。大道右侧是狮子山，山脚下的坡台上整齐地排列着枝条伸展的樱花树。独一无二的学生宿舍“老斋舍”在樱花树列后拔地而起。四栋“老斋舍”依山势上下四层，三个巨大的城堡式拱门把四栋宿舍连成有机的一体。每两栋宿舍间有108级石阶穿拱门而上通向各层宿舍入口。爬上石阶回望是三个拱门上方飞檐斗拱的樱花城堡。“老斋舍”顶宽阔的平台是读书散步的好地方。从平台前行上到狮子山顶，就是著名的山顶图书馆，图书馆大门左侧的墙上镶嵌着一块一人多高的汉白玉碑，上面刻着“中华民国二十三年国立武汉大学建”。它隔着“老斋舍”平台、樱花大道和运动场与行政楼相望。从图书馆正门可以俯瞰校园传统式建筑群，转到它后面则可以看到碧波荡漾的东湖。记得那天在山顶图书馆门前的台阶上休息时，父亲边啧啧称赞校园美景，边感叹道：“这里真是个仙境啊！”“仙境”这个词让我很意外。难道眼前蓝琉璃瓦顶的建筑群让父亲联想到他心中《西游记》的花果山或者大雷音寺了吗？如果是，我想那这一方面是因为武大校园确实美；另一方面，看到与该馆建成同年出生的大女儿在这里工作生活、小儿子在这里念书他心中充满了欣慰与骄傲。后来我又带父亲逛过几次武大校园。1985年我在”湖北省电力学校“工作3年后考上了武汉大学的研究生。我想父亲一定在心里向母亲的在天之灵报告了儿子的进步吧。

比欣赏美景更让他开心的是孙儿绕膝的天伦之乐。父亲在闪庄的时候虽然吃苦受辱，可是二姐的6个孩子却给了他和母亲带来极大的快乐。母亲去世我回老家奔丧时第一次见到外甥、外甥女们。那时的他们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二月底的寒风中，小外甥们只穿了件空心棉袄，双手深深地插在袖筒里，但红红的脸蛋上却焕发着勃勃的生命力。农村长大的他们不仅个个身体健壮、吃苦耐劳，而且特别懂事。在那困难的岁月里他们是姥姥、姥爷的开心果，也是他们的好帮手。父亲来武汉后，武汉的孙儿辈们同样给了老人家极大的欢乐。记得父亲最开心的就是寒冷的冬夜里，二哥的两个儿子偎在爷爷的被子里，为他暖脚。有时候爷爷逗两个孙子比赛心算，看谁更快；有时候，他又发表对两个孙子不同性格的观察，说弟弟脑子灵活，打完架先告状，害得哥哥挨骂。我女儿两三岁的时候，爷爷给她买了个泼浪鼓做过年的礼物。这个泼浪鼓我保存了好多年，女儿的大儿子两岁时我送给他做新年礼物，后来玩坏被不记得那个泼浪鼓故事（尽管我跟她讲过）的女儿扔掉了，很可惜。

这一时期为父亲养老作出最大贡献的是二哥和二嫂，因为父亲的最后8年里一直住他们家。大姐有三个孩子，还有同样从农村来武汉却没有户口的婆婆；大哥有两个女儿却只有一间房。我是77级大学生，父亲来汉时我正读大二，住学生宿舍，每天功课又紧，不可能照顾父亲。1982年毕业结婚后我和太太住了几年筒子楼，还是不能接待父亲。其实二哥家里虽说有两室一厅也很拥挤，可是因为体谅大姐、大哥家的困难，也为了支持我的学业，二哥二嫂从一开始就主动请父亲住他们家。后来他们把二儿子送到洪山的一家全托幼儿园两年。他们那样做仅仅是为了从小培养孩子独立生活的能力呢，还是兼顾了父亲的生活空间？1984我们小家在武大分配了一室一厅的房子，我把父亲接到家里住了一个星期。这期间他尝到了小儿子的南方人媳妇烧的菜，也牵着孙女的小手在校园散过步。这些年我常后悔没让父亲在我们家多住一段，让二哥二嫂多喘一口气。可是再一想，觉得那一星期父亲的心中应该有一点“安度晚年”的感觉吧。

其实，二哥还为父亲“安度晚年”作了一个更大的贡献，那就是设法解决了父亲的医疗费问题。母亲去世时只有64岁。文革中她被遣送回乡，不仅解除了公职，剥夺了退休金、公费医疗等一切待遇，还要接受劳动改造。这样的精神打击加上农村缺医少药，让母亲过早地离开了我们。父亲落实政策来武汉时已是古稀之年，身体免不了出现这样那样的状况。可是他比母亲幸运得太多了。他的养老是在国企体制改革之前，当时学校、机关、工厂的医疗都还全是免费。二哥正好赶上这个时期，把父亲看病的费用都在厂里报销了。严格说起来这个做法当然是违规的。可是二哥工厂的领导知道我们家的情况，在那个全国平反冤假错案的大环境下，领导们睁只眼闭只眼地支持我们，显示出一种人性的光辉——这和短短几年前说我“政治上不合格”，剥夺了我上大学资格的卫生局吴书记有天壤之别。因此就医疗条件而言，父亲最后的8年也是他名副其实的“安度晚年期”。

接父亲来武汉前我们姐弟四人商量好了，每人每月出10元钱作为父亲的生活费。我上大学前有8年工龄因而是带薪读的书，每月从环卫所领取43元的工资。与有家有口的哥哥姐姐们相比，每月拿出10元对我的负担小得多。1982年毕业后工资涨了些，我的负担就更小了。2022年秋退休搬家整理物品时，我发现了偶然保存下来的那一时期我给父亲汇款的邮局存根12张，时间是1984年5月至1985年10月。其中5个月寄了10元，4个月寄了15元，3个月寄了20元。那时候我的月薪应是50-60元。这意味着父亲每月至少有40元生活费。虽然不很高，但绝对是衣食无忧的，尤其是他看病不用花钱。

就在父亲终于可以安心养老的这个时期里，他骨子里的社旗精神突然苏醒，蠢蠢欲动了：他开始动脑筋做生意了。在全国越来越浓的经济改革的气氛中，他在二哥家那条街上开了个小人书铺。小人书又称连环画，是一种通俗读物，以图画配简洁文字讲故事。20世纪50-70年代中国没有电视更没有手机，是小人书的黄金时代。我这一代人都是小人书迷。放学回家做完作业就跑到花楼街和打铜街口的小人书铺，花2-3分钱就可以看2-3本。我关于《三国演义》、《水浒传》、《岳飞传》以及《鲁滨逊漂流记》和高尔基的《童年》、《我的大学》等的知识，最初都是从小人书获得的。1980年代的父亲赶上了小人书黄金时代的尾声，每天总有一帮孩子坐在铺子里那几条矮矮的长凳上静静地看书。不记得父亲开小人书铺挣了多少钱。二哥说，不在乎父亲开小人书铺挣不挣钱，只要他有个事做不寂寞就好。2014年和大姐一起与二姐团聚时，我有机会与外甥、外甥女们闲聊。他们在中国城镇化过程中早已进城，个个都是成功的民营企业家。老天爷很公平，外甥、外甥女们一个赛一个地孝顺，让吃了那么多苦的二姐在晚年获得了财富自由。聊到他们的姥爷时，一个外甥突然叹口气说：“哎，现在要是俺姥爷在，他会比俺们哪一家的生意都做得好！”外甥的话像子弹一样击中了我。是啊，父亲一生有30年在“越穷越光荣，越富越罪恶”的时代度过。好容易熬到“勤劳致富光荣”的时候，他已经垂垂老矣，不由得让人生出“生不逢时”的感慨。。2023年我回国探亲时，二哥分给我10本他保存的父亲开铺子时用过的小人书。它们是父亲这个社旗人“安度晚年期”的珍贵遗物。

1982年过年大舅从老家来武汉看他女儿（我叫她四姐）期间，到位于汉阳的二哥家与父亲团聚。三十二年前，是大舅把大哥从漯河带到汉口找父亲，后来他又曾和母亲一起从河南临颍到汉口贩卖过苹果。父亲和大舅这两个老兄弟历经沧桑后在武汉重聚，该有多少话要聊啊！吃完饭我们三兄弟三媳妇带着父亲和大舅去钟家村照相馆，留下了一张父亲“安度晚年期”的宝贵照片。

这一时期的父亲也留下了一个遗憾，那就是没有为母亲争取到平反。记得是1980年底左右，在父亲的催促下大哥、二哥和我陪同父亲去了一趟“新华织带厂”，要求为母亲平反。不料去了以后，厂里的干部说“你母亲的问题属于‘四清’问题。不存在平反的问题“。查维基可知，“四清”运动是1963年在中国农村开始的一场政治运动，运动从一开始的“清账目，清仓库，清工分、清财物”发展到后期的“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文化”。这场运动既是建国后阶级斗争扩大化的产物，也是“文化大革命”的预演。也就是说，在城里国营工厂工作的母亲根本不可能是“四清运动”的对象——除非你抓住“清政治”这一条，说母亲是地主婆。然而，即使是那样，如果父亲都被落实政策了，母亲不也应该落实政策吗？然而，在专政铁拳下生活时间长了的我们三兄弟都已变得十分懦弱，听到领导的话一下子就吓得失去了维护自己权利的勇气，居然连母亲究竟犯了“四清”的哪一条都没问就乖乖地被那些干部打发走了。今天想起这件事我仍然觉得自己当时太窝囊。回头再看二哥将父亲看病的费用报销这件事，我一点都不觉得有什么不对。母亲和《芙蓉镇》里的胡玉音及丈夫一样，是”四清运动“的牺牲品。不同的是胡玉音和秦书田在1979年都被落实政策，退回了被没收的新房，开始继续开店卖米豆腐，而母亲却没有。她的工资、退休金、公费医疗的待遇等全都被剥夺，最后连生命都搭进去了，你说到底谁欠谁的呢？二哥厂里的领导也一定这样算过这笔账才允许二哥报销父亲医疗费的吧。

1987年2月7日，父亲中风卧床一年后去世。父亲弥留之际，我们给在老家的二姐打了电报。二姐赶到武汉时，父亲已经离开了我们。父亲的后事是严格按回民的风俗办的：我和大哥在汉口民权路清真寺为父亲守了一夜灵，请阿訇念经，净身。完了二哥厂里派了一辆卡车帮我们将父亲葬在了石门峰回民墓地，墓碑上是大哥写的碑文：“河南泌阳回民郑兰序大人，生于1906年7月20日，殁于1987年2月7日。“父亲这个社旗人就这样以“泌阳人”的身份重归于土了。左侧写的立碑人共5名：上列的“孝男“是我们三兄弟，下列的”孝女“是大姐和二姐。三哥的名字没写上去。对此父亲和三哥大概都不会有异议吧。葬完我们姐弟5人在父亲的墓前照了一张相，那是我们郑家姊妹最齐的一次相聚。

回顾父亲的一生，可以看到其中最重大的事件就是他先后长达30年的逃亡和劳改。和同龄人一样，我从小被灌输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宏大叙事”，认为人类历史的发展有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经过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必然发展到社会主义社会，并最终到达消灭了人剥削人的“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社会。那时天天讲的阶级斗争也以这个“宏大叙事”为理论根据，说它是为了实现共产主义这个无比壮丽的事业所必须经过的一个阶段。这样教育的结果，我一直认为父亲是站到了历史的错误一边，应该接受改造——即使他的土地或许是辛勤劳动所得。可是改革开放后我和无数国人一样渐渐改变了看法。关于促成这种改变的原因，作家余华说得最简明：“中国书写了一部荒诞的阶级斗争史。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既没有地主也没有资本家⋯⋯执政者要求人民：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今天的时代有阶级了，执政者要求人民：千万要忘记阶级斗争。”今天的阶级的产生当然是邓小平“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决策的结果。这个决策让包括我亲戚在内的无数中国人摆脱了贫穷，我为之欢呼欣喜。可是它也导致了贫富悬殊。而且深一步思考会发现“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决策的理论困境：解放前本来就是一部人富裕的，是土改和三大改造剥夺了富人的财产消灭了阶级。现在重新制造阶级分化那不是走回头路吗？既然如此那何必当初牺牲那么多先烈、杀死那么多富人来消灭阶级呢？《智取威虎山》里说杨子荣“出身雇农本质好”，然而2017年11月北京市政府却驱赶了首都的“低端人口”。（“出身雇农本质好”的潜台词就是“穷人都是好人，有钱人都是坏人”。平白地给所有富人加上了无法摆脱的“原罪”。）中国政法大学丛日云教授在2013年的毕业典礼致辞中尖锐地指出了国家政策重大变化中小人物的命运：“国家走了一段弯路，对你来说就是毁了一生。“父亲特别是母亲的命运就是例证。其实大人物的命运同样如此——邓小平的三起三落和国家主席刘少奇的惨死不也是发生在国家走弯路的时期吗？

当然，父亲比母亲幸运，能够活到摘帽和安享晚年的一天。可是那并不是因为父亲从坏人变成了好人，而是要感谢国家领导人胡耀邦的决策。这一点和我能圆大学梦要感谢邓小平1977年拍板恢复大学高考一样。邓采纳了温元凯的建议，不问家庭出身、“自愿报名、择优录取”，给了我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然而，感谢之余，我总觉得什么地方不对劲，因为父亲和我一样，命运的转折都是由于我们自身以外的偶然原因突然实现的。换言之，“阶级斗争整人”或者“落实政策平反”，“让你上大学”或者“不让你上”都取决于某个大人物的意志。当我读到英国思想家洛克（1632-1704）的“天赋人权”思想尤其是是建立在其基础之上的美国《独立宣言》时，就明白了我为什么感到不对劲：“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他们被造物主赋予了某些不可剥夺的权利，包括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追求幸福和接受教育应该是每个人不可剥夺的权利，而不应该依靠某个大人物的决策或者恩赐。《独立宣言》的精神和当年“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口号、“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重在政治表现”的政策、卫生局吴书记对我“出身地主，不能上大学”的裁决相差何止十万八千里？而邓小平拍板的“自愿报名、择优录取”的高考规则和美国《独立宣言》精神有了共同之处。

回顾父亲的一生还让我思考了集体主义和资本主义在道德上孰高孰低的问题。因为从小接受的教育，我从来都坚信“打土豪，分田地”，让穷人过上好日子是正义的事业。富人的财产都是靠剥削穷人得来的，“资本从头到脚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所以通过暴力剥夺他们的财产在道义上天经地义，“好得很”。然而，阿根廷总统米莱彻底改变了我的看法。他2024年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的演讲对这个问题提出了完全不同但令人信服的观点。米莱是个资深经济学家。他根据自己多年的研究结果指出，资本主义在道德上远远高于暴力革命和集体主义。他这样说的根据如下：从公元0年到1800年间，世界人均GDP的年增长率始终是约0.02%，也就是几乎为0。然而工业革命后人均GDP开始呈指数级增长，它不仅不断翻倍，而且翻倍所需的时间从107年递减为66年，33年。也就是说1800年时，世界上大约95%的人口生活在极端贫困之中，而到了2020年新冠疫情之前降至到了5%。这个增长是自由贸易资本主义运作的结果。也就是说，资本家、成功的商人是社会的恩人，他们绝非剥夺了他人的财富，而是为普遍人的福祉做了贡献。（换言之，没有资本主义，今天的皇帝也只能坐轿子；有了资本主义，今天的普通人也拥有小汽车，可以坐飞机。）如果资本家的商品或服务不受欢迎，他将面临破产。相反，如果他制造出高质廉价的商品，他将会生意兴隆并生产出更多商品。市场是帮助他们发现如何做才能成功的机制。但如果国家惩罚资本家，后果是生产变少，社会整体的蛋糕变小，这将对整个社会造成伤害。作为一种经济体系，它的道德高度在于它的运作是基于自愿交换，而不是通过暴力剥夺或者政府税收强制的。

米莱的观点也为中国过去75年的历史所证明：改革开放前的中国不仅农民食不果腹，而且城市居民凭票购粮，社会整体的蛋糕极小，“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华国锋《第五届全国人大会会议政府工作报告》，1978年2月26日）。相比之下，改革开放40年中国取得了令世界惊艳、国人骄傲的成就：国人不仅早已实现丰衣足食，而且从平地上建成了超大城市深圳，重新打造了所有的城市，建成了高铁网络，涌现出华为、小米、比亚迪等一大批享誉世界的私营企业。这些成就的最大受惠者当然是中国的老百姓。我想中国老百姓都会同意以下的结论：今天的成就是邓小平“白猫黑猫”理论，“摸着石头过河”方法论的结果。然而，从经济学的观点看，“摸着石头过河”的结果就是市场经济，对外开放的结果就是自由贸易资本主义。换句话说，这个结论实质上和米莱的观点高度一致。改革前的革命牺牲了无数先烈，杀了无数富人，结果社会整体的蛋糕越做越小；改革开放后对内实行市场经济，对外搞自由贸易资本主义，中国没有为“宏大叙事”死一个人但社会整体的蛋糕却越做越大，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父亲去世那年秋天我来美留学。原来计划学成回国的，可是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回成。从那以后，我只能在回国探亲时为父亲扫墓。然而，回国的机会毕竟不多，因此每年到了父亲的忌日或者清明节，我只能请哥哥姐姐们为父亲扫墓时转达我对父亲的思念。值此父亲38年忌日到来之时，我决定将此文献给他，作为我在心中为他树立的一块永远的墓碑。

文章开头讲到我一直没写什么来纪念父亲是因为对他所知甚少。其实还有一个原因也让我迟迟没有动笔：即使写了，除了引起自己对过去的痛苦回忆又有什么意义呢？谁会有兴趣看这样的文字呢？可是方方的小说《软埋》改变了我的想法。小说结尾大学同学龙忠勇发现吴青林父母家土改时遭遇的亲历者丫鬟小茶幸存，然而害怕历史真相影响自己平静生活的吴青林拒绝见小茶。他决定忘记过去。于是研究课题从“川东民间大户建筑”派生出“民间大户建筑的社会学”的龙忠勇对他说，“这本书，我一定会认真地写出来。因为你不需要真相，但历史却需要真相。”我这篇文章就是为保存历史真相而写的——我所知道的我的家族史的真相。我相信一定会有人看的，因为我写的虽然是个人的家族史，但只需看看历次运动冤假错案被平反者的庞大群体和他们子女的人数，就知道它是具有普遍意义的。

杨继绳在他关于大饥荒的那本书的前言里说了下面一段话。他的话直接触发了我以文字为父亲立墓碑的决心：

这本书原打算名为“天堂之路”，后来我改为“墓碑”……“墓碑”有四重意思，一是为在1959年饿死的父亲立墓碑；二是为3600万饿死的中国人立墓碑；第三，为造成大饥荒的制度立下一个墓碑；第四，如因此书而遭不测，我也算是为理念而献身，自然也就成了自己的一个墓碑。

河南社旗店牌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