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亲重视孩子教育让他们得到了回报。母亲成为国营工厂职工后不久，大姐于1954年8月从“黄河水利学校”毕业，分配到位于郑州的“黄河勘测设计院”做水文工作，月薪52.5元。大姐回忆说，“相当一段时期里，我每月从工资里拿出三份，分别寄给母亲、姥姥和友人。给母亲寄的是20元，寄的时间最长，从毕业工作到1962年我成家生孩子为止，大约8年左右”。大姐对家里经济的贡献非常重要而且来得非常及时，因为那一时期家中三个男孩子都是学生而且正长身体。我记得大哥上学的帆布书包不仅破旧，而且没有背带，他每天是夹在腋下去上学的，二哥的“动物学“课本也是捡大哥用过的。我很喜欢那本精装课本里的彩色插图，比如松花江“狗鱼”的照片，”九斤黄“、”来杭鸡“和”狼山鸡“的照片等。我的关于肉食鸡，产蛋鸡和肉蛋兼顾等鸡品种的知识，就是从那本书里得到的。不过直到30多岁来到美国以后，我才第一次看到白壳的“来杭鸡”鸡蛋。——收到大姐每月汇款的父母亲一定十分欣喜吧。

然而父亲在汉口的逃亡生活在1958年戛然而止。那年秋天他被政府遣送回了他曾经历了起落的泌阳县闪庄。关于那次突然的变故大哥是这样写的：

1958年老家的公安把爹从汉口花楼街纸马巷带走了，说是把地主分子、保长郑xx主捉拿归案是全国公安大跃进的一个成绩。当时我20岁，正在武汉市一中读高二。那天上完晚自习回到家时，母亲难过地对我说“你爹被人带走了”。

大哥关于“公安大跃进”的说法我感到存疑。首先，父亲是隐姓埋名逃亡汉口的，没有知情人的举报公安机关靠“大跃进”是找不到父亲的；其次，隐约记得有人说过老家有个叫“麻锁”的人不知何故记恨父亲，将他告发，导致了父亲人生的第二次大难。父母早已去世的今天这件事的真相是无法弄清了。那年我6岁，不记得父亲被带走的情景。算起来我与父亲一起生活的时间总共5年左右。

劳动改造期（1958-1979）

父亲被遣送老家后，在那里接受了21年的劳动改造。大哥回忆说“原来担心当保长时的人命案会加罪于父亲，后来得知最坏的情况没有发生。爹被遣送回老家只因为他是个地主。“

人过半百的父亲被遣送回老家时是怎样的心情？那21年漫长的岁月里他在老家又经历了怎样的苦难？父亲被遣送时我还小，那21年里我没和他在一起，后来也不曾问过，这些问题的答案不得而知。今天回顾那一时期的父亲，我只能按照自己对国家历史的认知和对社会人性的理解从几个方面加以推测。

首先有一点应该没有疑问：他一定是怀着惶恐和愧疚之心回到老家的。这是因为老家有两个他不敢面对的孩子。前面说到除了大姐在外读书，父母、两个哥哥和我一家五口住在汉口。其实，我在老家还有一个姐姐和一个哥哥。我十几岁时第一次得知，在解放军即将打到闪庄的紧急情况下，身体瘦弱又是小脚的母亲一人无法带三个孩子出逃。万般无奈下只带了二哥一人出逃，将其余两个孩子送了人：二姐送给本村一个雇农家做童养媳，三哥送给社旗的一家穷人。仿佛老天爷有意要惩罚父母对孩子造的孽，8年后政府又强制父亲回来面对他们。我看过电影《唐山大地震》。里面徐帆扮演的一位母亲在1976年的地震中不仅失去丈夫，而且被救灾人员告知必须舍弃压在倒塌的房屋水泥板下一对儿女中的一个来保住另一个。母亲万般无奈下舍弃了女儿。不料女儿并没死，她被人收养长大了。多年后与意外幸存的女儿重逢时，母亲扑通一下跪倒在女儿面前请求饶恕。每次看到这个镜头，我的心头就忍不住一酸，上演起文革中也被遣返闪庄的母亲与自己无奈送人的二女儿重逢的一幕。其实，父亲何尝没有同样经过那撕心裂肺的一幕呢？因为是童养媳，可怜的二姐没上过一天学。父母亲那样重视孩子的教育，而他们的二女儿却是个文盲！仅这一件事该让他们一辈子多痛心啊！

2014年我和大姐与二姐团聚时，得知三哥一辈子记恨父母遗弃自己，发誓与他们老死不相往来。与三哥相反，二姐体谅时代巨变中父母的无奈，从未对他们吐过怨言。在漫长的21年里她全心全意地照顾父亲和文革中也被遣返回乡的母亲，并于1975年为母亲送终。从那时三姊妹的聊天中，我发现二姐对父母尽孝并不是因为她是个虔诚的回教徒，遵守了伊斯兰教的孝道；也不是因为她不是基督徒，没有“原罪”的观念，而仅仅是因为她觉得“他们是我的爹妈”。换句话说，她的尽孝是因为她心中最纯朴最自然的作为人之子的爱与善。想到这一点，我又觉得老天爷最终还是公平而仁慈的：在惩罚了父母之后，又给了他们一个最为孝顺的二女儿为他们养老送终。因为她对父母尽的孝和她淳朴的孝道，二姐在我的心中就是个天使，就是世界上最伟大最美丽的女性。前面提到我们家没有照全家福。其实即使父母在汉口带我们照了相，那也不是个全家福。——我们一家人从未在一个屋顶下聚齐过。但这也不过是中国社会巨变过程中微不足道的个人所付出的巨大代价的一个小小缩影。

第二个可以肯定的是他一定放心不下留在汉口的一家人吧。当时母亲一边全职工作，一边一个人带着三个儿子打拼。开始的3-4年里大姐每月的汇款还在继续，所以经济上还勉强维持。可是大姐成家生孩子后汇款停止，家里就困难起来。1961年大哥高中毕业，考入了华中师范大学数学系。师范院校免学费和住宿费，让母亲肩上的担子轻了些。可是那段时间家里的困难已经让看在眼里的二哥不能专心学习。正在武汉首屈一指的一中念高中的他决定辍学当工人来帮助母亲了。二哥辍学的消息传到父亲那里，他是怎么想的呢？虽然那时候报纸上天天讲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听到消息的父亲仍然在心里责备自己没尽到父亲的责任，没能全力支持孩子的学业吧。

第三个可以肯定的是父亲回乡不久就遇到中国1959-1961年的大饥荒。在那场人类历史上最大的饥荒中，父亲一定吃了不少苦头。

那时候我上小学了，当时的事还记得不少。比如我每天放学回家时饥肠辘辘，重复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饿biang了”(饿极了，汉口方言)。那也难怪，正长身体的我本来正餐就没怎么吃饱，又基本没有副食品。可是不论多饿，还得等母亲下班后生煤球炉，煮饭做菜。记得母亲患了浮肿，明亮的小腿上一摁一个坑。再比如一天早晨，在花楼街上学的路上，我看到一位大人边走边吃的手中包子突然被后面跑来的人一把夺去，抢犯得手后边跑边往包子上吐唾沫，周围的路人面面相觑。那时候我太小，不知道饥荒的原因和规模。我对三年大饥荒较全面的了解是近年读到一些资料之后，特别是杨继绳的《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

1959年4月底，在湖北浠水县城就读的中学生杨继绳目睹了父亲活活饿死的情形。他这样回忆自己当时对灾荒的认识：

父亲饿死，我很悲痛，但我没有丝毫抱怨政府。我不认为这和政府有什么关系。也不认为这和“三面红旗”有什么关系。我对当时宣传的“大跃进”的成就，人民公社的优越性依然深信不疑……我以为我家乡发生的事是个别现象。我以为父亲的事，只是我一个家庭的不幸。想到伟大的共产主义即将到来，家庭的这点不幸算什么呢？……1960年我考上了北京清华大学……在大学期间我还是很听话，一直担任团支部书记，1964年5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使我认识最初发生转变的是文化大革命。在文化大革命中，湖北省长张体学说的一句话使我震惊：湖北省在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了30万人。这时我才知道，发生在我家庭的悲剧不是个别现象。

大学毕业后他的看法产生了变化。改革开放后这个变化更是飞跃性的：

大学毕业以后，我分配到新华社。新华社记者可以接触到其他人无法接触到的社会层面。我不仅知道了很多与党史教科书上不一致的真实情况，我也看到了城市工人的贫困生活。作为新华社记者，我更知道报纸上的“新闻”是怎样制造出来的，知道新闻机构怎样成为政治权力的“喉舌”……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思想禁锢比过去松动了不少。一些真实的历史开始透露出来……一旦自己过去长期受到蒙骗，就产生出一种摆脱蒙骗的强大力量……作为新闻记者，我力求发表真实的报道和言论；作为学者，我有责任还历史的本来面目。

这本书就是他履行记者和学者双重责任的调查结果。《纪实》不仅显示1958-1961年全国有3600万人死于饥荒，而且第一章就披露了我老家的灾情：“河南饿死人最多的有三个地区，一是【泌阳县所在的】信阳，二是南阳，三是许昌。当时信阳影响最大，成为震动一时的“信阳事件”。这个地区在1959年冬到1960年春，至少有100万人因饥饿而死，饿死的人占总人口的八分之一以上。“（21页）

和平年代饿死“人口的八分之一以上”！这个数字令人触目惊心，因为这个比例超过了1942-43年的河南大饥荒！为什么会死这么多人？几个原因叠加造成的：天灾减产干部们仍虚报产量，因为不浮夸就被批判为“否定大跃进”，“向党进攻”，而一旦产量报高，农民就被迫多交公粮，直到口粮、种子都交上去，而为封锁消息又派民兵把守村口不让逃荒，当然就有人饿死。随着形势的不断恶化，饿殍越来越多以至于尸体无人掩埋，甚至人吃人。1962年国家主席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将大饥荒的成因归结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同年他又对毛泽东说：“饿死这么多人，历史上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7页）书里特别提到在这场大饥荒中“五类分子比劳动群众死亡多”（32页）。这么严重的灾情中父亲没有饿死实在是不幸中的万幸，其中一定有二姐一家的功劳。

杨继绳这样总结自己的调查结果：“人类社会在历史的某一阶段，在某些国家国度，曾经有一种以“解放全人类”的名义建立的、实际是奴役人类的制度。这个制度宣扬并实践的“天堂之路”，实际是死亡之路。“（12页）百年前徐志摩调查的是苏联的现实，世纪之交杨继绳调查的是中国的大饥荒，然而两人得出的结论却惊人地一致。

两人结论的正确性为1984年寿终正寝的“人民公社”的历史所证实。和“大跃进”一样，“人民公社”被称作建设社会主义的“三面红旗”之一。虽然被政府和作家浩然等人歌颂为通往共产主义的金光大道，1958年开始实行的“人民公社”不仅直接导致了三年大饥荒，而且导致了改革开放前20多年里农民长年食不果腹和全国城市居民凭票购粮。为了能吃饱饭，1978年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18户农民冒着杀头的危险签下“生死状”，搞与“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对着干的土地承包制，结果不仅小岗村农民立刻变得丰衣足食，而且由于土地承包制的普及，不久全国农民再也不用忍饥挨饿、城市居民告别了凭票购粮的时代。

然而，对父亲来说还有更甚于饥饿的痛苦，就是那21年里父亲作为“五类分子”受到的待遇。毛在1962年8届十中全会上指示“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1963-1965年，中国农村展开了“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的“四清运动”，紧接着是后来被官方定性为“十年浩劫”的1966-1976文革。在一个接一个的运动中，“五类分子”始终是斗争的对象。

1975年2月，我有机会亲眼看到了劳动改造期父亲的实况。那年正月十二母亲在劳动改造中去世。接到噩耗我和二哥两人赶回老家奔丧。到了闪庄父母的土坯房前，在湖北省红安县当过两年知青的我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房子没有门，只有个泥巴糊成的一人多高的不规则形开口，开口后面的帘子上吊着个牌子，上面写着“地主分子郑xx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名字上打着大大的红叉。因为牌子吊在帘子正中央，进出时我不得不小心翼翼地把它推到一旁，以免碰落。

谢晋导演的电影《芙蓉镇》让我看到了父亲那一时期饱尝的专政铁拳在湖南省的威力。电影讲的是1963-1979年湘西一个小镇上的故事。勤劳美丽的少妇胡玉音和丈夫摆米豆腐摊子致富盖了新房，却在“四清”运动中被划成新富农，新屋被查封，丈夫自杀。“文革”开始后，胡玉音被指定每天和右派分子秦书田一起扫大街。秦书田的真诚关心和帮助使两人产生了爱情。然而当他们申请结婚时，懒汉二流子支书却命令他们在门口贴上白对联“两个狗男女，一对黑夫妻”，不久秦书田更被判处十年徒刑。在宣判会上，秦书田叮嘱胡玉音“活下去!像牲口一样地活下去!”。在他最屈辱的日子里，父亲有没有这样告诫过自己呢？

父亲的屈辱感我完全能够理解，因为我自己也经历过类似的屈辱。1975年3月，我工作的武汉市江汉区环境卫生所党支部程书记突然把我叫到他办公室，通知我环卫所今年从区卫生局分配下来一个名额去武汉医学院上大学，经全所工人讨论通过党支部决定推荐我去。他还批准我三天假，让我复习功课准备考试。家庭出身地主的我原本根本不敢奢望上大学。听到这个好消息我兴奋不已，兴冲冲地利用那三天时间集中复习了我原本已经在读的《青年自学丛书》语文和数学分册。可是等我回到单位准备迎接考试时，程书记又把我叫到他办公室，尴尬地告诉我区卫生局党委吴书记驳回了单位对我的推荐并责令环卫所重新推荐。老书记同情地对我说，“小郑啊，我们党支部和全所工人都认为你是最合适的人选。从各方面来讲都是。可是卫生局吴书记说你出身不好，‘政治上不合格’。我不赞成她的决定，可是无能为力啊。”紧接着，我初恋的女友也宣布和我分手。我们是一同插队的知青，因家庭出身不好回城时都被分配到环卫所工作，她扫大街，我掏大粪。那是我一生中最屈辱最绝望的时候。

在父亲经历苦难和屈辱的那个时期里，他获准来汉口探过几次亲。有一年探亲时，我和他有过一次单独的感情交流。我从未对任何人提起过它，今天纪念父亲，我想把这件难忘的事记下来。那是1965年秋，我刚进武汉七中念初一。那天下午父亲结束探亲去大智门火车站乘车返回闪庄。因为母亲、两个哥哥和我上班的上班，上学的上学，父亲是独自一人去的火车站。那天我一直想着父亲。下午放学的时候不知哪根神经动了一下，我突然决定去火车站送送父亲。这样一想，我拔腿就奔向离学校不远的七路公汽集家嘴站。汽车从长江和汉水交汇点的集家嘴经过王家巷码头、大兴路、民生路、水塔、到大智路站后，我跳下车，以最快的速度跑到候车室。还好，父亲还在等车。见到父亲的那一霎那，不知为什么我突然泪崩。不记得当时我对父亲说了什么，但我想父亲一定不会忘记和小儿子那次意外的感情交流吧。我不知道为什么自己那天那样做。那时候可是个收音机里天天播放《不忘阶级苦》这首歌，学校也组织参观过《大型泥塑群雕收租院》的时候啊。如果说那天我想到好容易见到的父亲又要离开了就情不自禁地泪流满面，那应该就是那个13岁少年心中对父母爱心的自然流露吧。

就在父亲放弃一切希望，准备在劳改的屈辱中了此一生的时候，他的命运突然迎来了光明的转折。1979年3月，一个喜讯从天而降：父亲被摘掉了“地主分子”的帽子，不再接受劳动改造，而且获得了与在武汉的子女团聚的自由。喜讯来自国家领导人胡耀邦的决策。1979-1982年，时任中组部部长的胡耀邦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历次运动冤假错案的平反。被平反落实政策的对象包括55万名“右派”，300多万名错误打倒的各级干部，40万国民党起义人员，被查抄存款没收房屋的资本家——还有440多万名地主、富农。若加上他们的子女，上述群体的人数会增加多少倍呢？如此大规模的平反冤假错案，相当于把江山社稷的社会基础重新打造了一遍。

不幸的是母亲没有看到光明到来的一天。她死在了黎明前的黑暗。母亲被遣返回乡比父亲晚8年。那段时间里，我从一个幼儿园的儿童变成了中学生。记得那段时间里母亲给我讲了“王冕学画”和“范进中举”等故事。后来我才知道，这些都出自《儒林外史》。我还记得在父亲走后的那些年里母亲常常独自哼唱《苏武牧羊》。苏武是汉朝的使节。他留居匈奴十九年却誓死不降，天天手持汉节放羊，最终获释归汉。这首歌歌颂了苏武的爱国精神。

苏武留胡节不辱。雪地又冰天，穷愁十九年，渴饮雪，饥吞毡，牧羊北海边……任海枯石烂，大节不稍亏，终教匈奴心惊胆碎，拱服汉德威。

歌词里有“白发娘，望儿归，红妆守空帏，三更同入梦，两地谁梦谁？”几句，表达了苏武对老母和爱妻的无限思念。母亲是借这首歌来表达她对父亲、二姐、三哥的思念吗？歌曲结尾的“任海枯石烂，大节不稍亏，终教匈奴心惊胆碎，拱服汉德威”描述了苏武历尽艰辛最终苦尽甜来的结局。母亲是否有意识或者无意识地借这首歌表达她的一种信念呢——只要自己像苏武那样坚忍不拔，总有一天自己和家人也会看到光明的一天？

安度晚年期（1979-1987）

父亲摘帽那年73岁。获得自由后不久他来到武汉，在这里度过了他生命中最后的8年。接父亲来武汉养老是理所当然的：二姐一家辛苦照顾了父亲21年，可那是政府强制父亲在原籍改造的情况下不得已的结果；现在父亲自由了，轮到武汉四个子女承担父亲养老责任的时候了。

1979年正值文革结束不久，中国百废待兴，老百姓的物质生活并不丰富。小岗村的经验还没有在全国普及，城市居民的粮食依然凭票供应。父亲虽然有了“人民公社社员”的新身份，可是没有武汉市的户口，没有粮食配给——粮票制度直到1993才废除。但那毕竟是个拨乱反正的年代，老百姓的物质生活一年比一年好，父亲的粮票缺口可以通过同事朋友帮助等办法克服。最重要的是自1950年逃亡以来父亲第一次可以真名实姓地行走于市，抬起头来做人了，我们子女也不用担心被指责没有与父母划清界限了。这是我之所以把父亲的这一时期称作“安度晚年期”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