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父亲的中年期恰逢中国兵荒马乱，天灾频发：日本侵华，1942年河南大饥荒，1943年蝗灾，国共内战和“新中国”成立不久的土改。泌阳县、闪庄和我们家当然不能幸免这些动荡和天灾。比如《泌阳县志大事记》里这样记载了1939年本县的抗日战争：

5月3日，日本侵略军出动12架飞机轰炸泌阳县城和赊湾，投弹40余枚，炸毁民房2100百多间，炸死炸伤居民40余人。11日下午，四架日机再次轰炸县城，投弹30余枚，炸毁民房60余间，炸死炸伤21人。12日上午，16架日机又在县城，沙河店，龙王庙，官庄等地投弹120余枚，炸毁民房1900多间，炸死炸伤43人。秋，美国女作家、新闻记者史莫特莱（Agnes Smedley）女士由上海来泌阳访问，县城数千人集会欢迎，她在会上发表了抗日演讲，两天后去南阳。12月，国民革命军第五战区发动冬季攻势，以期从日军手中夺回信阳。泌阳人民组织担架，募捐布鞋，积极支援抗日，受到第二集团军司令孙连仲和六十八军军长刘汝明的赞扬。（《泌阳县志大事记》21页）

大姐在《我的故事》里这样回忆她的抗战经历：

最害怕的是跑日本人的飞机，只要听到由远而近的嗡嗡声，全村人都乱跑，想办法躲蔽起来，否则飞机扫射会死人的。听说日本人要进村子，全村几百人，男女老少都跑到罗汉山上去，大人用带的熟绿豆给孩子们充饥。待几日后，再派年轻力壮的人回村探听消息，然后决定山上大批的人能否回村。这种躲来躲去的日子，每年有好几次，所以我的小学是经常停课的。

大姐说日本人进村前全村几百个男女老少都跑到罗汉山躲避，日本人走了再回村。那么，日寇要来的情报是怎么得到的呢？得到情报后向谁报告呢？几百号村民先到山上避难，日本人走后再回村。这么多男女老少参加的大行动，而且情况每次都万分紧急，没有人组织指挥是不可想象的。这个组织指挥者无疑是担任保长的父亲吧——那是他的职责所在呀。电影《地道战》讲的是高家庄人民抗击日本鬼子的故事，但高家庄男女老少的行动都是在村长高老忠和他儿子民兵队长高传宝的指挥下进行的。故事里的高老忠其实就是个保长，他之所以叫村长是因为高家庄地处冀中根据地吧。换言之，父亲当时履行了和高老忠一样的职责，指挥了保护闪庄村民的行动，只不过没有像高老忠那样被日本人杀害罢了。

关于1942年河南大饥荒，《泌阳县志大事记》的记载极简：“春，风，旱成灾，入夏尤旱，庄稼无收。人多以草根树皮充饥，有的人卖儿鬻女度日，时全县逃荒要饭者达6万之多。”关于1943年整年《泌阳县志大事记》里的记载仅一行字：“8月，飞蝗过境，大部秋禾被食”。大姐关于这两大灾年的证词虽也简略，却是亲历者提供的当年我家情况的一手资料：“1942年河南大旱，第二年蝗虫灾害，庄稼绝收。老百姓有饿死的。我们家也吃过榆树皮拌野菜，青大麦粒等代食品。”大灾年仅4-5岁的大哥对1943年蝗灾的记忆非常具体：“在我的记忆中，【1943年蝗灾时】乡亲们把蝗虫用装粮食的布袋子装起来。装满的一袋一袋蝗虫交到保公所，就是我们家，有几袋蝗虫就堆在我们院子里。这件事我一直记得很清楚。“今年大年初一我和大哥视频拜年时他告诉我母亲也要过饭。

为了更全面地了解河南大饥荒，我翻开了刘震云的《温故一九四二》。这是一部发表于1993年的纪实小说。根据他对家人、乡亲、当年中外记者的报道和政府救灾不力的调查，作者讲述了他的故乡河南大旱加蝗灾饿死人口十分之一（三百万）的故事。冯小刚读完这部作品后感叹：“我一口气看完，对本民族的认识产生了飞跃。小说没有故事，没有人物，也貌似没有态度没有立场，主角写的是民族，情节写的是民族的命运。”2012年冯小刚根据小说导演了电影《一九四二》，将70年前河南大饥荒的惨烈景象重现在国人面前。《温故一九四二》将统治者的“大历史“和民间视角”小历史“互相交织，可圈可点之处很多，可是作品给我印象最深的有两处。第一处是他与92岁姥娘的对话：

这就对了。一个村几十口，全省算起来，【饿死的】也就三百万了。我问：“没死的呢？”姥娘：“还不是逃荒。你二姥娘一股人，三姥娘一股人，都去山西逃荒了。”“姥娘，你呢？”姥娘：“我没有逃荒。东家对我好，我又去给东家种地了。”

这段对话说明当年的地主并不像教科书说的都是《半夜鸡叫》里的周扒皮、《白毛女》里的黄世仁或者《收租院》里的刘文彩。近年的调查也证实了这三个形象均为编造。

第二处是作者令人震撼，甚至冒天下之大不韪的最后结论：

那时的河南人，十之八九困于饥饿中。照此下去，我想我故乡的河南人，总有一天会被饿死光。，，，后来事实证明，河南人没有全部被饿死，很多人还流传下来，繁衍生息，五十年后，俨然又是在人口上的中国第二大省。当时为什么没有死绝呢？是政府又采取什么措施了吗？不是。是蝗虫又自动飞走了吗？不是。那是什么？是日本人来了——一九四三年，日本人开进了河南灾区，这救了我的乡亲们的命。日本人在中国犯了滔天罪行，杀人如麻，血流成河，我们与他们不共戴天；但在一九四三年冬至一九四四年春的河南灾区，却是这些杀人如麻的侵略者，救了我不少乡亲们的命。他们给我们发放了不少军粮。我们吃了皇军的军粮，生命得以维持和壮大。当然，日本发军粮的动机绝对是坏的，心不是好心，有战略意图，有政治阴谋，为了收买民心，为了占我们的土地，沦落我们河山，奸淫我们的妻女，但他们救了我们的命；话说回来，我们自己的政府，对待我们的灾民，就没有战略意图和政治阴谋吗？他们对我们撒手不管。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生存，有奶就是娘，吃了日本的粮，是卖国，是汉奸，这个国又有什么不可以卖的呢？有什么可以留恋的呢？你们为了同日军作战，为了同共产党作战，为了同盟国，为了东南亚战争，为了史迪威，对我们横征暴敛，我们回过头就支持日军，支持侵略者侵略我们。所以，当时我的乡亲们，我的亲戚朋友，为日军带路的，给日军支前的，抬担架的，甚至加入队伍、帮助日军去解除中国军队武装的，不计其数。五十年后，就是追查汉奸，汉奸那么多，遍地都是，我们都是汉奸的后代，你如何追查呢？据资料记载，在河南战役的几个星期中，大约有五万名中国士兵被自己的同胞缴了械。，，，日本为什么用六万军队，就可以一举歼灭三十万中国军队？在于他们发放军粮，依靠了民众。民众是广大而存在的。一九四三年至一九四四年春，我们就是帮助了日本侵略者。汉奸乎？人民乎？【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在战役之前采访一位中国军官，指责他们横征暴敛时，这位军官说：“老百姓死了，土地还是中国人的；可是如果当兵的饿死了，日本人就会接管这个国家。”这话我想对委员长的心思。当这问题摆在我们这些行将饿死的灾民面前时，问题就变成：是宁肯饿死当中国鬼呢？还是不饿死当亡国奴呢？我们选择了后者。这是我温故一九四二，所得到的最后结论。

民族灾难深重的这一时期也见证了父亲的低谷时期。也是在1943-44年，任保长的父亲遭遇了牢狱之灾。大姐回忆说：“解放前父亲坐过牢，记得当时我妹妹才一两岁，什么原因我不清楚。我去狱中看过他，他的双脚带着铁镣，走起路来哗哗作响。”大哥的回忆提到父亲坐牢的地点和原因：

我清楚地记得，我坐在牛车上，向闪庄的东南方古城寨走，跟着妈妈到古城寨去看望被关押在那里中央军大牢中的父亲。我长大点后才听母亲讲，是父亲当保长的时候派庄上的保丁到贾田征兵，征兵的对象是贾田一个大户人家的儿子。征兵过程中发生纠纷，保丁开枪打死了这家的儿子，结果追究起来，责任就落在了父亲的头上。我看到了被关押的父亲。他的双脚戴着沉重的脚镣，一动就发出哐啷哐啷的响声。

（我从未在老家生活过，但查地图发现贾田在闪庄北面约4公里。中间隔着潘庄、孙庄、龙台、石台四个村子。父亲派人去贾田征兵，难道他的管辖范围也包括贾田等北面的几个村子吗？这不大可能，因为“一甲10户，一保10甲”即100户。大哥回忆录里”说本庄的人及附近庄上的人“推举父亲当保长。不知这个细节能否解释父亲的贾田征兵。）

“中央军”是对蒋介石嫡系部队的通称，即抗战以及国共内战时的国民革命军。《泌阳县志大事记》1938年里记载：“五月下旬，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冯玉祥来泌阳视察国防工事，分别在沙河店，向沙关群众大会上发表抗日演讲。历时六天，后去舞阳。”可见大哥说的“征兵”由中央军负责，征兵过程中出了问题也由他们处理。

“征兵”俗称“抓壮丁“。提起“抓壮丁“，我们这代人都会想起1963年八一制片厂的喜剧《抓壮丁》。电影讲述了民国时期四川华蓥山地区的国民党反动派与保长、地主老财等反动势力相互勾结，以抗日为幌子大抓壮丁，从贫苦百姓身上榨取钱财，迫使贫苦百姓揭竿而起的故事。2004年该电影被改编成26集电视剧《王保长新传》，主题不变。百度电影简介里“以抗日为幌子”的说法显然是“国民党不抗日”这个宏大叙事的一部分，可是随着大陆《血战台儿庄》的上映，这个宏大叙事本身也在不断演变。就父亲的低谷而言，他执行征兵的对象不是穷苦农民，而是“一个大户人家”；不仅没有像《抓壮丁》或者《王保长新传》里的王保长那样捞到钱，反而吃官司坐了大牢。父亲遭此大难的时候，母亲却异常镇定，稳住了一家大小的人心。据大哥回忆，“母亲认为保长是绝不会让保丁打死征兵对象的。咱们没做亏心事，心里不着慌。”母亲的见识在我们家面临危机时展现出强大的力量。果然不久父亲就获释了。

逃亡求生期（1950-1958）

抗战期间父亲有惊无险地度过了征兵引起的牢狱之灾，然而几年后一场更大的危机又降临到他的头上，这场危机迫使父亲于1950年开始了他长达8年的亡命，先从闪庄逃到驻马店，再从驻马店逃到漯河，最后从漯河隐姓埋名逃到了汉口。

这场危机就是“新中国”成立不久的土改，即“土地改革”。“土地改革”在第一次国共内战期间（1927-1937）有一场先行运动叫“土地革命”，中共党史因此将那一时期称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1927年的“八七会议“提出了“枪杆子子里面出政权”的方针，并把“打土豪、分田地”确立为土地革命的核心内容，就是说主要的斗争方式不是斗地主，而是杀地主。1928年井冈山根据地颁布的《井冈山土地法》提出了“打土豪、分田地”的口号。抗战期间，为了联合地主阶级共同抗日，“打土豪、分田地”被改为更为温和的“减租减息”。然而，抗战胜利后国共二次内战期间解放区恢复实行土地革命的做法，“新中国”成立后的1950年6月《土地改革法》颁布，土改在全国展开。根据1954年12月出版的内部资料，“1949年冬季至1951年春季，河南省土改分三批进行……第三批共有6个市郊区和【泌阳等】43个县，人口1400余万，时间是1950年冬季至1951年春季。“（中共河南省委农村工作部编印内部资料《河南省土地改革文献》上册，1954年12月出版。2页）可见闪庄土改的时间是1950年冬至1951年春。如下所述，父亲的出逃与土改文献记载的时间完全一致。

从其性质来看，“土地革命”这个名称比“土地改革”更确切，因为土改也是伴随着流血暴力的。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共党史专家杨奎松写道：

建国后【土地革命的做法】又一度回潮，再度导致全国许多省份出现乱打乱杀的情况。新一波打杀造成了怎样的后果呢？后来毛泽东有过一个说法，他说中国有3600万地主，其中有400万地主是坏的，因此在土改中杀了100万，关了100万，管制了200万。但实际上，整个土改以后，地主、富农连同其家属基本上都被管制了。（杨奎松《中共土改的若干问题》）

诗人、作家徐志摩于百年前的1925年去了一趟苏联，目的是考察这个号称正在消灭人剥削人的私有制以建立一个“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理想世界的国度。然而苏联的现实让他得出结论：“他们相信天堂是有的，可以实现的，但在现世界与那天堂的中间却隔着一座海，一座血污海，人类泅得过这血海，才能登彼岸，他们决定先实现那血海。”土改采用了苏联式暴力革命的手段。电影《活着》里，赌赢了徐家大宅和田产的龙二土改时被枪毙。听到枪声的徐福贵吓得尿了裤子：“本来被枪毙的是我呀！”方方2016年的小说《软埋》更深刻地思考了土改期间的暴力革命。故事从新世纪初倒叙至土改时期。私企主管吴青林把老妈接到自己在武汉的新别墅养老，老人家见到豪宅却意外惊恐道“要不得呀，他们要来分浮财的”遂陷入痴呆。后来吴青林从父亲的遗物日记中得知父母惊人的身世：原来他们都是土改的幸存者。父亲是川东乡绅家的少爷。虽然他本人在上海学医侥幸存活，但全家在土改中被迫集体自杀且被“软埋”（不用棺材直接埋到土里）；同为乡绅又能诗会画的外祖父全家则先于祖父家被杀。亲手掩埋婆家主仆众人后九死一生逃出的母亲在巨大的刺激下失去记忆，但几十年后突然见到儿子豪宅时她下意识地做出了恐惧反应“我不要软埋”！在《后记：我们不要软埋》中，方方说小说是根据一位企业家朋友母亲的亲身遭遇创作的。其实与《软埋》里乡绅同样的悲剧在土改时期的河南也上演过。比如商丘地区在土改复查中“自杀地主共197人，其中有101个自杀地主来自夏邑县“。（熊慧颖《建国初河南省土改复查运动研究（1951-1952）》，郑州大学硕士论文，2016年，32页）再比如《软埋》中吴青林的爷爷是辛亥革命功臣，曾参与剿匪，捐献土地粮食，拥护新社会，但最终还是没能逃过劫难。吴爷爷的结局和泌阳县乡绅王友梅（1887～1950）的遭遇极为相似。1986年版的《泌阳县大事记修改稿》1950年里记载：“11月25日，建立泌阳县土地改革运动委员会，史雷峰任主任委员。12月30日，以反革命罪将王友梅枪决。”（22页）然而，今天的《河南党史方志网》上这样介绍王友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