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期间，王友梅对国民党当局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政策及其为政腐败现象深感不满，于是，利用自已上海《大公报》常驻开封记者身份，为《中国时报》、《大公报》撰文，披露黑暗，抨击时政……解放战争期间，他资助中共代表活动经费1000元，还表示坚决执行中原局领导邓子恢的指示，说服张轸在武汉举行起义……1950年12月30日，以反革命罪——指挥过反动武装进攻竹沟根据地造成“竹沟惨案”，将正在湖北浠水县参加土改的王友梅逮捕，押回本县判处死刑。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为其平反。（http://www.hndsfz.com/szfzg/2023/03-22/13552.html）

父亲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决定出逃的。大哥回忆当时的情形说：

那是1950年秋。记得有一天我正在闪庄南门玩，突然有人来叫我回家。我不记得是谁叫我回家的，肯定是母亲亲戚家的小孩。于是我回到在闪庄北门的家中。回到家中后，母亲说你赶紧跟铁XX家的顺找你爹去吧。当时八路军要抓他。他先跑到驻马店，又从那里跑到漯河躲起来了。当时土改还没有开始，但是风声已起。到漯河200里路，须步行。由于时间紧迫来不及准备干粮，母亲给了我五毛钱，可能是家中仅有的现金……铁顺比我大好几岁，他对闪庄到漯河的路比较熟。我们基本没走大路，都是走的山沟沟小路……晚上在一家店住下。店里两间土屋，地上铺着粗席。赶了一天的路，浑身困乏得不行，躺在席上舒服极了。和其他的干店一样，这家店的主人晚上管饭，就是一大海碗面条。我美美地把那碗面条吃得干干净净。住店又吃面条，不知道要花多少钱，铁顺没有向我要钱……一路劳累终于到了漯河铁xx家。他们家在漯河做皮匠生意。应当感谢铁xx和铁顺带我走出闪庄。

“八路军”就是解放军。当时的人们沿用抗战时期的叫法，大哥这里使用了他少年时代记忆里大人们的叫法吧。毛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描述了“土地革命”时期湖南地主们的仓皇状态：“土豪劣绅们头等的跑到上海，二等的跑到汉口，三等的跑到长沙，四等的跑到县城，五等以下土豪劣绅崽子则在乡里向农会投降。”按这个标准，大哥回忆录里的父亲属于二等地主。

在漯河住的时间不长。是因为觉得那里离老家太近，不安全。怕时间长了会有老家当权的人来找麻烦。于是决定到汉口去。汉口离老家远，一般人不可能到汉口找麻烦。是大舅带我从漯河到汉口的。在漯河上火车时，我是买的半票。从漯河到汉口火车上免费发面包，说明当时的火车和今天的飞机一样属于高档的交通工具。我们是在汉口大智门火车站下车的。下车后大舅领着我沿铁路边走到罗斯福路和南京路路交叉口，那里有个庆丰园商号，是父亲的落脚点。商号掌柜的是河南漯河人，姓赵。

大哥漏写了一个关键事实：父亲从漯河逃到汉口时为安全计改变了自己的名字。我从小无数次填写“家庭成员表”，知道这件事。

大哥到汉口后，目睹了父亲作为新移民的辛苦求生。他的回忆让我想起自己手提旅行箱初到美国时的情形：

庆丰园住的时间不长……爹看在南京路无法维持生活，也不方便安排我上学，就想看看位于花街街纸马巷2号的豫和恒商号那边是否更容易安身立命。豫和恒的掌柜叫谢xx，是河南桐柏县人。谢xx叔伯弟兄七个，他是老七，其中四家住在那里，我和他们几家的小孩一样叫他七叔。谢家开山货行，爹在他行里卖过牛皮。因为都是河南人，彼此关系融洽。豫和恒所在的花楼街是汉口有名的商业区，生活极为方便，尤其对我们回民：不仅花楼街广益桥的牛羊肉店近在咫尺，而且广益桥出民权路口就有一座清真寺，前花楼走到头拐个弯的二圣巷里还有个回民小学。爹看准这个地方将来谋生活比较容易，小孩子上学也方便，就尽力争取在纸马巷安家。豫和恒答应我们在他们商行住，但由于没有空房，就同意我们在二楼空着的大厅里隔出个房间住。于是爹托在铁路上工作的老乡买了旧木板，自己动手在大厅里围出一间房。隔出房间后，大厅里留出L形的走廊当过道和厨房。后来我们一家五口就住在这里。这个房间小极了，不超过12平米。

大哥对我们家房间的描述让我想起方方小说《风景》里主人公一家九口在汉口“河南棚子”的13平米板壁房。“河南棚子”靠近京汉铁路沿线，因20世纪前半叶大量河南移民聚居得名。这里以简陋的棚户为主，卫生条件很差。可是纸马巷的房子非常气派：三个门牌号连成一体的房子就是那条小巷全部的长度，清一色灰耐火砖外墙，高大的石库门，宽敞的大厅，二楼房顶上有晾衣服乘凉的平台，一楼有周围老城区想都不敢想的抽水马桶。附近的环境与“河南棚子”更有天壤之别：登上平台眺望，可以看到不远处中山大道民众乐园文艺复兴式穹顶、长江边上原英租界雄伟的江汉关钟楼、1957年10月通车后更有万里长江第一桥的雄姿。难怪在“河南棚子”附近的庆丰园住了一段的父亲一眼就看中了纸马巷的住所。纸马巷在1973年的市政改革中合并到相邻的一条更长的巷子，叫大江家院。合并后纸马巷2号成为大江家院13号。我在那个地方住到1978年上大学。那是我灵魂的故乡，因为我从孩童到青年的记忆都与那里紧密相连。

父亲带大哥在汉口安顿下来一年多后，我自己终于在大哥的回忆录里登场了。

1953年下半年，妈带着大弟（我二哥）和小弟（我）来到汉口。自从我走出闪庄，住的地方不停地换，直到搬到花楼街纸马巷才算安顿下来，直到妈来了我们才算真正有了新家。当时我在汉口回民小学上学，经常抱着光屁股的小弟到学校玩。

虽说是安顿下来了，怎么挣钱养家却是个挑战。大哥说“这期间母亲和大舅试着从河南临颍贩运苹果到汉口大智门水果行，但好像没赚到什么钱”。他还说父亲贩卖过牛皮，骑自行车为河南人小餐馆送过面粉，打过爆米花，用架子车为刚破土的汉口百货大楼（后称工艺大楼）拉过土方。母亲则在统一街文书巷口卖过袜子毛巾小百货。大哥自己也沿街卖过毛巾、馒头。长我六岁的二哥去年网上视频时告诉我后来母亲买了一台手摇织带机与几位河南女老乡开了“武汉第二摇带社”。再后来汉口的几家摇带社经公私合营被合并成了国营“新华织带厂“，厂址就在花楼街10号（即前花楼去回民小学的途中）。喔，原来这样啊。“新华织带厂“后来的事我就记得了，因为我上小学时天天去母亲厂里吃她在茶炉上为我热好的午饭，夏天最热的时候则去那里喝冰镇酸梅汤，那是厂里提供给职工的防暑降温饮料但母亲自己舍不得喝留给我的。母亲从此成了国营工厂的职工，家里的经济开始有了基本的保障。

我还记得几岁的时候跟随父亲走街串巷打米泡的情景。早上父亲挑个担子来到周围一带的巷子里，担子上挑着小板凳、教皇帽顶式的矮炉子、枣核形米泡机、齐我胸口高的风箱和接米花的长口袋。到了地方父亲边生炉子边吆喝兜生意。那时候大家都穷，爆米花经济实惠，是汉口市民最大众化的零食，很受欢迎。记得周边居民听到吆喝纷纷用布袋子装着自家的大米、玉米或年糕片排起队等候打米泡。炉子生好了，父亲把米泡机装到炉子两头的铁架上，右手拉动风箱，左手握着炉火上米泡机的手柄不停地摇，边摇边看圆鼓鼓的机膛和手柄之间的温度表。到了预定的温度，父亲以手柄一边的铁架腿为支点将米泡机转离炉口，机头伸进铁丝圈撑起的长袋口，大吼一声“米泡响了——！”，猛地扳开机膛盖。“砰”地一声巨响，香气扑鼻的米花就冲进了长袋。父亲将爆好的米花转进顾客的袋子后，又开始接下一位顾客的活。那时候我太小，不知道打一锅米花收多少钱，但记得开始前父亲一定会问顾客是否加糖精，若加是要另外收费的。还记得不少顾客亲切地把打好的米花抓一大把塞到我这个河南老乡的小儿子手中。因为小时候目睹过父母的求生，今天的我对街上的摊贩、搬运工、快递小哥们有一种亲近感，觉得自己也是他们中的一员。

有一件小事可以旁证当时父母的艰辛。我所有同学的家里都有全家福的照片，唯独我们家从未拍过一张全家福。我最小时候的照片是幼儿园时老师和孩子们在大兴路江汉公园门口石狮子旁的集体照。

这里我想特别强调的一点是在逃亡求生中，父亲始终不忘孩子的教育。大姐早在父亲出逃前已经离家去郾城中学读书，后来被保送到“黄河水利学校”，成为一名中专毕业生。大哥则先后在漯河小学、汉口洪益巷综商小学、回民小学和武汉一中上学，后来考取华中师范大学数学系，成为我们家的第一个大学生。二哥也考取了武汉首屈一指的武汉一中高中部。解放后出生的我是家里最幸运的，5岁起被送进回民小学幼儿园，接受了同龄人可以得到的最好的教育。回头看关于孩子教育的一切安排，母亲这个老教师想必都曾参与，甚至主导。大姐大哥初级小学（1-4年级）的老师就是自己亲爱的母亲，这一点令我羡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