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国际时事是我们在文革中的一种生活，身在西下洼、放眼全世界，是我们的座右铭，国际时事主要靠读报纸、听广播，再加老师上课得来的。那时我们对国际的了解虽说很偏狭，却特别细致，以至连世界上一些小国小党都格外清楚。

美帝，被我们打倒了许多年，但后来的主要敌人又换成了苏修，全国所有舆论10几年中始终以苏修为靶子，三年困难时期撤走专家、撕毁合同、逼中国还债，而今在边境陈兵百万、觊觎我国领土、随时可能来犯，这些话语，我们大多能倒背如流。尼布楚条约、瑷珲条约、天津条约、北京条约、伊犁条约等等，是我们必须背诵的历史知识。

印度支那三国四方，如今恐怕已经被人遗忘了，可那个年代却是我们最熟悉的知识，还一再被列入考试的内容，多次游行都是为了这三国四方。越南是“同志加兄弟”，胡志明是我们尊敬的越南领袖，越南北方的领导人黎笋、长征、范文同、武元甲、黎德寿，我们耳熟能详，甚至我们都知道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领导人黄晋发、阮友寿、阮氏萍的名字，因为这些名字天天出现在报纸上、广播里。

估计我们那代人对柬埔寨政治之熟悉，已经超过了柬埔寨的老百姓了。红色高棉是我们多年坚持支援的对象，波尔布特、乔森潘是报纸和广播里天天歌颂的人物;当然还有西哈努克亲王、莫尼克公主、宾努首相，他们的见报率和周总理一样多，我们经常在电影院里跟着和蔼的“努克”、美丽的莫尼克、摇头晃脑的宾努周游全国各地，欣赏美景，吟诗作词，陪同常常是文豪郭沫若，他们的行踪几乎都拍成了纪录片;先是朗诺、施里玛达集团，后是洪森、韩桑林，都成了我们打倒的对象，其实这些人长什么样当时我们根本不知道，只是随着报纸一起喊而已。

老挝的苏发努冯亲王、富马亲王，当年念起这些名字，就和我们说邻居街坊一样熟悉;澳共(马列)主席希尔，大概澳大利亚都没几人知道，而我们中国人却最熟知，因为他每次来中国都受到毛主席接见，永远登在人民日报头版头条。朝鲜是“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但那时好像中朝关系不如中越显得那么热烈，只是每当中国来了政治运动，金日成都会表示支持，我在人民日报上就读过他支持批孔、评法批儒、评《水浒》批投降派的来电。

阿尔巴尼亚是“欧洲社会主义的一盏明灯”，“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中阿两党、两国人民……”这封毛主席致阿尔巴尼亚的贺电还被谱成曲，旋律上口，人人会唱。地拉那，阿尔巴尼亚的首都，改革开放以后我经常问外国人，回答都说不知道，而我们全国男女老少那时谁人不晓?霍查、谢胡，连国防部长巴卢库，在我们这里都如雷贯耳，后来，巴卢库成了反党集团头子，我们都说他是阿尔巴尼亚的林彪。

中国当年拼命援助和支持的越南、朝鲜、阿尔巴尼亚，后来都曾与中国交恶，记得尼克松访问中国大陆后，一位伯伯来我家串门说，阿尔巴尼亚开始公开批判中国，对毛主席的三个世界划分理论也是全力攻击。中国在阿尔巴尼亚的眼里，已经成了中国眼里的苏联。回想起来，当年的革命外交路线真是彻底失败，口号白喊了、援助白给了、仗白打了、人白牺牲了、歌也白唱了，原来养了一群白眼狼，我们受骗上当不说，还打肿脸充胖子，反不如以后的中美、中苏、中日关系，获得的好处特别多。其实，苏联和东欧国家一直坚持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席位，作用不小，并不像有人说的那样，完全是靠“非洲兄弟抬着进入联合国”的。

我在中学时，正赶上毛主席号召多学点理论，于是我就经常参加课外学习小组，读了一堆的马列原著，读过之后的感觉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越读越对现实有怀疑，总觉得现在距离马克思主义太遥远。文革前期，书店里除了马恩列斯和毛泽东的著作外，几乎没书，而图书馆长期被禁闭，文革后期，随着批林批孔、评法批儒、评《水浒》的运动，书店里开始出现一批所谓儒法斗争的书籍，儒家都是“供批判用”，法家则是为了学习，一律由工农兵大批判组注释，这让我读了不少书，买了不少书，如果不看前言，不看套话注释，还是开卷有益。我家有位邻居曾文经是哲学系教师，忽然间门庭热闹起来，一个工厂的工人理论组每天一早就过来，说是和曾老师一起注释法家著作，可争吵声常常从窗户里传出，最后不欢而散。好在那时不是文革前期，社会没有那么严酷，他没有因此被批斗。

文革时期，我们获得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一是靠报纸社论转引，二是中央文件，连我们这些中学生都经常集中起来倾听中央文件的传达。每项指示一出来，都有特定所指，但常常语焉不详，颇费揣测。文革后期，大家都明白上面有两股势力，明争暗斗，此消彼长，一遇毛主席指示出来，周围的长辈都会在那里纷纷猜测，这是指谁的，那是批评谁的。例如“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马列主义的，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开后门来的也有好人，从前门来的也有坏人。“这几句我记得非常清楚，不仅老师、父母、邻居在议论，同学之间也在传小道消息。“走后门”在那个时代非常盛行，似乎干什么都会想到“走后门”，招工、当兵、逃避上山下乡，买紧俏商品，都有人“走后门“。售票员、驾驶员、邮递员、保育员、理发员、服务员、售货员、炊事员，这“八大员”是当时最好的工作，更有人靠后门往里钻，还有人靠着顶替制度，让父母提前退休，然后自己顶替当工人。我哥哥高中毕业那年一门心思想入伍，我父亲想尽了各种办法找后门，可我家在部队实在没什么后门，只得作罢。

文革后期，除了8个样板戏外，终于出版了一些小说，还上映了一批新电影，都是反映阶级斗争的，也有旧作新拍，浩然是那时最著名的作家。不过，包括8个样板戏在内的所有新旧作品里，那时最鲜活最生动的形象几乎都是反面人物，而且语言也有味道，不那么干瘪生硬，让我们过目过耳不忘，如刁德一、胡传魁、鸠山、钱广、马小辫、松井、汤司令、胡汉三，还有葛优的父亲葛存壮饰演的那个讲授“马尾巴的功能”的教授。我读过的一部有史以来最差的小说叫《虹南作战史》，也诞生在那时的上海，后面署名是集体创作。电影《闪闪的红星》是那个时代家喻户晓的影片，也是最著名的儿童片，可现在看来，一个孩子又杀人又放火，实在是“儿童不宜”，不知为什么，这部影片时至今日竟然还在电视频道不断播出，说是爱国主义。对电影《决裂》，当时我已经心存疑惑。郭振清饰演的那个主角举着一个长满老茧的手说，有人讲上大学要有资格，看，这就是资格!我想，既然如此，那何必叫大学?干脆办个农业小学岂不更省事!实际上，这也是我对当时工农兵上大学的想法。我的三姨夫在天津大学为工农兵学员上课，他告诉我，有的学生连小学水平都不够，多数人必须从初中开始补起。于是我就发问：那这个大学又有什么意义?我也常想，大学毕业生甚至中学毕业生都被说成是世界观没有改造好，是小资产阶级，必须接受工农的再教育，那为什么不取消大学和中学，让大家直接当工农不就得了!何必费了那么大劲，将人培养成资产阶级，然后又费劲再来改造?

那时的外国电影就那么几部，观众都是来回欣赏，情节烂熟于心，如苏联的《列宁在十月》《列宁在一九一八》;朝鲜的《摘苹果的时候》《卖花姑娘》《南江村的妇女》《鲜花盛开的村庄》《看不见的战线》《永生的战士》，其中的“600工分”(《摘苹果的时候》)，特务老狐狸还有接头暗号“你拿的什么书”“歌曲集”“什么歌曲集”“阿里啦”(《看不见的战线》)，印象最深;越南电影的名字都忘了，只有一个跳大神的镜头，“天灵灵地灵灵”一直难忘。阿尔巴尼亚的电影水平最高，《海岸风雷》《地下游击队》《宁死不屈》《广阔的地平线》《勇敢的人们》《第八个是铜像》，让我们领略了欧洲电影的手法。这些电影今天看起来实在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但当时都比中国电影好看，朝鲜电影有爱情，苏联电影有生活，阿尔巴尼亚电影有情趣，所以，我们百看不厌。

看内部书、欣赏内部电影、去内部书店，是70年代前期北京一些人的生活。我读过的内部书有《林肯传》《拿破仑传》等，邻居王金陵是王昆仑的女儿，人民大学语文系教师，她翻译的《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特意送给我父亲一本，前面标明供批判用，我反复读了多遍。日本电影《啊，海军》《山本五十六》《日本海大海战》《联合舰队》等内部电影，谁如果有幸搞到一张票，就是荣耀，看过之后个个津津乐道，赞不绝口，没人对日本军国主义产生什么仇恨，同学里还有人非常崇拜山本五十六和神风突击队，其中有位团干部将这种崇拜居然写进了思想汇报，在学校轰动一时。人民大学当时已经被撤销，我父亲当时被调到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工作，不但常常可以给我带回来各类禁书，还能开出内部购书介绍信，我时常手持介绍信去琉璃厂的中国书店内部营业部看书、买书，一看就是半天，里面的几位店员都认识我，夸奖我会买书，物美价廉。我买了《于湖居士文集》《苏东坡文集》《经传释词》《经籍纂诂》等，最高价2元5毛，最低价5毛，都是线装书，可惜那时我没多少钱，以浏览为主，不然可以拥有多少善本珍本啊。

我父亲在北师大图书馆的同事中，有好几位是因历史问题而不准登上讲台的，有的留日，有的留美，有的留德，都会三门、四门外语，所以被分配到图书馆做编目工作。一位姓贾的伯伯会英日俄德法西5门语言，被定为“特嫌”“有严重历史问题”，他曾抽空教了我半年日语，我至今未忘。如今回忆起这几位老先生，很替他们遗憾，一肚子学问却长期不能教学生，算是白白耽误了。

文革从头到尾都是与教育过不去，与老师过不去，与考试过不去。开始是斗老师、打老师，学校长期无法正常上课，后来又不断地掀起事端，运动不停。从马振福公社中学事件、批判《园丁之歌》，到学黄帅反潮流、学张铁生交白卷、批师道尊严、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老师始终是靶子，而且总会拿考试开刀。后期的这些批判浪潮，我们这些中学生都被要求写出批判文章，我在班里算个写手，又是团支部宣传委员，所以，黑板报、广播稿和大字报没少写。在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时，学校团委要求第二天必须贴出自己署名的大字报，我只得写了一张“令人发指的教育”，不点名地批判我们的物理老师唐润和。唐老师没有历史问题，60年代清华大学毕业，所以在那个课堂纪律十分混乱的年代，敢于站出来维护秩序，爱捣乱的同学们都怕他，而他对我们这些爱学习的学生却关怀有加，可我实在找不出什么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的问题，因此，他的形象就成为我的批判对象。这张大字报让我后悔至今。

邓小平主政以后，整顿工业、交通秩序，遏制了文革以来长期存在的派性斗争，改变了许多地方和行业的混乱局面，社会生活趋于好转，这让当时的人们都对他心存感激，佩服他的能力。在他再次被打倒的前夕，有几件事对我的影响很大。一是对周荣鑫的批判，引起了很多人的不满;二是刘冰等人向毛泽东告发迟群、谢静宜，受到毛泽东的批评，说矛头是对准他的，周围的邻居都说这两个人何德何能，居然能掌管中国最高学府，还是教育界和北京市的领导，无非就是近侍嘛;三是连《创业》《海霞》这样的影片都曾通不过，令我们感觉莫名其妙。

1975年11月下旬，因为刘冰等人的信而招致毛泽东的批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始，当时北京很多部门都在开“打招呼会议”，会上宣读了《打招呼的讲话要点》，其中的话，我记得非常清楚：“清华大学出现的问题绝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有些人总是对这次文化大革命不满意，总是要算文化大革命的账。”从此，社会上谣言四起，不满情绪日益明显，连我内心的反感也在增加。

从那时起，我一步步走向醒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