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学校里，被批斗次数最多也是最残酷的是田静一老师，大约快50岁了，以前她从未教过我，但我却在学校礼堂参加过多次批斗她的大会。每次在台上，她都被高年级同学强迫做“喷气式”。她的罪名是历史反革命加房东。我还被班级选为代表，上台批判田老师。那次批判会，我脚穿翻毛皮鞋，说到激愤处，猛一跺脚，吓得田老师向后一闪，以为我会踹她一脚。
文革发动没多久，红卫兵还将“勒令”贴到了我家门口、我的祖母当年被划定为地主成分，所以此时也在劫难逃。她每天被迫站在北京铁一号大门口，与几十个老弱病残的所谓“地富反坏右”加资本家一起受批斗，浑身沾满路人的吐沫，还有人不停地向他们身上扔石头，常常被砸得头破血流，最后又被一起遣送原籍劳动改造。临行那天，祖母被剃成阴阳头，不得不在头上裹着条头巾，正好我放学回家，在路上遇见她背着包袱往外走，她一见我就大声喊我的小名，而我却不敢上前。没想到这一喊，竟成永诀，回到上海嘉定娄塘老家后不久，她的尸体就漂浮在池塘里。当时公安局来电称“畏罪自杀”，可上世纪80年代我去嘉定，当地检察院却告诉我也有可能是他杀，真相一直难辨。那个年代，北京火车站的每一天都是一幕幕凄惨的景象，一群群年迈的所谓地富反坏右和资本家、反革命，有的被剃成阴阳头，有的衣衫褴褛，有的蓬头垢面，个个犹如被打上了印记，一看就是被遣返回乡的“黑七类”。他们拎着包袱，低头匆匆往车站里走，路人可以肆意向他们吐痰、扔石块，甚至踹一脚，打一拳。返乡的一路上，他们在车厢里也是乘客羞辱的对象，在长途汽车同样是众人欺负的弱者。
我的母亲曾是中共上海地下党员，文革期间先被关押，后又送水泥厂劳动。1969年下放江西的前夕，军代表和我母亲的一个学生忽然来到我家，召集我们全家开会。那个女学生个头很高，其父是军级干部，所以披件军大衣，趾高气昂。她高声要求我们帮助母亲找出问题，认清历史，端正态度。幸亏我那时没有犯傻，最终也没有站出来揭发批判自己的母亲。而我家邻居的孩子，只比我大一岁，他的父亲在一所大学任党委副书记。一天，红卫兵将他的父亲揪来大院游斗，说是让邻居认清反革命黑帮分子真面目。他的父亲低着头，戴着纸糊的高帽，边走边敲锣，喊“我是黑帮”;而他，则牵着一根绳子，绳子的另一端就套在他父亲的脖子上，嘴里不断高呼：我要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划清界限!在我居住的那个大院里还有一家，父母分为两派，姐妹二人各随一派，天天家里争吵不休，互相揭发批判，都自称誓死捍卫毛泽东思想。
高喊打倒围观抄家领教武斗下放劳动
那个年代，我们这些孩子除了学语录、唱颂歌、向领袖像鞠躬、批斗老师、打群架、砸玻璃外，就是每天等待喜报和捷报，学校要求我们晚上只要有重要广播，都必须在广播后到校集合，然后游行、学习。最新指示发表、全国山河一片红(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成立)、八届十二中全会召开、九大闭幕，我们无不上街庆祝，高呼口号，一直折腾到深夜。我们还参加浩浩荡荡的游行大军，相继到缅甸驻华大使馆、印尼驻华大使馆、苏联驻华大使馆门外示威，嘴里高呼过“打倒吴奈温”“打倒苏哈托”“打倒勃列日涅夫”“打倒柯西金”，尤其是苏联驻华大使馆前面那条路不知去过多少次，珍宝岛事件发生后，我们的游行更加起劲，嗓子都喊破了，那条路也早被改为“反修路”。但我也很奇怪，自那以后40来年，除了战斗英雄孙玉国的事迹外，珍宝岛就好像消失了一般，一直离开了社会舆论的视野，难道领土问题也分时段?
打倒刘少奇、打倒刘邓陶、打倒彭罗陆杨、打倒杨余傅、打倒王关戚，是文革前期我们这些小学生都挂在嘴边的口号，而抄家，在那时最为常见，我经常跟着四周的小伙伴一起去看院子里的抄家，其情其景至今历历在目，只见屋主人低着头站在门外，屋里的东西被翻得乱七八糟，一箱箱的东西被装上卡车运走，书籍、手稿、笔记本、相册、绘画、书法、首饰、存折等，都在被抄之列。那时的抄家由谁来定，似乎没有一个准确的说法，据我所见，有专政机关，有群众组织，甚至也有几个红卫兵自己就能敲定。那个年月，夜半查户口也是一景，家里的大门半夜里突然就会被擂响，有人在外高喊查户口，每次开门后进来几个人，有时只有一两个人，既无证件，也无制服，手持手电筒，四下察看一番，然后扬长而去。
我从红卫兵小报和父母的口中得知全国武斗很盛行，最厉害的是保定、郑州、柳州、重庆、武汉，远比人民大学的两派对垒凶残得多。有一位远方堂兄住在广西柳州，一天忽然间投奔到我家。据他说是躲在货车里逃出来的，他所在的那一派受到另一派和解放军的进攻，除了飞机，什么武器都用上了。有人用一根铁棍向他砸来，幸亏他用左臂一挡，才保住性命，可手臂却断了，我们因而称他为“断手哥哥”。我和父亲陪着“断手哥哥”去动物园，在那里看见一个比我还小的男孩正乞讨，“断手哥哥”告诉我们，这个男孩与他同在一列火车上逃出了广西，男孩的父母在武斗中双双丧生。
在小学，学习的榜样是刘文学，还有龙梅和玉荣，所以，我们脑海里被深深植入这样的意识：见到阶级敌人破坏一定要奋不顾身去斗争，见到集体和国家财产受损一定要舍生忘死去抢救，改革开放以后才知道，这与世界上很多国家的未成年人教育截然相反。当时给我印象最深的文化教育是雕塑《收租院》，学校专门组织我们去电影院看纪录片，说是接受阶级斗争教育，结果留下了两个难忘的形象，一是水牢，二是大人也喝人奶。经过多少年之后，水牢大概人们早已忘却，可喝人奶竟然成为一种集体记忆延续下来，化作许多老板和领导的偏好。那时小孩子之间流行一首儿歌《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听起来似乎个个崇尚拾金不昧，实际上歌词早被改成：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把它交到卖冰棍的手里边，卖冰棍的把头点，我高兴地说了声，孙子，找钱!
讲用会也是我们的课堂内容，讲用就是讲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经验，因为我们是小孩子，所以讲的都是活学活用毛主席语录的经验。有时请外面的模范人物，也有时就是自己讲。大家讲的最多的就是如何斗私批修、狠斗私心一闪，因为讲得过于频繁，所以就拼命想法编故事，不然，无话可讲。我们最喜欢编的是在路上如何捡到一毛钱、五分钱，原本想自己揣兜里，拿着买冰棍买糖果，后来想起了毛主席教导“要斗私批修”，所以就交给警察叔叔，或者老师。交警察叔叔可以瞎编，但交老师不能不确有其事，因此，有的同学就自己交出零用钱，以便获得表扬。劳动时想偷懒，后来脑海里响起了毛主席的教导，也是同学最爱讲的故事，这种故事的好处就是真假难辨，永远无法证明。
在这样的环境和教育中，到了1969年，中共九大以后不久，我的一家被下放江西余江。我的父亲先去了那里的五七干校，过了大约半年，我们和母亲才从北京坐了2天2夜的火车到达鹰潭，当时鹰潭称镇，半夜又转乘轮船沿着信江，由水路抵达锦江镇。我的父母下放的五七干校在刘家站，一个小火车站，而我们兄弟三个则独自住在锦江镇，那年哥哥13岁、我12岁、弟弟9岁，自己照顾自己，一个季度才能与在干校劳动的父母团聚一次。我们吃饭可以去五七干校驻锦江联络处的食堂买，最困难的是去井台打水、挑水、洗衣服，稍一不慎就可能掉进井里，
锦江镇位于信江中游，是座千年古镇，也是过去的县邑所在地，街道两旁店铺鳞次栉比，还有座很有名气的天主教堂。可惜，自从私营商业被取消后，店铺大都关闭，成了住房。我家开始住在一家原先的裁缝铺里，面积不小，后面有灶间，前面有铺面，上面有阁楼，本来住在这里的裁缝一家早已经被下放到偏远村子里去了。因为这里潮湿，半年后我家又迁到不远处的一家楼上，楼下住的是房主，出身地主，他每天早晨都在两个民兵的押解下去劳动，可算一算年纪，1949年他也不过就是个少儿。
锦江镇的中小学合在一处，已经改名为五七学校，其中小学只有5年级。课本就是大字本的毛主席语录，再加点算术和唱歌，一周还有3天是劳动，往6公里之外的农场送粪。我们这些孩子都是一根扁担挑着两个箩筐，前后装着满满的大粪赶往农场，学校规定一天必须挑4个来回。唱歌除了唱毛主席的颂歌外就是歌颂解放军，有一首歌我至今记得，用的是当地民歌的调式：“我们地解放军好、解放军好、解放军好啊啊啊，毛泽东思想举得高，举得高，举得高奥奥奥……”学唱样板戏这时也已经进了课堂，一次，全班同学整整唱了一节课的郭建光“要学那泰山顶上一青松”。在江西，解放军在任何场合都可以不排队。1970年的过年前夕，我哥哥一早就出去买凭票供应的节日肉，可排到傍晚才买到一个猪头，他说，肉都被前面的解放军家属买走了。从那时起，我和哥哥都想当解放军，当解放军起码有买东西不排队的特权。
在五七干校，有几件事情让我产生了与通行的教育不大一致的模糊想法。我骑着自行车走了50多里路去刘家站看我父母，干校的男女一律分开居住，父母相距很远，我住在了我父亲那里。当我看见有些叔叔不但农活干得不错、盖房子的手艺挺高，而且喂猪也喂得好时，难免疑惑，因为几年来的教育都告诉我们，知识分子肩不能挑、手不能提、五谷不分。当时冯其庸与我父亲住在一个屋里，一下工就在那里埋头读书。他告诉我，他出身中农，从小就下地干活，都是白天务农，夜里躲在蚊帐里捧读，耕读是中国的传统。我父亲种的南瓜还让当地的老表很惊讶，听见一位老表问他：陈老师，您的南瓜为什么种得这么好啊，我父亲回答，多动脑子多看农业书就行了。后来五七干校被撤消后，他们在刘家站盖的一批房子竟成了当地的抢手货，因为质量特别好。
该学的不会没用的都知道扭曲的知识塞满一脑瓜
1971年，我们全家终于相继回到北京，又没多久，发生了九一三事件。
那年，我踏进了人民中学读初一，进了学校才发现，我居然连小数点、汉语拼音都不会，错别字连篇，好在我不算笨，也知道读书的好处，很快就赶上了，数学课拿到了90分以上，还学会了用汉语拼音查字典，历史、地理、语文老师都很喜欢我。这时，虽说还有考试，但考试不影响升学、无关毕业，再加上人人都知道未来不是当工人、入伍，就是下乡插队，所以没多少人听课。我们全班30多人，只有7位同学专心听讲，其他人都是在课堂上睡觉、聊天、瞎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