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小学最后三年（1957-1959）是在住家附近的兵马司小学。这是一个至今还存在的小学，尽管已经搬离了原址。

这个兵马司，顾名思义，不是个等闲的地方。明朝迁都北京后建立了相当于外府和县那样的管理机构，主要是五城兵马司。北京兵马指挥司始设于明永乐二年（1404年），于永乐七年（1409年）设为东城、西城、南城、北城、中城五兵马指挥司。每个兵马司均为独立机构不受县官约束，目的是彼此制约，防止政变。我这里说的兵马司就是西城兵马司。明代的兵马司隶属于兵部。清代的兵马司隶属于都察院。钟阿城对我说过，北京不是一般城市，北京古代就是一个兵营。看来是有些道理的。

兵马司胡同西口就是我的兵马司小学。在它的西面是赵登禹路，在它的东边有个能仁胡同（原来叫能仁寺）。这里过去估计是王府，但是查不出来是哪个王爷的府邸了。从大院里种了很多松柏来看，北墙紧邻着能仁寺，也可能是能仁寺的一部分。

学校大门朝南，门两侧有高大的槐树，门口高台阶两边各有一块上马石，门槛两边还有一对石刻的狮子。进大门迎面是一块影壁墙，原来有龙凤之类的雕刻被抹平。进院后向左是一个很大的四合院，院子里有藤萝架。再往西是一面院墙，墙的靠北一点有个月亮门，过了月亮门就是操场。操场南面有个大门，对着赵登禹路和政协礼堂。北边有几件房。操场是黄土地，操场的北边有个水泥砌的高台，开全校大会的时候那是主席台，上课间操的时候体育老师在那儿领操。

大操场的北边是音乐教室和学校的仓库，往东又是两进院落，有教室、图书室、食堂，最北边还有个小操场，好像是过去的后院改建的。大门正北是一间很高大的正房，大概有一百多平方米，屋内铺着地板，这也是一间教室。正房两侧各有间耳房，是老师的办公室。东面有六七个院落和夹道，里面大概有二十多间教室，教室基本上都是老式房子，高大宽敞，只有东北角的几间房是后来新盖的。学校的各个院里种满了树，主要是松树、柏树、杨树，也有几棵枣树和葡萄散落其中。

学校西面的大街叫赵登禹路，以抗战胜利后纪念在北平抗战牺牲的将军赵登禹的，是少数几个解放后没有改名的大街。赵登禹的另一面就是当时中国重要的会议场所，政协礼堂。一九五六年建成。在没有人民大会堂时，许多重要会议在这里举行，其中最重要的活动当属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历届人大政协会议也在那里举行。

这里原来是清代的顺承郡王府，民国十年（1921年）时顺承郡王府卖给奉系军阀张作霖。张作霖入据北京时，占用王府作为大元帅府，张学良与赵四小姐也曾在其中居住数年。1949年后，王府正门拆除建起政协礼堂，据说中路主要建筑基本保存完整。东路前后数层院仍保存原有格局。1984年定为北京市重点保护文物。但这不是我们寻常百姓能去得了。现在某房地产公司按原样、原比例整体在朝阳公园东面重建了顺王府，外表很像回事，就是别看质量，让王爷知道了，承包商肯定被砍头。

我记得开中共八大，那时一九五七年九月，我刚转到兵马司小学。我们小学的操场被征用为临时停车场，停了很多救火车。可能是为了防止汽车突然开动打滑，把好好的黄土操场垫了很多碎石子，我们就没有出操和上体育的地方了。

就在这个操场，学校请过当时中央台讲儿童故事最有名的孙敬修老先生来给我们讲话。我不记得他讲什么了，但记得，那天他穿一件呢子大衣，站在水泥砌的高台上。校长搬把椅子请他坐。他对我们学生说：“你们都站着听，我也站着讲。”

我还记得在那个操场头一次听政治传达，好像是针对私人企业，当时叫地下工厂。校长念了个文件，说有几个人私自开汽车修理店，非法牟利人民币四千，五千不等，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所以我们从小就知道搞私有企业是弥天大罪。

我还记得，就在这个操场，校长用讲小道消息的方式对我们说，在良乡有人看到正在试飞三角飞机。我们都朦胧知道这是最先进的飞机的标志，感到无比兴奋和自豪，就和今天有人听到中国航空母舰的消息一样。可暑假到天津，和我小表哥提起，他说：中国连米格都要从苏联进口，哪能造那么先进的飞机呢？我当时的反应不是辩驳为什么制造不了，而是心里颇不以为然，觉得他大约受大舅的影响，思想比较落后。因为我认为舅舅是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成员，民革是一个被统战的组织，其成员思想就必然落后。在我当时的心理，凡是说中国有些地方不成的人，就是思想落后的人。

一九五七年五月开始大鸣大放，这是毛主席施展阳谋的时候，到了收网之时，我是小学四年级学生，并没有涉及到运动，也不知道老师中谁被划了右派。但赵老师的一件事却令我当时百思不解。赵老师是个年轻的男老师，教我们自然。有一天上课时，突然讲：“我们今天不上自然了，请同学给我提意见，我虚心接受。”其实我们对他没有什么意见，所以一开始颇为冷场，后来同学就开始举手提意见了，事隔五十多年，记不得都提了些什么，想来不过是鸡毛蒜皮的事。但到后来似乎意见越来越尖锐，赵老师的脸色也越来越不好看。这时我身边的一个同学举手站起来又问了赵老师一个问题，好像是问他为什么偏向女生之类的敏感话题。赵老师一下就哭了出来，大步迈过来一把攥住提问同学的衣领高声说：“我带你找校长评评理。”说着就把这个同学拉出了教室。我们隔窗看，他拖着同学的胳膊直奔校长室而去。那时把学生送到校长室对我们来说是最可怕的事情。我们都惊呆了，全班鸦雀无声。直到下课铃声响了，赵老师还没回来，我们就一哄而出，直奔校长室门口。

下面情节如何，我再也回忆不起来了，好像无论是那位同学还是赵老师都没有什么事。但赵老师在同学中原来很不错的威信就此失去了。我现在琢磨，赵老师那时一定是个相信党相信毛主席的好青年，要紧跟毛主席的脚步也试试大鸣大放，但最后由于没有听反面意见的习惯和文化修养，恼羞成怒，抓了个发言激烈的“右派”学生。毛主席当年反右是不是也为这样个心理使然呢？好像又不是，毛主席自己都说了，是阳谋，是预先有部署的，看不出赵老师有这个计算。再说毛主席比赵老师高明不知多少倍，怎么会自讨苦吃呢？这个问题多年自问而不解，却是我对大鸣大放的唯一见闻。

跟着而来的反右虽然不涉及我们小学生，但还是在我心上留下个阴影。事缘我看的一本儿童月刊，名字忘记了。上面有一个女孩子写的文章说如何识别她父亲的反动嘴脸并和大右派的父亲划清界限的故事。据她说她的父亲是疼爱她的，是个民主党派人士，所以她开始很难看清他的坏面貌。我看了心里很沉重，因为我的舅舅是民主党派的，我觉得这个故事就是在写他，如果他要是右派我怎么办呢？幸亏，他不是。那时对亲人的批判是要彻底否认其人，是要认识到他时时事事和处处都坏，而不仅仅是否定他们的哪些话哪些事。这严格批判对孩子是最难的，因为整天和亲人生活在一起，就是希特勒也有他笑容灿烂的时候，怎么会认识到他们一无是处的人呢？由于我的出身，这个问题由反右开始就一直缠扰我。

我从石驸马大街小学转到兵马司小学上四年级的主要原因是这个学校离家比较近，家长比较放心。但我很不情愿。因为这个学校的设施和石驸马大街小学相比差了很多。学生的课桌是一排四个人的长椅，木条钉成的，经常因为钉子突出来，把裤子挂破了。

但是兵马司胡同本身确实个了不起的地方。就在兵马司的东口，原来的九号，是民国时期的著名科学机构——中国地质调查所的所址，该所成立于1913年。这是一个地质多学科机构，是当时中国地质学，矿床学、石油地质学、古生物学等学科的学术中心。第一个完整的“北京人”头盖骨就是在这里被发现的。不仅如此，从“兵马司九号”还走出了一批科学学科的开拓者。有考证说，其中有院士25位。章鸿钊、丁文江、翁文灏、裴文中、李四光等中国地质科学的奠基人和早期优秀学者均在这里作过研究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