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雷根政府将苏联推入军备竞赛，使其经济崩溃，冷战时代就此结束一事众所周知，但我们与中国的竞争不太可能在短期内使对手陷入财政困境，也不应该以此为目标。不同于由两个对立经济体系开始的冷战世界，我们由一个整合的世界开始，这是史上最大的和平时期全球化所带来的结果。美国在这场竞争中的获胜之道，在于重建中国试图主宰的世界经济，以至于比起进一步与中国融合，我们更要将中共从全球关键供应链、资本市场、技术进步和出口市场中剔除──一个个地区、一个个领域──直到实现经济围堵。我们的国防战略必须支持这种世界经济的重塑，以利于美国，最终结果不一定是中国崩溃，而是世界民主国家与独裁国家在经济和军事实力方面的第二次大分流。

从杜鲁门的《第六十八号文件》、韩战、雷根的《第七十五号国家安全决策指令》，以及苏联解体中汲取的教训，告诉我们如何重建确保好几代大国和平的美国整体优势地位。透过军事优势来达成安全地位，可以让我们在经济和外交领域拥有无可匹敌的行动自由。反之，在经济和外交领域的成功，将使我们有更大的空间投资在“以力量实现和平”。若无法改正军事平衡，最好的情况是降低独裁者的投机成本，最坏的情况则是为俄罗斯和中国的扩张和侵略打开大门。

使用美国现有的经济工具，从《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到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减少在中国和俄罗斯的商业活动，并终止对这些国家的投资，已经是可行且值得推行的。然而，即使北京在香港、新疆和喜马拉雅山的行为，以及中共支持普京入侵乌克兰，美国和盟国的跨国公司仍愿意扩大在中国的业务，阻碍了我们的行动。中共侵略台湾必将是最后底线，一旦越过这条线，可能会引起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全面的经济战，包括摧毁中国在海外的公司、停止所有非必要的贸易，以及双方资产互相被扣押。中国对台湾的军事行动将是真正的“史普尼克”（sputnik）时刻，不只美国国家安全界，乃至整个美国政府都意识到吓阻失效，我们确实正与中国发生冲突。这类型的任何行动都不会是美中全球竞争和对抗的结局。如果北京当局在这场冲突失败，他们一定会再次尝试，无论是不久之后还是未来。然而，会改变的是美国政府允许我们私人企业与中国的往来，尤其是如果美军遭到攻击的话。

中国大战略最深层的矛盾在于，中共相信可以使用武力达成野心，但同时又希望维持与外界的经济关系，最后主导全球经济。正如我们所见，北京当局试图透过“双循环”来解决这个矛盾：一方面实现关键产业和技术的本土化，另一方面也试图增加其他国家对中国的依赖。由于这个矛盾，经济围堵策略与军力吓阻相辅相成。减少与中国的技术、商业和投资交流，从长远来看会削弱中国，因为中国依赖外界的资源和商品贸易，但在短期间完全经济孤立也可以作为一种吓阻，防止中国在亚洲使用武力。中国永远不会实现真正的自给自足，尽管在其某些经济产业可能办得到。与外界的经济关系是中国在亚洲发动战争的最大风险。目前来看，像二战时期日本那样全面的地区征服战略似乎不太可能，但如果我们没有强有力的吓阻战略，中国在亚洲或世界其他地方进行“有限”效果的军事行动――无论是领土征服还是“教训”其他国家――仍然可能成为中国的备案。

今日的中国领导层曾经躲在动荡和内聚型（inward-looking）的国家里，现在他们将野心带到了全球化的世界。由于预测中国可能会动用武力，而且不只在台湾、南海和东海、喜马拉雅山这些情势一触即发的地区，也可能在整个“一带一路”区域，从非洲到中东、从东南亚到太平洋岛链，甚至如果俄罗斯和伊朗这些伙伴国家介入的话，远至拉丁美洲和欧洲等地区都有可能，因此我们必须做好准备，在全球各地抵御这些侵略者。为了应对多个对手的野心，我们有必要制定一个全球性的国家安全战略，这也是现有《国家安全战略》设想到的。同样，应对中国本身的胜利愿景也需要这样的策略。美国必须努力在二十一世纪的军事领域中取得优势，寻求解锁并掌握未来工业和技术进步带来的“军事革命”和突破。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的经济分流战略极为重要。由于我们与中国的经济融合，我们在关键技术和产业上的进步也容易成为他们的进步。如之前提到的，如果对手与我们坐在同一辆车上，即使我们开得再快也毫无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