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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兰克福学派的“大师”们对庇护他们的美国毫无感激之心。他们认为，美国不是民主宪政的共和国，而是隐性的极权主义，这种极权主义不必通过恐怖和暴力的方式实施，只需要通过工业生产和消费的方式就能完成对社会的全面控制。唯有经过他们改造和升级的“文化马克思主义”，才可以带领革命者摆脱这种极权主义的奴役。而“文化马克思主义”不容置疑和批评，所有反对的声音全都被扣上法西斯主义的帽子——再也没有比这更简单的辩论方式了。

法兰克福学派对美国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它将一九五零年代那个同质化美国重铸成今天这个四分五裂、仇恨泛滥的国度。他们对于家庭单位无可否认的瓦解，对美国愈演愈烈的身份政治、激进女权主义和种族极化贡献良多。他们塑造了一个“受害者联盟”，鼓动“无知少女”（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少数族裔和女性）起来造反。美国的文化-政治建制派尽情拥抱此一理念，并借助公共教育系统、媒体及好莱坞的力量，在全美范围内推行之。然而，从霍克海默、阿多诺到克林顿夫妇、奥巴马夫妇，都不是弱势群体，都是富且贵的掌权者（无论是话语权、学术霸权，还是政治权力）。

法兰克福学派并非“打遍天下无敌手”，它亦有克星存在，那就是奥地利学派。并不是所有来自德语世界的知识分子移民都是法兰克福学派那样的左派，为美国传统和资本主义辩护的勇士中，在反对社会主义以及一切形式的集体主义和国家主义的勇士中，也有不少是自德语世界，如米塞斯等奥地利学派成员——他们反抗的不单单是纳粹政权，更是整个德意志文化思想体系。德意志文化思想体系如同一根“花开两朵”的树枝，它开出的两朵花，一朵是法西斯主义，一朵是马克思主义。在此意义上，看似决绝的法兰克福学派的反叛并不彻底，他们只反叛了一半的德意志传统（法西斯主义），却紧紧拥抱另一半的德意志传统（马克思主义）。而奥地利学派才是德国乃至整个欧陆思想传统的全盘否定者。

一九四零年，法国沦陷，在日内瓦任教的米塞斯决定离开欧洲，前往安全彼岸美国。在美国，他长期未获得在奥地利那样显赫的地位，因为他是一名坚定不移的反社会主义者和反干预主义者，而当时的主流学术界则认为社会主义不仅在技术上是可行的，而且还能改良资本主义，因此把他排除在学术圈外。他也坚定不移地鼓吹自由市场，而罗斯福-杜鲁门时代的美国知识界对自由市场经济的热情降到了最低点。16

米塞斯生于集体主义（无论是法西斯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都是集体主义）席卷全球的时代，却在黑夜中昂然高举自由的火炬，在风雨中做出照耀千古的学问。他在《反马克思主义》一文中总结说：

对于每一位科学思想家而言，马克思主义令人不能接受之处在于其理论，可它似乎没有引起反马克思主义者的一丝不快……反马克思主义者反对的仅仅是马克思主义体系的政治症状，而非其科学内容。他们悔恨马克思式政策对德国人民造成的伤害，却看不到马克思式问题解决方案的陈腐性和缺陷对德国知性生活所造成的破坏。最重要的是，他们未能觉察到那些政治和经济麻烦就是这一知性灾难的后果。他们没有领悟到日常生活科学的重要性，而且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相信“现实”力量代替观念在塑造历史。17

米塞斯指出，从经济学角度看，马克思社会主义同那些五花八门、标新立异的国家社会主义没有本质区别。马克思社会主义者吵吵嚷嚷，反对把自己归类到法西斯的“国家社会主义”的同一个标签下。但正如米塞斯所示，这些群体之间的区别都是表面性的。从经济学上看，它们是一致的——马克思主义、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均为社会主义不同形式的变种。18

米塞斯的作品充满了不容置疑的语气，他写作时自信其观点正确。他认为专业经济学越来越偏离良性科学的发展轨道。他写得越多，就越无法容忍他所藐视的蠢见。而且，他总是在与那些专业经济学家早就不感兴趣的问题论战——例如，他的论著中花了许多篇章专门驳斥德国历史学派、幼稚的马克思主义者。19

米塞斯死后，其妻子曾这样形容他：“他最大的特质，就是他正直坦率的勇气。他总是毫不畏缩地为心中的真理辩护，从来不曾屈服。假若他肯稍微收敛对那些流行而又恶劣的政策的批评，通往高薪厚职的大门将会为他打开，但他始终没有妥协。”米塞斯终身都未能在任何一所常春藤大学谋取到教职——奥地利学派的重要成员们，后来辗转到了芝加哥大学，才开花结果成为芝加哥学派；而法兰克福学派却能轻而易举地在哥伦比亚大学开坛设讲，这一鲜明的对比足以说明一切。

一九七四年，也就是米塞斯去世后的一年，他最杰出的学生海耶克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此时，苏联及全球共产主义运动由盛而衰微；欧洲福利国家模式陷入泥潭，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理论及其干预主义药方越来越失去人们的信任；美国国内的左派思潮退潮、保守主义兴起、里根革命的鼓点隐隐传来，由于一系列学术上和政治上的原因，奥地利学派经济学沉寂的时代开始转变为对奥地利传统的兴趣重新复苏。20米塞斯在美国最聪明的学生，罗斯巴德和科兹纳在奥地利学派的复兴中扮演了主要角色。前者是奥地利学派最一以贯之、最跨学科也最坚定的思想家，也是为古典经济自由主义奠定自然法哲学基础的构建者；后者致力于发展动态的、企业家视角的理论，向人们展示了非常清晰的、极具启发的企业家才能驱动的市场过程思想。21

正如法兰克福学派不仅仅是一个哲学流派，奥地利学派（以及作为其嫡子的芝加哥学派）也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学流派。在这两个学派的代表人物及其学术观点的背后，有两套截然对立的观念秩序：前者是基于无神论、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的观念秩序，后者是基于基督教传统、新教伦理、古典自由主义的观念秩序。

1、弗朗索瓦·库塞：《法国理论在美国》，（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页18-19。

2、弗朗索瓦·库塞：《法国理论在美国》，页294。

3、伊玛·谢拉特（Yvonne Sherratt）：《希特勒的哲学家》，（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页211。

4、理查德·沃林：《阿多诺百年诞辰：否定辩证法的巅峰》，中国南方艺术网，https://www.zgnfys.com/m/a/nfpl-56778.shtml。

5、扬-维尔纳·米勒（Jan-Werner Muller）：《另一个国度：德国知识分子、两德统一及民族认同》，（北京）新星出版社，2008年版，页13。

6、伊玛·谢拉特：《希特勒的哲学家》，页213。

7、理查德·沃林：《阿多诺百年诞辰：否定辩证法的巅峰》，中国南方艺术网，https://www.zgnfys.com/m/a/nfpl-56778.shtml。

8、保罗·约翰逊：《美国人的历史》（下卷），页106。

9、大卫·加兰特：《文化马克思主义诞生记：“法兰克福学派”如何改变了美国》，ZeroHedge网站，2016年8月12日。

10、蔡庆桦：《美茵河畔思索德国》，（台北）春山出版社，2019年版。

11、沃尔夫·勒佩尼斯（Wolf Lepenies）：《德国历史中的文化诱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年版，页1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