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多诺很享受这种帝王般的待遇——至少在课堂上。他写信告诉友人,学生们对哲学如饥似渴,使他相信,尽管德国永远不可能再次登上世界政治舞台,“德国只能作为东方和西方政治列强的双重附属物得以幸存”,但德国文化可以再度繁荣,德国可以保持“文化大国”的优势。11
然而,在左派的世界里,从来都是“没有最左,只有更左”,“弑父”是左派的天性。一九六八年,学生运动席卷西方世界,激进学生组织“德国社会主义学联”挥舞着盗印的法兰克福学派经典文本,抢占政治舞台。激进学生从老师们那里得到启示——资本主义与法西斯主义之间具有对应关系,于是他们采纳了一套反法西斯信条(Antifa),并自认为是一场新抵抗运动的一部分。此时此刻,批评青年学生“用燃烧弹来实现自己理想”的阿登纳被讥讽为保守派,遭到一群女学生当面羞辱(没有中国的老师那样被红卫兵活活打死,已是不幸中的万幸)。此前宣扬“只有扰乱既有秩序,人们才有可能解放自我”的阿多诺,如今自食其果,他召来警察驱逐学生,试图重建课堂秩序。由此,他与学生的关系彻底破裂。一九六九年,阿多尔诺郁郁寡欢地客死瑞士。
法兰克福学派与奥地利学派的对峙:马克思主义与法西斯主义是死敌,还是一丘之貉?
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由于世界工人受到统治阶级的压迫,如果欧洲爆发战争,工人阶级会起来反抗资产阶级,从而引发一场共产主义革命。然而,等到一九一四年战争爆发时,无产阶级不仅没有发动一场革命,反而穿上军装奔赴战场,为各自的国家而战,将子弹射向原本属于同一阶级的敌国士兵。
战争结束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扪心自问:“问题出在哪儿?”当时有两位赫赫有名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葛兰西和卢卡奇——不约而同得出结论:欧洲工人阶级受了西方民主和资本主义成就的蒙蔽。他们推断,直到二者皆被摧毁,共产主义革命才有可能发生和成功。
葛兰西为意大利革命者,遭墨索里尼囚禁,一九三七年死于狱中。他提出“文化霸权”作为阶级统治手段的理论,认为在进行任何政治革命之前,必须创造一个新的“共产主义人类”。他极端敌视基督教:“只要工人们还有一个基督徒灵魂,他们就不会回应革命号召。”所以,发动革命之前,必须打倒基督教。
卢卡奇出生于一个匈牙利银行家的家庭,拥有法学和哲学两个博士学位,其代表作《历史与阶级意识》使他被公认为自马克思以来最主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随着一战的推进和俄国革命的爆发,卢卡奇在布达佩斯带领的星期天小组转向激进的政治哲学。12他像中国早期的共产主义者李大钊一样,将俄国的布尔什维克革命看作人类的希望。
卢卡奇认为,“要想产生新的马克思主义文化,必须摧毁现有的文化”。他指出,“我把革命摧毁社会看作是解决时代文化矛盾的唯一办法”、“要想实现全球的价值观颠覆,没有革命者消灭旧有价值观并创造新价值观是不可能的”。俄国革命爆发之后,他评论说:“恐怖在社会主义意义上是合法的,所以布尔什维克主义是社会主义的真正体现。”而且,“阶级斗争——社会主义的基础——是一种超验的体验,旧规则不再适用了”。13
一九一八年,卢卡奇当上了昙花一现的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负责文化和教育事务的人民委员。他意识到,如果家庭单位和性道德受到颠覆,社会便会解体。于是,他实施了一项专注于这两个目标的政策,他称之为“文化恐怖主义”——该政策的主要内容是以儿童思想为目标,通过宣讲活动鼓励他们拒斥基督教伦理。库恩领导的匈牙利苏维埃政权很快覆灭,卢卡奇流亡维也纳,然后流亡莫斯科,在苏联期间成了斯大林的吹鼓手。
一九二三年,在法兰克福举办的“马克思主义研习周”上,卢卡奇遇到年轻富豪、马克思主义者菲力克斯·韦尔。韦尔对卢卡奇从文化角度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做法很有兴趣,决定赞助成立一家新的马克思主义智库。
一九二四年六月二十二日,作为德国第一个学术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机构,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正式成立。它以莫斯科的“马克思-恩格斯研究所”为蓝本,聚集在这里的学者们被称为法兰克福学派。该研究所确定的核心工作是:继续做好《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史文库》的编辑出版工作,该文库被视为“联系东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桥梁”;加强与莫斯科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的联系,共同编辑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并从事哲学取向的马克思主义研究。
一九三零年,霍克海默来到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并出任所长。阿多诺、马库色、班雅明、弗洛姆等先后来到这里,使得法兰克福学派呈现出某种“星丛”般的思想体系。
早年,该学派以其复兴马克思主义中的“异化”概念而著名(在文革结束后的中国,民主派知识分子也使用“异化”这一概念来批判毛泽东和文革,这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的自保策略),他们认为“异化”是现代生活的产物。由此,他们发展出最持久的先入之见:试图使弗洛伊德主义与马克思主义联姻。14
而该学派的“批判理论”,其实是一场语义学游戏,其内容非常简单:在西方社会,每一个成员都受到资本主义的压迫和宰制,西方文化的每一根支柱——家庭、教会、民主、普通法、言论自由等——都应当被推翻。15
由于斯大林的暴政逐渐为世人所知,这批德国学者感到有必要跟于苏维埃官定的“列宁—斯大林”版的马克思主义划清界限,他们便自称“马克思—尼采—弗洛伊德”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亦称“文化马克思主义”——其实,这是自欺欺人,马克思主义从来不会局限于文化层面,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是其不二法门。
当“文化马克思主义”即将成型之际,一九三三年纳粹党(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在大选中获胜,希特勒上台执政。在纳粹高压下,这群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无立锥之地,遂流亡美国,落脚东西两岸的加州和纽约。通过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教授林德介绍,霍克海默与该校校长商讨社会研究所迁址问题,哥大校长爽快地答应给他们可免费使用几年的房子。一九三四年九月,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在哥伦比亚大学凤凰涅槃——哥大原本就是常春藤名校中最左的大学,如今迎来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是锦上添花,还是雪上加霜?正是哥大为这群居心叵测的流亡者提供了物质基础,他们才得以磨刀霍霍,向美国的文化传统发起猛烈攻击。
法兰克福学派认为,“文化马克思主义”不仅可以批判法西斯主义,也可以批判资本主义,是一件战无不胜的思想武器。他们表面上反对的是肆虐德国和欧洲的法西斯主义,实际上反对的是美国宪制和清教徒传统。这是他们的暗度陈仓之计。在美国不需要反对法西斯主义,美国和英国是西方国家中极少数对法西斯主义有强大免疫力的国家。在一九三零年代,法西斯主义是欧洲的病症,正如共产主义也是欧洲的病症。在美国高调反对法西斯主义,如同堂吉诃德大战风车,在智力上是偷懒,在道德上是虚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