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零年代初，纳粹一上台就日益勒紧政治绳索，但阿多诺并不情愿离开德国。一九三四年，他为希特勒青年团的领导人施拉赫的诗写了一篇阿谀奉承的评论，希望以此改善自己的境遇——他在二十岁就获得博士学位，但在申请教师资格时却被拒绝，理由是“身为非雅利安人，你没法感受和领会这样一种责任”。这是何其大的羞辱。

向纳粹低头是人性的软弱和雅斯贝尔斯所说的“道德上的罪”，但是，在那个时代这是相当普遍的现象，不必苛责阿多诺。但当这个妥协在战后曝光之时，它成了一个大大的尴尬。为了自卫，阿多诺把矛头对准其死敌海德格尔，他说海德格尔的哲学跟他自己的哲学不一样，“其最深处的内核就是法西斯主义的”。4但实际上，如果阿多诺不是犹太人，他未必对纳粹思想有足够免疫力，如同恩岑斯贝格尔所说：“在法西斯时代我未尝知道我生活在法西斯时代。”亦如正式参加过党卫军的格拉斯所说，他那一代人觉得，自己“要变成纳粹，年龄还太小，被（纳粹政权塑造），却是足够大了”。5

美国对欧洲逃难者足够宽容、足够接纳——世界上再也找不到第二个胸襟如此宽广（比地理还宽广）的国家，尤其是牛津经历了那些装腔作势的老男人们的蔑视之后，阿多诺感触颇深。跟他先后抵达美国的，是一个庞大的欧洲知识分子社群——包括几乎整个法兰克福学派。然而，阿多诺、法兰克福学派以及众多欧洲流亡知识分子，不仅没有努力捍卫庇护他们的美国的宪制，反而像那个古老故事“农夫和蛇”中攻击农夫的蛇，对美国发起狠狠的反戈一击。他们用有毒的思想玷污和颠覆美国精神，且乐此不疲。

刚到美国后不久，在一封家信中，阿多诺已然透露出某种阴暗心理。他认为，德国的法西斯主义“不是德国民族性格的心理异常。它是一种普遍倾向”，他将美国拿来陪绑：“至少像在德国一样，（法西斯主义）也出现在了这里（美国），无论如何，比起德国的那些形式，这个半开化半文明的国家将产生的可能会有过之而无不及”。6

另一位也在流亡路上的犹太裔哲学家雅斯培的看法与之截然不同。雅斯培在一封给汉娜·鄂兰的信中写道：“德国是有史以来第一个作为一个民族走入毁灭的民族。”所以，他的感受是：“现在，德国被摧毁了，我头一回感到心安。”而另一位犹太裔美国作家索尔·贝娄则将美国视为“重塑历史的地方”——如果逃亡在巴西的犹太裔作家斯·茨威格拥有这种信念，他或许就不会自杀身亡了。通过与欧洲的对比，美国的这种特性获得了其道德价值。索尔·贝娄用“冷冷的直率”的语气说，美国是一个“不会置犹太人于死地”的地方。一切尽在不言中。

阿多诺一生养尊处优，从小被父母的宠爱、书籍和音乐所浸泡。他的哲学家朋友利奥·洛文塔尔记得，阿多诺拥有“你会情不自禁爱上的生活——假如你不是非常妒忌这种美好的、受尽保护的生活的话——而且阿多诺从中获得的自信心一生从未失去过”。他的父亲是富有的酒商，母亲是唱意大利歌剧的歌手——这一遗传因子让阿多诺成为一名业余音乐家。汤玛斯·曼在《小说的故事》中毫不夸张地将阿多诺形容为“智慧超卓之士”，并引用一个美国歌手的观察：“简直不可思议！他（阿多诺）了解世界上的所有音符！”

即便在流亡路上，阿多诺也从未忍受过一天苦日子——他在洛杉矶的公寓，即便按照美国中产阶级的水准而言，也足够“豪华”，他收藏大量黑胶唱片和水晶玻璃杯，为其新家设计家具布置的人是世界上最著名的电影导演弗里茨·朗。与其他流亡者相比，他实在是太奢侈：艾茵·兰德抵达美国时，父母给她的三百美元大都用于办签证和买船票，已所剩无几；汉娜·鄂兰抵达美国时，口袋里只有二十五美元，只能在纽约一栋摇摇欲坠的大楼里租到一间狭小昏暗的小公寓——厨房是共用的。

很有意思的是，法兰克福学派的好几位代表人物，比熟悉圣经更熟悉马克思主义，却从未体验过“工人阶级”的生活，他们富足得让人嫉恨。眼馋的剧作家布莱希特写了一整本书来嘲笑法兰克福学派的奇形怪状——一九四一年的一个流亡者晚会之后，布莱希特在日记中尖刻地写道：“在鲁尔夫·纽伦堡家中的花园聚会上，我们遇到了两个小丑，霍克海默和波洛克，两个来自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的衰人（Tuis）。霍克海默是个百万富翁。波洛克来自一个只能算过得去的家庭，所以只有霍克海默花得起钱，到了任何地方都出资买一个教授席位，为‘研究所的革命活动提供一片阵地’。这回是在哥大……靠着他们的钱，他们养活了十几个知识分子，作为回报，这些人要为他们提供著作，但不保证有杂志会发表。所以不妨说‘这些年来他们主要的革命义务就是为研究所省钱’。”7布莱希特后来要投奔东德共产党政权才能过上官方作家锦衣玉食的生活，而法兰克福学派的同仁们在他们痛恨的资本主义社会中早已游刃有余。

一九四零年代，在流落加州的太平洋帕利塞德地区期间，阿多诺与霍克海默合作写出了法兰克福学派里程碑式的著作《启蒙辩证法》——从纳粹的野蛮主义这一史无前例的文明倒退出发，质问和批判欧陆自启蒙运动开始的思想史，全盘重新阐释西方文明的发展，奠定了“批判理论”在当代西方思想体系的重要地位。

一九五零年，阿多诺出版《威权主义人格》一书，该书对美国心理学及整个社会科学产生了重大影响。书中将传统美国（清教徒文化）有关性别角色和性观念的看法重新定义为“偏见”——即“基督教、资本主义和父权专制家庭在社会中的存在，造成了容易产生种族偏见和德国法西斯主义的性格”、“如果不铲除这些罪恶，另一场大屠杀可能会在美洲大陆发生”。阿多诺将“威权主义人格”看做是导致欧洲法西斯主义崛起的传统，而忽略了法西斯主义本身是激烈反传统（特别是反基督教）的一种现代意识形态——这种论述方式类似于共产党的大批判手段。如今，“法西斯主义”成为极左派抹黑异见时最常用的字眼，难道仅仅是一种巧合？

阿多诺及法兰克福学派其他学者通过出版有关心理压抑的著作，从经济学（马克思）转向心理学（佛洛伊德）。他们将社会割裂成两大主要群体：压迫者和受害者。比如，他们认为男人和女人的不同社会角色实际上是“压迫者”定义的性别差异，性别在现实中其实是不存在的，它仅仅是一种“社会建构”。这样的理论对女权运动来说非常好用。

阿多诺从未认为自己能融入美国、成为美国人。战后，他很快如英雄凯旋般回到德国，从此将美国抛到身后。然而，他的思想观念对美国社会的影响却日盛。

一九五零年代，是美国的单纯、浪漫和金色时代，是传统因素在美国社会中占据文化优势的最后一段时期。艾森豪威尔的美国，依然可以看出是源自开国先贤们的那个美国。美国拥有成千上万的小镇，在那里，托克维尔的世界完好无损，对自身和自身的价值充满纯朴天然的自信。爱国主义受到尊重，人们见到国旗、听到国歌会举手敬礼。“美国生活方式”是一句赞扬的话，意味着郊区大宅和海滩度假。每一年都能见到逾四百万婴儿出生。艾茵·兰德的《阿特拉斯耸耸肩》刚刚出版，国家航空航天局完成组建，州际高速公路四通八达。美国在每一个领域都登上了世界之巅。那是“自由国度”的一个经济鼎盛时期。

那个时代，上进是人们的目标。商业上的成功受到人们的鼓掌喝彩，被等同于国家的利益。当艾森豪威尔任命通用汽车领导人查尔斯·威尔逊为国防部长时，后者在参议院听证会上说：“多年来我一直认为，对国家有利的事情，对通用汽车也有利，反之亦然。”没有一个参议员持异议，提名全票获得通过。8这种两党一致的情形，此后再也没有出现过。

那么，信心、自豪和责任感这些美国特质，后来究竟出了什么问题？破坏这些特质的是猫王和伍迪·艾伦吗？是摇滚乐、大麻和艾滋病吗？西方文化的衰败乃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作为欧洲共产主义运动内部一个松散思想宗派的法兰克福学派，对此难辞其咎。9

一九六零年代是一个全球（甚至包括美国自己）仇美、反美、造反和革命的年代。六零年代的左派青年们，如何理解世界，如何反抗世界，几乎都仰赖阿多诺等“西方马克思主义”大师们的讲课与书写。

阿多诺影响之深，使许多作家与学生都热爱引用其思想与文本，试图像他那样以奥秘又带着诗意的语言提出穿透社会的理论。德国媒体创造了一个新的德文字形容这种风格：adornitisch，意思是如同阿多诺的、带着阿多诺风格的。阿多诺的读者包括所有想借着社会学之眼看穿当代资本主义与文化工业运作模式的知识渴求者，苏珊·桑塔格从学生时代起就致力研究德国思想，她说：“阿多诺的一册文集，便等同于一整个书架研究文学的书。”

当然，战后的德国为阿多诺提供了更大的舞台，战争期间他在美国舒适的流亡成了他的一大资本，让他有资格定义战后德国思想的走向。阿多诺的学生克劳生形容老师是“最后一个天才”，柏林大学思想史教授菲尔许更形容战后联邦德国知识分子及学生受阿多诺影响之深，使得联邦德国几乎就是“阿多诺联邦共和国”。当时在阿多诺课堂上的学生、哲学家和作家波克曼在一九六四年写给朋友的信里，称阿多诺为“我们的主与我们的大师”。此说法稍嫌夸张，但不可否认的，当时阿多诺在法兰克福的居处——克腾霍夫路一二三号——堪称学生们心中的学术神殿。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