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学习班”中第一个自杀的教师是教物理的伦毅老师，曾教过我。伦老师在学习班两次自杀，两次被救活。在一天斗争会后，伦老师喝下了农药（敌敌畏），被发现后送到医院救治。救活了，接回学习班再接受批判，此时又多了一个罪名：向无产阶级政权挑战。由于身体虚弱，伦老师一个人躺在教室里地板上，趁其他人继续开斗争会之际，第二次自杀，他用玻璃片划开了肚子，把肠子拉了出来……
1968年10月，停课三年的学校涌进了三届新学生。为了对他们进行“阶级斗争教育”，学校举行一个“阶级教育展览会”，我参与了筹备。其中一件事便是展出“牛鬼蛇神”的照片。我带人到了医院，站到医院病床上，跨在伦老师身体上方，为他拍了正面照。伦老师紧闭双眼，以此表示抗争……
下图就是当年到医院拍照的介绍信，介绍信的文字是我的亲笔：
二、被关在柜子里的邵老师
1968年夏天，正是“清理阶级队伍运动”的疯狂阶段，这个“运动”是直指“国民党残渣余孽”的。那些“历史复杂”的人，很快就陷入灭顶之灾。
七中原是一所教会学校，1949年之后教会学校被称作“帝国主义的侵略工具”。邵明耀老师就是这所学校的老教师，我还知道，他的太太是一位钢琴家，也在七中任教。
我不是七中的学生，但却在一次偶然的机会，直接造成对邵老师的伤害。我当时是17中的学生，是“清理阶级队伍”的骨干。1968年夏天，得知我校有位教师加入全市性的教师组织“中教红司”，而“中教红司”是被认为“人员成分复杂”、“对抗无产阶级专政”的教师组织，于是我们展开全面调查，而调查就是迫害的前奏了。
到七中“外调”时，主要与“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中的一位女红卫兵接头，她比我低两个年级。七中有邵明耀、董守三等教师也参加了“中教红司”组织。我讯问过邵老师，讯问时瞪眼拍桌是肯定的了。现在，我还保留着当时的审讯记录本。
在当年大约8月份，我在文德路原市文联大楼又碰到了那位女“主义兵”，实在不知道他们是如何盘踞在这里的。她说：“走，审审邵明耀。”在文联大楼的一个房间，“女主义兵”拉开了一个书柜的门，里面赫然坐着一个人，那就是邵明耀老师，他在瑟瑟发抖，也实在不知道红卫兵是如何把邵老师弄到这里来的。我问了一个问题，邵老师说不清楚。“女主义兵”拿起一根木板，在他的头上敲打：“你说不说，你说不说……”，邵老师不断发出哀嚎……最后，“女主义兵”拿起一块砖头，向邵老师的脚面砸去……
时间可以流逝，但是罪过永远不会磨灭。请看到此文的七中学友转达我的忏悔，起码这一次，邵老师受虐，是因我而起的。再次对邵老师道歉，我祝邵老师健康长寿！
三、对不住林老师
1968年5月，我在“军训团”办公室发现了一封来信，是本市一所医院的一位护士写来的，信中反映我校林老师对她有非分之想。
林老师，是我校的化学教师，50多岁了，一人独居，并无什么“政历”问题。我们找到了林老师的邻居（就是女护士的兄长）调查，林老师的行踪被形容得鬼鬼祟祟，说他像要投毒害人的样子。——他可是化学老师啊！阶级斗争这根弦马上就动起来了。我派了两个低年级的女同学跟踪林老师，却不料被他发现了……我们登时恼羞成怒。
事不宜迟，我们一行十多人火速行动，直扑林老师的住所。目的第一是找找“罪证”，第二是打打他的“气焰”，第三呢，确实是想在他那里弄点钱，因为搞教师的“外调”，缺乏交通费。
他不在家，我们强力撬开了门锁，翻箱倒柜……可什么也没有发现。于是，发泄开始了：把他的衣服倒上墨水、砸烂了柜子、书桌、在墙上写上“打倒林××”……最后，拿走了一盏台灯、一个圆规、牙膏……还有30元钱。很难想象，林老师回家后见到满屋凌乱会有什么感觉，可是他不敢做声——1968年5月，正是“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开始之时。
1968年年末，我们将要离校了，林老师小心翼翼对“校革委会”提出被抄家的问题，“校革委会”的一位教师代表问起了我，我态度强横地拒绝回答。
1978年，我离开学校到工厂也有十年了，一天，学校有人来到工厂，向我了解十年前的事情。——原来，当时“拨乱反正”，开始清理“文革”时的冤假错案。学校的来人说，林老师说你们打烂毁坏了他的东西，还拿走了500元钱……我回答说，打烂毁坏林老师的家具是事实，不过，真的只拿了30元，没有500元那么多。30元大多用在“外调”的路费上，剩下的9元多我离校时亲手上交学校财务了……我在书写的材料上，第一次对林老师表达了歉意。说实话，我在当时有点紧张，500元钱在上世纪60年代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万一林老师一口咬定，我怎么办呢？我不由地紧张起来。我感受到了，林老师对此事的愤恨有多深。后来此事没了下文，不了了之。大概当时不少事情都这样，“文革”的“冤假错案”清理得过来吗？
林老师很早就调离该校，前年我曾经打听过他的去向，没人说得清。在此，我对林老师表达悔意，实在对不起！深深惭愧，为当初自己的兽行。
四、我对教导主任之死负有责任
1966年6月，“文革工作组”进驻学校，为了“揭开阶级斗争的盖子”，一下子就把七个“内部掌握”的“四类分子”的名单抛了出来，这其中就有教导处副主任庞乘风。随后，他们统统被押送回原籍。1968年4月初的一天，我在学校“军训团”蓝干事的桌面上见到一份《申诉书》，是庞主任写的，内容是为自己因“历史反革命”罪名被押送回乡而作的辩解与要求。
我见到这份《申诉书》，立即与当时“无产阶级司令部”关于“右倾翻案”的论述联系起来，（当时是“杨、余、傅事件”之后），想到了“紧跟”。所谓“紧跟”，就是“紧跟伟大领袖的战略部署”之谓也。
一天晚上，我纠集了几个“战士”到教工宿舍及学校的显眼处，刷上了几条诸如“不准庞乘风翻案”之类的标语。几天后，竟然传来了庞主任的死讯，他是被“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打死的。据“军训团”蓝干事说，头天晚上，“主义兵”把庞主任叫了去，一伙人围成一圈，伸手就打，打到半夜见人不成了，急忙从墙头拖过去，扔回家里就跑了。庞主任当天晚上就咽了气。
就这样把人打死了！开始时我是感到了某种震惊。但是，在当时打死个把“地、富、反、坏、右”分子，是一件完全不值一提的事，蓝干事压根就没有往上报，估计上头也不要求上报。我内心稍萌的“罪恶感”很快就平息了。为首打人者郑某，我的同届邻班同学。郑某“根正苗红”，颇得“政治”眷顾，还是在校中学生竟然去当过“四清运动政治学徒”；“文革”狂飙扫到学校，则荣任“文化革命工作队”队员之职。到了1967年，其母被“揪出”，据称是“叛徒”。郑某就从天上跌到了地下，同校如花似玉的妹妹，竟也因之精神失常。郑某就是在这种情形下，犯下了弥天大罪。
郑某下场亦甚凄惨。上世纪80年代初他曾在某国有大公司党政部门工作，后因此事被揭发，受到了处分，随后患上了不治之症，终年不及四十岁。所谓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一个普通的中学也变成了“绞肉机”。在两年多的时间里，我校“非正常死亡”的学生有7人，教师有4人。
我把这一秘密埋在心底32年，自己也从毛头小子到了花甲之人。此事再不提起，将会湮灭在冥冥之中。假如不是我当时的无知，“主义兵”或者不会知道有人在“翻案”，事情有可能会是另一种样子。虽然庞主任很难躲得过随后“清理阶级队伍”的屠戮，但事情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清夜扪心，深感痛疚，我诅咒自己的过错，诅咒这一年代。愿庞主任在天之灵安息！这是一则“我不杀伯仁，伯仁却因我而死”故事的现代版。
上世纪80年代初，学校清查“文革”中“非正常死亡”教师的情况，找到了我的一位同学，我也知道。本来最清楚前因的我，最能说清情况。但是，我怕影响自己的“前途”，怯懦的没有主动前去。虽然可以用“当时环境”作遁词，却实在是再一次对不住死者了。
我真诚地为当年所做的一切忏悔！把上面的话说出来后，心里好受了一点。
《炎黄春秋》2011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