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先生叫了起来：哦！公主，从前的公主。

三个人都笑了。

进了狭小的客厅，简老师让我随便翻翻报纸杂志，自己跑到简易厨房煮面。我要帮忙，她不让，说：一碗挂面，有什么可帮的？

说的也是，我就等着吃现成的吧。不一会儿，午饭来了：一碗素汤面，一个煎鸡蛋。汤面上里撒着绿绿的葱花，煎蛋上浇着淡淡的酱油，一切都很简单，好似秋阳，明亮又温暖。

好吃。我大口大口地吃着，香气从面条与面条之间的缝隙里飘溢出来。

简老师不说话，脸上挂着笑。她不必说话，也无需说话她接纳了我，不以政治明晦判断人的高下，不以思想倾向决定人的亲疏。

吃饭的时候，还见到串门的钟灵先生。我挺纳闷：在这个四合院里，怎么净是些美术家？简老师告诉我，这所宅院原来是座私家花园，从五十年代开始就成为中国美术家协会宿舍，她的丈夫在全国美协机关工作。难怪！

从1978年之后的许多年，我的主要工作就是提着个录音机，给大大小小的会议做记录。重要的全国戏曲剧目工作会议和中国戏曲学术会议，我都是和简老师一起干活儿，白天听会，晚上写简报，有时还同宿一室。简报是一种比报纸的寿命还要短、比杂志的价值还要低的东西，简老师绝不因其短命质低而草率敷衍。革命要求奉献，也要求激情，在我的印象中，只要是交代下来的工作，她一律全身心投入，从不想这项任务有多大的意义，也不问自己从中能获得什么？记得有一天，轮到她整理简报，刚好当晚在中国电影资料馆放映两部参考片，所谓参考片，就是欧美电影。在那个尚未真正改革、开放的阶段，看参考片是最大的诱惑与享受。同事之间可以为一张入场券打破头。

我劝简老师：你先看电影，回来再写也不迟，不会误事的，充其量熬个夜呗。

她摇摇头，说工作要紧，不去看了。等我返回招待所，已是子夜时分。推开房门，见她坐在写字台前，双眉紧蹙。一手持烟，一手握笔，而稿纸上没写几行。

我轻轻地叫了声：简老师。

她抬起头，一边把烟掐灭，一边说：诒和，你快睡吧，就别管我了。

我说：干嘛这样认真！选摘几个人发言，用简单几句话串起来就行了，又不是做文章。

面带倦色的她，苦笑道：看来我的名字改坏了（1949年前她叫盛德），简慧，简慧，干的就是简报会议，命中注定。

我大笑。如此自嘲，让我生出敬重：她很清楚自己在干什么，是用近乎伟大的精神做近乎无用的工作，但她还是无条件地接受，且不问得失。这就是由时代规范出来的中国牌知识分子。

不承想，看参考片也让简老师遭遇难堪。在一次国际性的戏曲学术研讨会议上，她是简报组组长，我和另一个毕业没多久的女硕士生是组员。有一天在电影资料馆放映两部非常有名的美国电影，拿到票后，个个欣喜若狂。而那天负责写简报是女硕士。晚饭后，女硕士换好衣服准备去小西天（中国电影资料馆所在），简老师一旁轻言道：小，今天该你写简报，就别去看电影了。

小听了，不说一句，面孔因愤怒而通红，像一头关押在铁笼的狮子，在房间里转来转去。简老师见状，为避免难堪，赶忙说了声要上厕所，扯了节卫生纸，出了房间。

前脚刚走，后脚就是骂声：你是我的老师吗！你管得着我吗？她妈的，什么东西！说着，一把将简老师床铺上的被子扯到地下。之后扬长而去，有一支脚还踩在被子上。

简老师进门，眼眶充塞着泪水，手里攥着卫生纸。显然，她没有去卫生间，而是躲在门外听那叫骂。我怀里抱着被子，说不出一句，只恨自己笨嘴拙舌，无法安慰和消解简老师的悲伤。牛马般工作，土地般奉献，到她这一代终止了。下一茬儿、再下一茬儿，他们的生活目标很明确：只为自己而活，只为自己的利益工作，为此不惜一切，老师算什么东西！统统她妈的。

现在研究戏曲，听点课，看点戏，再读些专业书，就算出师了，也能大块文章，也能口若悬河，但是说的写的往往是名词去、概念来，或堆砌材料或引经据典，大多从理论到理论，美其名曰：从文化角度总体把握。其实，从事戏曲研究，了解艺人、掌握剧种、熟悉声腔、懂得舞台，是第一位的，绝对是第一位的！哪怕你是研究戏曲史的，曲牌联套都不大懂，怎能读透《牡丹亭》？记得当年张庚先生对我们这些学生不止一次地说过：想研究戏曲吗？建议你们从了解艺人开始。道理很简单，因为研究艺人，势必要涉及剧种，剧目，表演，声腔，音韵，舞台，服饰，只有懂得这一套，才算是进入了中国戏曲艺术的本体。要不然，你就永远是个门外汉。即使成了硕士博士专家教授，著作等身，头衔多多，那也是外行。

简老师从1978年起，一直到1984年，一趟一趟地去上海采访沪剧头牌女演员丁是娥女士，又用很长的时间写出一本《展开艺术想象的翅膀》。书是二人的合作，它全面记述了沪剧艺人创作、表演以及沪剧的发展衍变。书中最出色的部分是对丁是娥舞台形象的阐释，记录了她在几个经典剧目中的艺术经验和表演特征。有分析，有归结。单是《芦荡火种斗智》一折里对草帽与茶壶细节的解析，就有数千字之多。这让我打心眼儿里佩服，如今没人干这种蠢事了。戏剧家吴祖光先生看了文稿，很欣赏，赞道：书中谈论创作典型人物的体会是具有高水平的学术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