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苏利文
嗯，我们以前见过这类说法……
你或许已经听说过最近的传言，近平正面临来自解放军和党内精英的逼宫威胁，即将被取代。作为长期关注俄罗斯内政的观察员，我对这类传闻早已麻木——有关普京患重病或被内部政变推翻的传闻，最早追朔到2012年，随后在2015年、2016年、2020年、2022年和2023年轮番出现。习*近*平遭遇类似待遇的频率如何？据我观察，在他执政的十二年中，目前这已是第三次出现类似“将被取代”的传闻。简要梳理一下：
2022年9月：印度炒作“习*近*平被软禁”
2022年9月，时任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代替习*近*平出席了联合国大会，引发外界猜测。随后，习*近*平有大约十天内未公开露面，引发其被软禁、将被李桥铭将军取代的传言迅速蔓延。正值中国国内民航大规模商业航班调整，9月21日当天超过9000多架次航班被取消。这一“异动”使得政变传言迅速在印度媒体中扩散，一位拥有超过1000万粉丝的印度政客在推特上发文称习*近*平已遭软禁。
但航班在接下来的周一恢复正常，习*近*平不久也重新公开露面。与传言相反，习*近*平是因为9月16日出席在乌兹别克斯坦举行的上合组织峰会，回国后遵守“清零”政策下的隔离要求。2022年12月，李桥铭升任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司令员。
2024年8月：习*近*平快不行了？
2024年8月，一个法轮功背景的中文媒体“看中国”发布了一篇耸人听闻的报道，称习*近*平病重，并将在北戴河会议上辞去总书记职务，仅保留国家主席头衔。该报道称，中共高层已决定由胡春华接班，并援引了一条来自“太子党”人物的含糊推文佐证。一段被引用的YouTube视频还指出，2024年7月习*近*平会见越南、意大利和东帝汶领导人时，现场的职务标牌标注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而非“总书记”或“中央军委主席”。
然而夏天过去了，胡春华并没有上位。
2025年5月至今——第三次未必是最后一次
最新这轮传言始于5月，当时习*近*平约两周未公开露面。与以往类似，传言最初由海外评论人士发起——此次是法轮功背景的《大.纪.元;时报》异议记者蔡慎坤，他援引了一封据称于2024年12月通过电邮方式发给他的“公开信”，信中列举了习*近*平的28项政策失误，并呼吁其辞职。
7月6日，李强代替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峰会后，传言进一步发酵。与此前传言的另一平行之处在于，印度新闻媒体如《印度时报》the Hindustan Times迅速传播此类消息以博取流量。流亡海外、前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中校姚诚也声称，习*近*平将在2027年10月召开的二十一大上被迫退休——也就是说，这轮传言很可能会持续下去，直到那个时间点。
比尔说得对
比尔·毕晓普（Bill Bishop）在他最新一期《洞察中国》latest Sharp China podcast播客中，对这些传言进行了精彩点评。我（乔丹）完全同意。
无论我们在此讨论什么，只需记住：每逢八月初，总会有人撰文称习*近*平“消失了”，年年如此，已成固定节目。
我要说的是，首先，我们并不知道真相。中国高层政治如同一个黑箱，我们无法百分百断言“什么都没发生”。这是我首先要提出的警告。但如果你仔细看看这些传言的来龙去脉，再结合我是如何看待这类传言的（这也是我长期在自己的简讯里所做的），就会发现很多问题。
我的硕士研究方向就是中国政治。我的导师当时是美国政府首屈一指的中国政治问题专家（现已退休）。我也经常与许多专注于研究中国高层政治的人士交流。虽然大家难免判断失误，但我确实觉得自己在这一领域更有信心发表看法。
当你看到“习*近*平有麻烦了”传言时，有几点你应该追问。首先，这个传言的依据是什么？有报道称：“五月没有召开政治局会议，所以习*近*平出事了。”但没提及2023年5月同样没开政治局会议，那就值得警惕了。事实上，在本届中央委员会任期内，未召开或未公布的政治局会议次数远高于往届。如果不给出这个背景信息，说明他们并没有真正努力去搞清楚什么是异常情况，而哪些不是。
第二，如果有人说“习*近*平五月失踪了十三天，出大事了”，却不提他之前也曾有过类似长度的“消失”记录——不仅限于每年八月初的传统休假期，而是在其他时段。我们不知道具体原因，但过去确实发生过这种情况，随后他又照常露面了。换句话说，这并不能构成“出大事”的证据。
如果有人说习*近*平在《人民日报》或官媒上的提及率少了，那显然是不对的，这些说法有明确证据反驳。[参见中国媒体项目的相关分析。]说这话的人没有做调查工作。如果他们引用的是某个推特或YouTube账号，那又是一个危险信号。如果不去核查这些账号过去的预测记录，或没有确认它们是否有法轮功背景，那就很成问题。现在活跃着数十个法轮功账号，臆断猜测中国政治的各种”内幕“。
举个例子，有一篇发表在《观察家》（The Spectator）报上的评论文章，作者是一位日本历史教授。就像《纽约邮报》相关报道一样，引发了大量关注。这位教授引用了一些我前面提到的信息，却没有提供任何背景说明，而且他还引用了明显属于法轮功的信息源。但读者往往不管这些：“哦，这是《观察家》发的。“或者”哦，这是《纽约邮报》啊。那肯定是真的。”于是一传十，十传百。
我理解为什么很多人愿意相信这些传言。“希望上瘾”（Hopium）是种很强大的“毒品”。大家总幻想出现一个“改革派”，比如所谓的“改革派”汪洋（可怜的汪洋，他都退休了）。每次传言汪洋要接替习*近*平，估计他自己都很无奈。人们总幻想着那位“改革派”还在某个角落等着上场。正如一位曾长期在政府里研究相关问题的朋友所说：“人们总是想找个人把蛋糕寄过去。”
我理解这种心理，毕竟，想象着有人会出来拯救经济、改变对俄罗斯政策、改善贸易立场——这总比面对现实要容易得多。
精算概率显示，习*近*平今年因病或意外失能的可能性为3%，波利预测市场（Polymarket）上，“习*近*平未来六个月继续执政的合约溢价约为4%。即使2%的政变概率在我看来也偏高了。
想深入了解习*近*平？
请阅读我们对约瑟夫·托里金（Joseph Torigian）的专访，聚焦他那部堪称学术里程碑的著作：《党的利益高于一切：习*近*平之父习仲勋的一生》，这本书无疑是近十年来最杰出的中国研究著作之一。用约瑟夫的话说，他的目标是“尽可能照亮历史的黑暗角落”，以此更深入理解威权政治的本质。他做到了，甚至超出我的预期。
这部传记让我对中国政治有了前所未有的切身了解。它不仅细致梳理了中共历史上最具决定性的关键时刻，也生动再现了在毛泽东和邓小平时代担任高级官员的真实生活。这是一次兼具思想深度与人性触动的阅读体验，令人震撼。
书中不乏令人印象深刻的轶事：比如，15岁的习仲勋曾试图刺杀一位老师；又如，彭德怀在与习仲勋共睡一张通铺时，用鞋子堵住他震天响的鼾声……
在本次访谈中，我们讨论了：
通过研究习*近*平的父亲，我们可以更深入地理解威权主义、中国共产党以及中国的未来；
托里金揭开被掩盖的党史的方法论；
党如何成为生存意义的源泉，又如何将苦难”武器化“，从而在悖论中加深政治忠诚；
在党无所不在的阴影下，家庭、爱情与事业之间如何交织互动。
附：
“制衡习*近*平”，还是”精进党治“？
——最新政治局会议透露了中国政治的哪些新动向？
霍利·斯奈普博士是格拉斯哥大学政治学讲师。本文最初由英国地缘战略委员会发布。
《调查者》|第15期/2025
中央决策协调机制新规出台
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报引发诸多猜测，不少舆论据此渲染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权力失势”的说法。事实上，会议通报称，政治局审议了《党中央决策议事协调机构工作条例》，这类机构通常被简称为“DDC”。
这种推测基于两个核心观点。较极端的观点认为，某个神秘势力试图设立一个高于习*近*平的新权力机构，其依据是对会议通报首句的误读——那不过是对相关议题的常规引言，而非权力结构的变化。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这些新规旨在通过制度框架约束习*近*平的权力。
这两种解读都忽视了几个基本事实，以及两个已有充分证据支持的持续趋势：其一，中共的集中决策机制正在逐步取代国家行政体系；其二，党内治理愈发依赖规则框架（即“依规治党”）。若仅将会议通报与有关习*近*平“地位下降”的揣测挂钩，恐怕会错失理解这些新规背后政治意图的机会。尽管分析普遍指出，习*近*平执政以来呈现出权力“集中化”和“个人化”的倾向，但外界对中共及其领导人在掌握权力之后如何实际行使它，仍缺乏充分了解。这些尚未公布的规定，很可能正是中共中央持续推进制度重塑的重要一环，意在将集中的权力转化为组织和治理能力。
需要明确的是，政治局会议通报并无出人意料之处。事实上，中共中央早已着手筹划相关规定的制定。这一点可以从2023年4月发布的《中央党内法规制定工作计划纲要（2023–2027年）》中找到明确证据。
没有规则的”集权“，还能称得上治理吗？
这些拟定中的规章制度，是习*近*平长期以来推行的核心工程的一部分，旨在通过“以规则治党、以法律治国”实现对中共与中国的治理。他的宏观蓝图将“基于规则的党内治理”与“基于法治的国家治理”结合起来。习*近*平上台之初就指出，党亟需规则来约束自身的越界行为，以防党群关系破裂所带来的生存危机；并自此一直在推动规则制定工作。
习*近*平不仅制定了“制定规则的规则”，明确党规应由谁制定、如何制定。也设立了一整套将党员干部权力“关进笼子”的制度。他通过这些规则，为自己争取到推进决策的最大灵活性，并借此重塑党的内部运作机制，建立新的激励体系，使自己成为全党必须“对标看齐”的核心。他几乎将规则应用于治理的方方面面；从规定干部在宴请中最多可上几道菜，到界定党如何行使权力来操控国家机器，无所不包。
习*近*平高度重视规则及其在构建治理机制中的作用。他将规则视为实现中国“现代化”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2019年，中共中央全会通过的一份文件明确提出，要“更好地将我国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文件呼吁“强化”参与政治局争议通报工作的相关机构职能，完善确保党中央决策贯彻落实的各项机制，并“严格执行”请示报告制度（简称IRR），这是一个鲜为人知，但对党内运作至关重要的制度。
习*近*平不仅通过规则实现权力的最大化，也借助规则提升权力的行使效率。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负责制”就是一个典型例证。尽管外界分析多聚焦于习*近*平的“负责”身份——他拥有最终决策权——但他为强化这一决策角色所构建的一整套规则和机制，却未引起充分关注。例如，通过党内规范制定的“三种机制”，就是为了增强军委主席的决策能力服务的。
什么是党中央决策、议事和协调机构（DDC）？
党中央决策、议事和协调机构（DDC）构成了一个特殊的权力层级，其功能在于将重大决策权“上收”，从国家机关移交至党中央体系。一些DDC机构最初为“领导小组”，在2018年机构改革中被升格为“委员会”，以“强化党中央对重大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另一些则直接以委员会形式设立，如“中央科技委员会”（CSTC）。
尽管分析人士将新规称为“中共中央工作条例”，但文件的官方标题使用了“党中央”（而非“中央委员会”），这反映出党中央决策协调机构的实际权利归属：它们隶属于政治局的24名成员，或其常务委员会的7名成员（PBSC），而非更大范围的中央委员会。习*近*平作为总书记，直接掌握这些机构会议议题的主导权，可决定是否召开会议或批准会议召开。
关于党中央决策协调机构（DDC）的职能，6月政治局会议通报中的表述几乎与此前的《党规制定纲要》如出一辙。《纲要》指出，制定相关规定旨在协助DDC履行“顶层设计、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重大工作的职责。这正是2020年《中央委员会工作条例》中所使用的语言，该条例赋予中央委员会设立DDC机构的职权。政治局会议通报采用了相同的“四字四句”的标准表达方式。类似的表述也出现于具体DDC机构的描述中。例如，2023年的机构改革方案对当时新设立的中央财政委员会的职能描述；《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关系法》也赋予中央外事委员会相同的职能。
新规将对现行规则进行补充或调整。而现行规则本身也揭示了这些难以捉摸的权力中枢的部分运作逻辑。习*近*平在过去十年间的“立规热”重新激活了“请示报告制度”（IRR）。该制度允许下级机构向上级请示指令，并汇报执行情况，使党内机构能够就本地或特定政策领域的突发事件做出响应，但也可能导致决策流程梗阻。
自2019年以来，DDC机构及其负责人已被允许充当IRR响应方的角色。这或许是一种在下放党中央权力的同时，协助政策更好地校准中央要求的机制。此举还有助于缓解IRR激增的局面——过去十年间，因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普遍的惩罚机制以及对与党中央保持一致的严苛要求，许多官员陷入“躺平”状态，或寻求规避责任之道。DDC已被指示在各自领域制定详细具体的IRR执行规则。这可能意味着将实质性权力下放给DDC下属执行部门的负责人。
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CFAC）和中央科技委员会（CSTC）在组织安排上的异同，是值得拿来讨论的参考。以王毅为例，他不仅是CFAC办公室主任，还兼任政治局委员与外交部长，这使得CFAC的决策可直接对接国家的主要执行机构。王毅在兼管外交部与CFAC办公室的情况下，既可通过外交部推进相关政策，也可借助与其他CFAC成员单位的协调行动来执行CFAC决策。其“CFAC办公室主任”的身份，可能成为推动其他机构配合外交部工作的权威杠杆。尽管CFAC与外交部之间的这种架构可能是特例（源于其前任秦刚的突然去职），但中央科技委员会的设置与之类似。据报道，科技部部长、中央委员阴和俊亦兼任CSTC办公室主任，使CSTC的决策可直接传导至科技部，同时也为其以“CSTC办公室主任”身份协调各方、推动CSTC决策的落实提供了制度性抓手。
习*近*平“权力失势”，还是“授权机制精细化”？
再来看政治局会议通报，鉴于中央直属机构负责人所具有的重要职能，规定要求各直属机构“统筹不代替、到位不越位”，并不令人意外。尽管有人解读为是对习*近*平的“直接批评”，但更可能的是，相关规定旨在规范党中央下放的权力。值得注意的是，习*近*平本人也曾使用过类似表述，涉及“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的相关工作。
忽视地方层级的实践，会错失反思既有假设的机会。针对政治局的通报来看，某些表述或许可以被合理解读为习*近*平“权力失势“的观点。省级党委的实际反应却恰恰相反——他们在承诺做得更好的同时，重复使用了通报中的相关措辞。例如，山西、重庆和新疆都表示将“学习习*近*平在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并改进各自辖区内地方决策协调机构（DDC）的运作方式。他们承诺出台“切合实际、行之有效的政策措施”（这也是政治局会议通报中的表述），并将更好地规范本地DDC的设立与运作，以“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省级党委有权制定党内法规。由此看来，围绕党中央出台的《条例》所进行的宣传与传达，正在促使各地党委跟进，出台具体的配套实施文件，以加强对地方DDC实践的制度化管控。
与其说这项条例的出台标志着习*近*平权力走弱，不如说它是一项常规性举措，旨在在其前两届半任期完成权力集中之后，进一步厘清中共如何行使这些权力的具体方式。2027年召开的中共第二十一大上，党中央（或其中部分成员）可能会推动将该条例的相关内容写入党章，从而为在治理中使用DDC机构提供一种“宪法”层面的正当性，进一步巩固其在新时代党内官僚体系中的制度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