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段旅程中，我也努力去摸索那个隐藏在被战后史阻断的记忆中的日本身影。接近日本无论如何都是必需的，因为现代日本是台湾人形成自我的镜像，不可避的母体与他者。只有行经日本，才能抵达台湾。然而所谓“现代日本”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帝国化相互重叠，因此要追寻现代日本的足迹，必然会由核心而边陲，逐步行经东北地方、北海道、冲绳、台湾和朝鲜，乃至满洲与南洋。然而即使完成了帝国全境的巡礼，确认了台湾在帝国之内的位置，我们还是无法真正抵达台湾，因为战前日本帝国的形成是日本与中国、东亚与西方之间相互交涉、龃龉的过程，紧密地镶嵌在一个更大的世界史脉络之中。只有理解现代日本在世界史的位置，理解现代日本如何在世界之中定义自己与台湾，我们才能真正抵达台湾，也才能够理解到第一代台湾现代知识人那些稚拙的自画像，原来是他们对那个复杂难解的，有着重层的支配／抵抗结构的巨大世界的回应。
这一切都是事后才理解的。要等到完成了论文之后，我才愚钝地意识到，为了返回现代台湾，我这个日本史与世界史的素人在问题意识、理论与史料的引导下，竟然在无意之间有如背包客一般自力行经了现代的日本和世界。用比较思想史的语言来说，要等到完成了论文之后，我才理解到原来日本统治下台湾民族主义的出现，不只是日本悲剧性的现代化过程所孕生的结果，同时也是整个现代世界史“启蒙的辩证”（dialectics of enlightenment）的产物。
所以这篇论文从最初单纯关于台湾民族主义起源的个案研究，逐渐成长为一个对于日本与欧洲帝国的殖民主义支配，以及日本帝国内各殖民地的反殖民抵抗模式的双重比较研究。在全球的、比较的视野引导下，我摸索出了一种可称之为“在地文本的全球解读”（global reading of local texts）的方法，在同时期日本、中国与西洋的多重思想脉络影响下重新阅读战前的台湾文本。这个被我的老师班纳迪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称为“从奥林帕斯山顶”的视野，也帮助我看见了在战前国际政治秩序重层的支配与抵抗结构中，处于西洋—日本双重支配最底层的台湾（以及朝鲜、冲绳），如何与立于顶端的西洋现代文明进行策略性的论述结盟，以批判日本那种既模仿又抗拒西洋的折衷主义式殖民支配。如此，在那个“长期被隔离于世界文明之外的孤岛”（永く世界の文明より隔离せらる孤岛）［注1］上被生产出来的那些被人遗忘、轻蔑的小文本（minor texts），突然被带进了世界史的脉络之中，出现了层次，而且产生了深度。
为了呈现一个素人／初心者在黑暗中摸索的过程，这册中译本大体保留了英文原文的原貌。毕业十余年后，我对比较帝国史有了更多的学习和理解，于是写了一篇简洁的英文论文，将战前日本民族国家形成与帝国扩张重叠的现象，与十六、七世纪英格兰在邻接的凯尔特周边地区（Celtic fringe）之扩张，以及十九世纪美利坚合众国在北美大陆上的国家扩张模式做了一次比较分析。透过这三个个案的比较，我才比较清楚理解到日本在冲绳、台湾与朝鲜的“差序式吸收”（differential incorporation）统治模式其实是帝国初期扩张常见的模式，具有某种普遍性。不过，为了保存这本书原有的摸索与思考历程，我将这篇论文以补论的型态附在全书本文之后。另外，我曾为二○一三年美国亚洲学会（AAS）的研讨会撰写了一篇英文论文，扼要地补充说明台湾民族主义在一九三七年以后，也就是战中期的发展与变形。这篇简短的论文，我也以补论形式和前一篇短论一起放在本文之后，供读者参考。最后必须说明的是，一九四五年日本战败后东北亚地缘政治局势发生了剧烈变化，台湾民族主义因此在战后初期也经历了一段复杂的起伏和转型，最终在一个非常不同的历史脉络中重新出现。这段故事非常富於戏剧性，也具有高度的理论意涵，不过它已经超出了本书的范围，因此并未收录。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照我二○一六年出版的中文论文〈三个祖国〉。［注2］
另一个与历史发展阶段相关的问题，也应该在此一提。本书主题是日本统治时期台湾民族主义的诞生与发展，本质上是关于台湾民族主义初期型态的实证研究，所呈现的包括这个运动的许诺与限制。初期的台湾民族主义是安德森所说二十世纪前半全球史“最后一波”民族主义的个案，带有鲜明的时代烙印──在拥抱西方现代文明理想的同时，也继承了文明化意识形态的进化论偏见。第一代台湾民族主义者对原住民族问题的忽视，清楚反映了此种源于现代性意识形态的文明傲慢。这是初期台湾民族主义在思想上的限制。除了思想制约之外，战前日本对台湾住民采取区隔原汉的二元统治策略，也对两个族群的社会整合与政治结盟设下了根本的制度性障碍。［注3］就原住民族而言，台湾总督府在雾社事件后采行的“教化理蕃”政策，并用经济收编与文化同化，有效阻止或迟延了台湾原住民族的自主政治动员。［注4］这些都是初期台湾民族主义发展面临的历史限制。诗人艾略特在《四首四重奏》（Four Quartets）中说“只有经由时间才能克服时间”，历史的限制最终也只能经由历史来克服。我们必须要在二次战后的全新历史脉络之中，才能看到文明化意识形态的逐步崩解，台湾原住民族政治主体形成的胎动，［注5］以及新一代台湾民族主义者尝试跨越族群界线，重新定义“台湾人”的契机。［注6］
论文写完了，然而旅程尚未结束。爱德华．萨依德（Edward Said）在《剥夺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Dispossession）里面曾经总结说，他一生为巴勒斯坦写作，主要就是为了要“证明巴勒斯坦人的存在”。［注7］我在芝加哥大学读到这句话时深受感动，觉得仿佛是在为我艰困孤独的旅程所下的注脚。三十余年之后，世界史的发展自身已经以一种极为激烈和危险的方式，证明了台湾的存在，不再需要我这个象牙塔内的学徒微不足道的努力。尽管如此，我的个人旅程尚未结束，但我已经不再寻找回到台湾的路了。如今我追寻的，是经由台湾而回返世界，回返人类共同的精神原乡的道路，而这册习作则成为我持续中旅程的一个经过点。
这本用英文写成的论文在二○二三年先以日文译本形式在日本出版，［注8］接着再从日本回到台湾。这或许是天意。日本是孕生了近代台湾的母体和他者，我整个写作过程就是与这个两义的日本的一场漫长的搏斗。虽然我努力想站在一个世界史的高度来保持和日本（与台湾）的距离，但我很清楚知道自己始终都是面向着日本和台湾──面向着这两个我无从选择的故乡，和他们对话、争辩、探究、询问，向他们寻求关于历史与认同的解答。在这个非常个人，非常存在性的意义上，日本和台湾共同孕生了这本书。我不确定英文版最终会不会出现，但这篇习作能先与日本和台湾的读者见面，或许是我潜意识中一直在期待的结果。我对此结果深怀感激。
这本书终于在台湾出版，仿佛一次迟来的鲑鱼返乡，对此我最应该感谢的是春山出版社的总编辑庄瑞琳。没有她近乎固执的催促与鼓励，我不可能走出──或者被逼着走出──那如余烬般的倦怠、迟滞与无所作为。从《想像的共同体》中译本增订版，到《受困的思想》的中日文版，乃至本书，我见证了一个优秀专业编辑和她杰出团队的知识劳动过程，以及在此过程中一个属于台湾本土的编辑者传统（editor tradition）的诞生。事实上，小瑞与同世代，乃至更年轻世代的专业编辑者们，长久以来持续不辍地进行着一场以书籍为媒介的文化运动，透过一本一本好书的出版，静静地重塑台湾社会浅薄、喧嚣、躁动外表底下的文化根基，赋予它厚度与深度。能以作者身份参与这场文化运动，我感到无比荣幸。我也要对本书主要译者胡宗香深致谢意，这位杰出的翻译者从〈比较史、地缘政治，以及在日本从事台湾研究的寂寞〉（二○一六）到本书，一路耐性地将我过于雕琢的英文转化成优美流畅的中文，救赎了我的疏懒与炫学。最后必须特别一提的是，在本书写作过程中，我受惠于京都大学驹込武教授的《植民地帝国日本の文化统合》（一九九六）甚多。这部比较殖民史杰作在知识上给予我多方启发，但同时也诱发了我的反论欲望，而经由这个激烈的内在对话过程，这本书逐渐成为我努力试图超越的一座里程碑。对于这位博识、正直而热情的畏友，我终生怀抱感激与敬意。
吴叡人
台湾草山二○二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1林呈禄，〈新时代に処する台湾青年の覚悟〉，《台湾青年》第一卷第一号（一九二○年七月二十四日），和文之部，页35。
2吴叡人，〈三个祖国：战后初期台湾的国家认同竞争，一九四五－一九五○〉，萧阿勤、汪宏伦编，《族群、民族与现代国家：经验与理论的反思》（台北：中央研究院社会学研究所，二○一六），页二三至八二。
3本书第三章关于议会设置请愿运动论述的分析中，对初期民族主义的历史限制有较深入的讨论。
4关于雾社事件后总督府教化理蕃政策的政治效果，参见吴叡人，〈台湾原住民自治主义的意识形态根源：乐信．瓦旦与吾雍．雅达乌犹卡那政治思想初探〉，洪丽完编，《国家与原住民：亚太地区族群历史研究》（台北：中央研究院台湾史研究所，二○○九），页一九三至二二九。
5关于二次战后初期兴起的台湾原住民运动，参见吴叡人，〈台湾原住民自治主义的意识形态根源：乐信．瓦旦与吾雍．雅达乌犹卡那政治思想初探〉，以及吴叡人〈“台湾高山族杀人事件”──高一生、汤守仁、林瑞昌事件之政治史的初步重建〉，收于《二二八事件60周年纪念论文集》（台北：台北市政府文化局、台北二二八纪念馆，二○○八），页三二五至三六三。
6关于一九六○年代史明对台湾原住民族态度的讨论，参见吴叡人，〈启示与召唤：《台湾人四百年史》的思想史定位〉，收于《实践哲学：青年读史明》（台北：台湾教授协会，二○一二），页二八至三六。
7 Edward Said, The Politics of Dispossession: The Struggle for Palestinian Self-Determination(New York: Vintage Books,1995[1994]), p. xvi.
8吴叡人著，梅森直之、山本和行译，《フォルモサ・イデオロギー：台湾ナショナリズムの勃兴》（东京：みすず书房，二○二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