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此可见，李慎之先生口述史得以进行，是承蒙了很多很多人士的关心与帮助。

剩下的条件就是李慎之先生要能抽身一段时间，专心来做口述史。而恰在2002年秋天，李先生夫人跌伤住院，需要家人陪护。年近八十的李先生此前也曾中风，生活上总要有人照顾才行。一家两位老人同时需要照料，对家人来说，是措手不及的困难。我因工作关系，与李先生长女李伊白女士经常见面，商量后，大家一致决定，由刘志琴先生、王学泰先生和我，一起陪同李先生到南京找个旅馆住下来，专心来做他的口述史，并由我们照顾他离京期间的生活。这样除了工作上的便利，也能免除他在北京家里面对夫人病情而心生焦灼。

很快，我们一行四人启程乘火车到南京。那天晚上我们在火车硬卧车厢里聊了很久。李先生一反平时风格而向我们道出的，全是他心底里对几个子女生活家庭等的最深关切与惦念，这份心境的殷切沉重，反而比平时他对重大时政与学术问题的宏论更让我心动。

到南京后，由刘志琴先生物色了一处很安静的小宾馆住下。以后的一周左右时间里，我们每天都是简单早餐（在附近一家街头小店吃鸭血汤）之后就开始工作。程序就是，由李先生尽量详细地口述他的身世、幼年以后直至后来无数政治大风大雨的经历，尤其是他对自己一生道路做出理性认知的具体思考路径与思想资源。李慎之先生记忆力极好，对大半生经历的无数大小事件、地点情境、纷繁人物、重要文件的内容甚至具体行文款式等等，从来都是脱口即出、极少停顿思索，这对于耄耋老者而言相当罕见。我们三人则基本上只是使用录音机记录下他的谈话，很少插话打断他的思路，只是偶尔情况下，恰好所述内容涉及我们知道的另外材料时，才稍做提示。其中又以王学泰先生提示较多，因为他读书广博，且记忆力过人。如此进行下来的成果，就是记录了整整19盘录音带。

白天的工作之后，还有晚上的随意聊天。因为是由我与李先生同住一个房间，以便照顾他的起居，所以常常是王学泰先生晚饭后来我们这里闲坐，刘志琴先生则比较早休息了。聊起的话题，天南地北无所不有，而最多的还是关于中国古典文学与哲学。李先生在八十年代曾经一度对于新儒学有相当的热心，认为可以矫治西方文化大兴之后的弊端。以后这个立场虽然改变，但后来的看法还是牵涉很多的学术问题，比如李先生多次提起有关张载哲学的话头，由此我们谈论很多。再有让我难忘的，就是经常议论中国古典文学对于人生境界的深刻表现力，其中谈杜诗最多。李先生对杜诗相当熟悉，王学泰又是杜诗专家，他们因为各自的人生磨难，所以对于杜诗的体会远过常人。

我们的工作持续了大约一周，其间算得上相当投入。李先生极难得心无旁骛，比如他长久以来与南京大学霍普金斯研究中心关系很深，工作联系也多，但是在我们做口述史期间，他对那里连一个电话也没打过。唯一访客是南京大学的董健先生。董先生崇敬李慎之先生的思想与人格，与我们一样视其为老师，他对江南各地思想文化界的情况又熟悉，所以他来访时从晚饭后一直聊到很晚。

因为经验的不足与动身时的匆忙，这件工作有很多地方我们做得不尽如人意。比如每盘录音带上没有标注详细的日期与录音时间。但因为有一个重要时间坐标作为记忆的辅助，所以大致的日期不会出错。在我们工作进行过程中，恰逢中共十六大召开。闭幕那天，权力的勾兑结果大致揭晓（江泽民继续留任中共军委主席），马上让世人察觉到了权力授受帷幕后的波谲云诡。这天是2002年11月24日。

这天吃过晚饭，李先生催我到街上去买当天的套红报纸。等我将报纸交到他手里时，终于忍不住向他道出了长久埋在心间的积郁：几十年了，我经历了一次又一次希望的落空，尽管决定研究中国专制主义之初，我就知道在中国实现宪政与民主不是一日之功，但是我不过是一介平凡百姓，以自己刀锥之末的气力和生命中剩下的所有时限去面对那样横亘无际的大山，日久之下，难免越来越多地生出俟河之清人寿几何的悲凉。随后我问李先生：以您的高龄与一次又一次失望的经历，您最后的感觉是什么呢？李先生想了一下，念出了一位西方学者说过的话，算是对我的回答：当专制威权还在实施着它的统治时，几乎所有世人都觉得：如此庞大强悍的机器它怎么因为可能失去力量而退出舞台？可是当专制统治一旦成为过去的时候，则几乎所有的人又都觉得：这样丑恶而违逆于人性的权力体制，它怎么可能不被世界所唾弃呢？

口述录制工作完成以后，我们四人去了一趟南京明孝陵景区，终于可以舒缓一下长时间的紧张心情。那时秋霜正浓、黄叶弥野，我们走在万籁寂静下的朱元璋陵园里，当然有一番古今映照的感触。就我而言，能够直接促成、参与并终于完成这件重要工作，满足之情不言而喻，于是不由得想起晚清翁同龢《游西山见宝竹坡题名因书其后》中的句子：

衮衮中朝彦，何人第一流？苍茫万言疏，悱恻五湖舟。

直谏吾终敬，长贫尔岂愁！何时枫叶下，同醉万山秋。

以李先生当今“第一流”之人的位置而言，当然早已超越了“直谏”陈轨而有了放眼全球的宏大眼界，但是那份对国家民族命运的拳拳之心，依然秉承着千百年来志士仁人的血脉；而老人的这份心血现在终于可以传诸天下、昭告世人了！

原本的计划是，这份口述史的讲录在南京初步完成以后，回到北京后再补充一些照片与录像。但是后来，我忙着料理老母亲病重与去世的事情，就把给李先生做录像的事放下了。当时的打算是，等到2003年春暖后，就可以从容地完成这踵事增华的结尾。我与他同住一室多日照顾他起居以后，感觉他的身体状况除了行走有些不便以外，其余饮食、睡眠等等都非常好，尤其是他完全不像一般这样大年纪的老人那样怕冷，所以当寒流突然袭来时，好几天屋里一直没有暖气，我夜里睡觉都要在棉被上加条毛毯，但是他坚决不要毯子；等我为他买回一台电暖气时，他还说我多此一举。于是我心里很踏实，觉得以李先生的底气和火力，肯定还有充裕的时间来完成他心中诸多重要的写作计划。不想到了2003年过年，他患了感冒，随后很快就是“非典”疫情突然袭来，他的住院与治疗不能不受到不利影响，于是感冒加重，引发肺炎，一病不治，竟成永诀！而关于这份口述的完善工作就此全付阙如，连一张正式的工作合影也没有留下，成为深深的遗憾。

这以后，这份口述史首先由录音誊录为原始记录稿，这个稿子当然还是问题很多，比如口述中涉及了大量的历史人物与事件，而录音的时候没有想到誊录者由于阅历与知识等限制，可能并不熟悉这些内容，所以这些地方仅仅根据李先生语速很快的语音，并不能保证转换成为文字的准确。幸运的是，熟悉中国现代史的工人出版社资深编辑王建勋先生，义务付出很大努力，将原始文字稿悉心整理了三遍，使其成为现在这样从头到尾顺畅无碍的文字。只是由于舆论环境等原因，这份口述史在将近二十年里一直保存在李慎之先生家人那里，而未获面世的机会。

屈指算来，李慎之先生去世已经17年，境遇坎坷的王建勋先生因白血病去世已近四年，王学泰先生、李伊白女士去世也已两年多了。2020年4月8日，享年85岁的刘志琴先生又不幸逝去。于是每每念及这份口述史的命运，都让我不免“羊公碑尚在，读罢泪沾襟”的喟叹。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这古今贯通的长河之中，有无数珍贵东西值得镌刻在历史记忆里。但在所有这些之中，能够最大程度契合于“世界之公理、人性所大同”之方向的，恐怕唯有一代接一代人们，向往现代制度文明，矢志推动中国走出专制的自由心灵！所以一方面，能够以李先生口述史等等资料为镜鉴的后来人，他们足以了解中国“出埃及”之异常的艰难曲折；但另一方面，这些文字中的淋漓记述，也足以说明那种追求的永难止息与磨灭。

这些年里，我不时会想到宋人范成大的两句诗：“劫火不能侵愿力，岿然独似‘汉灵光’”——他把人们用自己心智凝聚而成、因此任何遮天劫火都永难撼动的伟大“愿力”，视为岿然永存世间的最高贵殿堂，所以我想：后来的有心人们如果读完《李慎之口述往事》，可能也会有同样的感动吧。

王毅追记于2020年5月27日

本文注释：

[1]比如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的重新翻译出版（王明毅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

[2]典型例子：以自由之美为生活与思想之核心价值的人文学者王小波去世（1997年4月11日）前后，其著作引起社会广泛共鸣。

[3]以若干当时有广泛影响的历史学或纪实历史叙述著作为例：茅海建著《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于1995年由北京三联书店出版，陆键东著《陈寅恪最后20年》于1995年12月由北京三联书店出版，《顾准日记》于1997年9月由经济日报出版社出版，韦君宜《思痛录》（删节本）于1998年8月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于2000年11月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等等。

[4]以1993年创刊的《东方》为例，其创刊号上刊出的重点文章包括：季羡林《“天人合一”方能拯救人类》、刘东《中国能否走通“东亚道路”》、陈平原《当代中国人文学者的命运及其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