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日报》在7月19日的“检查”中说他写的“五四社论”是“本报利用社论形式，向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进行煽动的一篇具有纲领性的文章”；说他在武汉写的两篇报道是“强调所谓‘春风不度武胜关’、和党与知识分子关系不正常”，还说他操刀的《复旦大学取消党委负责制》是因为“他在思想上早就认为高等学校中的党委负责制‘毛病’很多，迟早要取消”。说潘文彬受储安平指使撰写的《北大开辟“民主墙”》（5月26日）的报道“尽管他‘煞费苦心’，一点也不能避免这个报道的强烈的煽动作用和恶劣后果”。

在《光明日报》创始人之一谢公望的文章中，潘文彬更加“恐怖”：他写的“五四社论”是“射出了一颗向党进攻的信号弹”；说他写的《春天的感应》《关于“六经注”我的谈话》《政治待遇与书斋生活》是“散布火种，欲为”五四社论“安下伏笔，阴谋掀起一次所谓‘文化革命’”，“潘文彬要‘革’谁的‘命’呢？要掀起一场什么样的‘革命’呢？他是假借反对教条主义之名，来攻击马克思列宁主义”。说“他一到武汉就拍来一条《武汉知识界的鸣放密云不雨》的电讯，鼓动群众向党进攻，以便打乱当地整风步骤”。“他在武汉又写了两篇全篇都没有一个真实姓名的通讯，潘文彬借用‘一位先生’、‘一位教授’之口，骂尽了共产党和新社会。”最后谢公望说，“我们要正告潘文彬：在你根深蒂固的反共思想支配下的点火活动，罪恶昭彰，不要再怙恶不悛，自绝于人民”。

就这样，潘文彬成了“右派”分子。7月后，潘又被升格为“极右分子”，报社对他的处理是第一类第二种，即“保留公职，劳动教养”。

一天半夜，“老潘被抓走了”，老工友说，“那么大冷天，老潘只穿一件呢大衣，抱床被子就走了，别的什么也没带。我听公安局的人问他：你怎么连个脸盆也不拿？老潘说，脸都不要了，还要脸盆干什么”。潘文彬被送到兴凯湖公安局农场劳改，后在“文革”中默默死去。

钱统纲被打成“右派”的经过令人感到滑稽。“大鸣大放”时，报社领导派他去中南地区“推动鸣放”。他被请去参加武汉大学学生会的鸣放座谈会。会上，学生们一定要他讲讲话，并要求《光明日报》一定要刊登他们鸣放的消息。钱统纲平素谨言慎行，尽管他再三推辞，还是经不起学生们的齐声要求，只好简单敷衍了几句：“《光明日报》虽然派我到外地报道鸣放，但报道对象主要是知识界的上层人士。对于同学们要求鸣放，我是同情和支持的，因为鸣放是中央提出来的。”“然而同学们的鸣放，不在我的报道范围之内，即便报道了，《光明日报》是否刊登，还得由报社领导决定”。说完，他就离开了会场。第二天一大早，他就登上了开往北京的列车。至于学生们是否鸣放，或怎样鸣放，他都全然不知。

不久，“反右”风声骤起，储安平被定为“大右派”后，钱统纲也因“同情、支持右派分子向党进攻”成了一名“右派”。然而事实上，武汉大学的男女学生们那一天并没有鸣放，仅仅是要求鸣放而已，压根儿谈不上“进攻”，怎能定他为“右派分子”呢？最终，钱统纲接受了“开除团籍，撤销记者职务，降五级工资”的处分，去了北大荒850农场。

（三）“三个纵火犯”（西北组）——郑笑枫、欧至培和韩洪文

1957年4月中旬，郑笑枫受光明日报社派遣，到西安采访“鸣放”情况。4月29日，欧至培和韩洪文也被派来协助郑笑枫的工作。但是，《人民日报》记者朱波后来在“反右”时撰文称“西安的人民把光明日报派到西安来的三个记者——欧至培、郑笑枫和韩洪文叫作三个‘纵火犯’”。

郑笑枫，1944年起在国民党统治区参加新闻工作，1950年由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研究室调《光明日报》任记者。1957年4月中旬，郑笑枫被安排随全国人大代表和郑振铎、田汉及全国政协委员、原国民党行政院长翁文灏等去西安。在采访中，他发现一些高校未传达毛泽东于2月间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讲话，和3月间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这两个讲话，当时虽然没有正式公开发表，但根据讲话的录音记录稿，早已在党内外作了广泛的传达）。他接受了巴波的建议：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就写报道，否则就写内参。于是，他写了一条内参发回报社，并很快收到编辑部领导回电：“速将内参内容发新闻电回来。”结果，这个《西安大部分高等学校尚未传达毛主席讲话》的新闻稿在4月20日刊出，当时还受到彭真的表扬。在“反右”高潮中，这条由内参改新闻的报道，则成了郑笑枫向党猖狂进攻的“纵火犯”的大罪，被打成右派，送北大荒监督劳动。因受他株连，其母亲上吊自杀，二女儿得了精神分裂，小女儿得了急病后无钱送医院，眼睁睁地看着她死去。

1957年，欧至培与韩洪文一起被派到西安，协助郑笑枫采访“大鸣大放”座谈会，被指为“纵火犯”。《人民日报》记者朱波“揭露”说，“欧、韩等为了把这一炮打响，为了使这把火能更快地燃起来……对约请的人进行了个别访问，了解他们发言的内容，并且对这些出席会议的人进行动员鼓动工作。他们在很多人面前，把光明日报吹嘘了一番，有意地污蔑人民日报。”朱波还说欧至培在民主党派座谈会上讲，“‘有什么说什么。因为是整风，主要提缺点，不要谈优点，你们敢说，我们敢登，不要害怕打击报复，光明日报一定为你们做主撑腰。’欧还说‘今天这个会没有党员，这是为了畅所欲言，所以不约请党员’……欧还为储安平吹嘘了一番”。私营工商业者郑立斋“揭露”说，“座谈的目的，据说是为了‘帮助’共产党整风，因此，专门找一些‘敢说话’的人谈一谈。他们特别介绍储安平是光明日报——各民主党派的报纸——的总编辑，并转达了储安平的‘希望’，‘鼓励’大家大胆地放，大胆地鸣，不要怕犯错误。”“他们在兰州举行的这十二人座谈，实际就是在那里点火”。后来，他们两人都被打成“右派分子”，被发派到外地改造，再也没回北京。

（四）财务科长韩逸云

韩逸云是财务科科长、民盟盟员，解放前参加过国民党，报社内部鸣放时他提了一些批评意见，后来被点名批判。“罪名”也很大，说鼓吹要和党“平分天下”，“轮流坐庄”。但在批他的会上，不管人家揭发什么问题，韩都“照单全收”、“诚恳检查”，故被认为“态度好”，后来被发派到850农场的云山牧场。他原本很消瘦，加上“大跃进”因口粮减少后的饥饿折磨，更加消瘦了。为填饱肚子，他竟将目光投向了北大荒肥大的耗子。据殷毅回忆：一天，韩逸云背着大伙儿，不知用何妙法，逮住了一只耗子，用空罐头盒当锅子，在野外架火煮熟后吞食。不料被好事者发现，报告了管教干部。当天晚上，排长奉命召开全排批判大会。与会者各个饥肠辘辘，无精打采，根本没心思搞什么批判。但有的人竟昧着良心上纲上线批判说：“韩某煮耗子吃，是给社会主义社会脸上抹黑！”老韩则惊恐万状地站立在窝棚中间，不知如何“认罪”是好，只是垂头丧气地重复着一句话：我不该吃耗子……

（五）两个女“右派”——徐颖和谢捷

徐颖，在4月到5月的“鸣放”中，她写过《中国人民大学像个教条主义的大蜂窝》，该文说，“许多教授抨击了人民大学的教条主义。新闻系许孟雄教授说：人民大学不像个学校，倒像个教条主义的大蜂窝。培养出来的蜂不是去采蜜的，却是去散布毒素的，并且散布的很广。”许教授继续说，“学习任何外国先进的东西都是对的，但是必须注意到外国的东西有它自己的特定的历史背景，搬到中国来，就必须把这些理论和中国的实际结合起来。可是我们的学生学习马列主义，只是学着背些条文，却没有叫他们联系实际。而更严重的是学校领导把背条文背的最熟的人，看成是优秀学生、积极分子，于是，教条主义者便成了天之骄子，这对青年教师，对青年学生，有什么好处呢？”

《光明日报》开始抓“小右派”后，徐颖也被揪了出来。因为徐颖如实报道了中国人民大学的“鸣放”情况，人民大学副校长邹鲁风，带着一批人大学生到《光明日报》告状：她是“帮助这些右派分子散布反党反社会主义毒素的帮凶”。报社对她只开过一两次“批判会”，就定了个“右派”。后去黑龙江850农场接受改造，忍受了恶劣的环境、饥饿的煎熬。1959年11月，徐颖回到北京。但1963年，她又被安排去大庆教书。1979年8月改正后，徐颖丈夫所在的新华社给她回城指标，《光明日报》只给她恢复了工作。

谢捷。女记者谢捷被打成“右派”的原因很蹊跷，报社仅凭她一篇未见报的通讯稿，就说：“谢捷在全国人民开始反击右派之后，她还企图通过采访农工民主党一个座谈会的新闻，别有用心地诬蔑反右派斗争。农工民主党在6月11日举行了一个座谈会，谢捷集中写了这个会上反对反批评的意见，如说什么‘现在是不是用围剿王蒙的方法来围剿储安平和葛佩琦呢？’和‘必须考虑到不要阻碍了鸣放’以及‘反批评不恰，就会引起不平’等等（这个别有用心的报道，没有见报）”。这样她就被无端地戴上了“右派”帽子。

（六）蹊跷的“右派”——范愉曾、许子美、萧恩元、李笑、张荫槐

为了完成“反右”任务，“有多少打多少”，当时许多提了一些正确意见或发表了一些见解的无辜者，都被统统划为了“右派”。

范愉曾，1957年从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后被分配到光明日报社。范愉曾被打成“右派”的原因很简单，因为他是复旦大学毕业的，储安平过去曾在复旦新闻系讲过课，与他有师生之谊。范因此与储安平多有接触，还曾向储提交过一份改进报纸工作的建议书。储安平成了“大右派”后，报社人员在搜查储的办公室时发现了范愉曾的这份建议书，结果受牵连，理由是他同储“时相过从”，故有了“同气共类”的罪名。被打成“右派”后，范愉曾也被“发派”到了北大荒的850农场。

许子美，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当年满怀革命热情投奔解放区。“反右”运动前，编辑部有人提议，请毛主席为本报题写报头（原报头为沈钧儒先生题写），他在旁边随口冒了一句：“沈老写的就很好，何必都要‘毛记’呢？”被人以对领袖“大不敬”的罪名汇报了上去，运动中被划为“右派”，后来也被“发派”到北大荒850农场。

萧恩元，1950年起在《光明日报》任记者。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因“疯狂攻击党”，被送劳动教养。

李笑，也因在“反右”中“疯狂攻击党”，被送到新疆劳动改造，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的“右派”冤案才得到纠正。

张荫槐，1950年入光明日报社，任国际部记者、编辑，后调任国内政治部副主任。张荫槐曾经在光明日报社民盟支部大会上批判储安平的“党天下”思想：“‘党天下’是一切宗派主义现象的最终根源。这种说法是要取消党的领导，是对党的诬蔑，是想挑拨党群关系。‘党天下’是不符合事实的，储安平自己是全国人民代表，他自己没有参予国事吗？”不久，在一次党组座谈会上，张因提了一些意见，被点名批判，甚至上纲上线，说他鼓吹要和“党平分天下”。张荫槐被打为“右派”后，受处理“右派”的第三类“留用察看”处理。

（七）被补划的“右派”——于友和丘林

丘林，抗战胜利后，曾任昆明《观察报》编辑主任、桂林《广西日报》编辑记者，解放后，任《光明日报》记者。

1957年在帮助中共整风中，丘林被光明日报社派武汉协助潘文彬组织“鸣放”座谈会，并写了通讯《马哲民教授谈武汉为什么“鸣”不起来》，“马（哲民）教授跟记者谈到如何开展‘争鸣’的问题时，说：现在这里的高级知识分子仍然顾虑重重，要想真正鸣起来，首先要领导方面大胆地‘放’，要让大家‘吐苦水’、‘发牢骚’，才能解除思想上的压抑和束缚。”“马哲民教授说：像这样的苦水和牢骚不让他们倾吐出来，要他们‘争鸣’别的问题是很难有真实的兴趣和感情的”。但《光明日报》编辑部在7月19日的“检查”中说“全篇谈话都是贯穿着恶意和煽动。记者竟然全部有闻必录，替马哲民的谬论作了宣传”。1957年没有被打为“右派”，但1958年“向党交心”时，丘林认真检查自己的思想时，上纲上线，自投罗网，被报社补划成“右派”。

于友，1949～1959年任北京《光明日报》国际部主任、编委，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7年“反右”运动中，为了洗清自己，于友在“揭露”储安平、章伯钧“右派言行”上也发表了一些不切实际的言论。8月，于友又写了一篇《民主个人主义者必须向人民投降》，“中国有很大一部分知识分子是过去由帝国主义培养出来的”，“这些人都是旧民主主义者，自由主义者，也就是1949年美国发表的关于中国问题的‘白皮书’中所谓的‘民主个人主义者’”。最后，于友催促他们“赶快向人民投降！”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及其支持者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被打成“反党集团”，全国也掀起了“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这次运动中，于友被莫名其妙地挨批斗，因“在批斗中我认真自我批评，激动中说了一些夸大自己缺点的话”，故被以莫须有的“反领导”罪名，被错划为“漏网右派”。这样，他就成了“全国最后一批右派分子之一”。之后，他和他的一家都在北大荒“过了整整18年的屈辱生活”（根据作者后来回忆，应该是20年）。

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不只《光明日报》抓出了近20名“右派”，《人民日报》《大公报》《文汇报》等报刊也都各自揪出了20多名“右派分子”。据笔者考察，他们被打成“右派”的罪名不是“攻击党”、“攻击毛主席”、“向社会主义进攻”，就是“散播毒素”、“造成恶劣影响”等。

《炎黄春秋》2012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