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光明日报》的文艺部（6月18日）、学校教育部（6月20日）、国际部（6月22日）、要闻部、美术组、共青团支部也都相继组织群众“揭露”、“批判”储安平在《光明日报》的“反动言行”。

7月13日，储安平在第一届人大四次会议上作了《向人民投降》的检讨。7月15日，《光明日报》作了长篇检讨《本报在章伯钧、储安平篡改政治方向期间所犯错误的检查》后，报社和各界媒体重点对储安平和章伯钧的揭发、批判开始转向批判其他“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至1957年11月12日，作为《光明日报》总编辑的储安平和《光明日报》社长章伯钧被同时免职。在1958年1月18日至24日召开的九三学社第四届中委会第三次全会上，储安平中央委员、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的职务被撤销。1月31日，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召开，决定罢免储安平人大代表的资格。此后，储安平被一顶特大号的“大右派分子”的帽子死死地扣在头上。自此，储安平办刊、办报、采访的生涯彻底终结，他重振自由主义的梦想彻底破灭了。

几年之后，文革爆发。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著名“大右派”储安平也成为被“扫荡”对象。8月31日，遭受多次批斗后的储安平投河自杀未遂，被造反派押回九三学社，看管起来。1966年9月上旬失踪，至今下落未明。

二、批判其他“右派”的言行

1957年夏秋，储安平、章伯钧被打成右派后，《光明日报》内部也全力以赴转入“反右”。这时，光明日报社“反右”运动由党总支书记张友、编辑部党支部书记吴克之领导。张友是位很有同情心的老领导，当划定右派占报社人数的5%时，他就想收兵。为了“安全”起见，张友请示文化部整风领导小组：《光明日报》划的比例是不是多了？一位陈姓领导回答：“《光明日报》是重点，划右派没有比例，有多少划多少。”这个电话询问后来作为张友“反右”中的严重错误记入档案。也因这电话，光明日报社“右派”直至划到近20%的比例才罢休。当时不到80人的《光明日报》编辑部，1957年就划定了“右派分子”15人。在1958年“向党交心”运动中，于友、丘林又因言行“不慎”，被补为“右派”。这样，光明日报社除储安平和章伯钧外，共有“右派”17人：学校教育部主任潘文彬（笔名“文冰”），党派部第二主任王少桐，要闻部副主任张荫槐，国际部主任于友，编辑、记者郑笑枫、徐颖（女）、许子美、殷毅、钱统纲、萧恩元、谢捷（女）、欧至培、韩洪文、李笑、丘林、范愉曾、韩逸云。其中有5人被开除公职，交专政机关处理。

在储安平“篡改”《光明日报》的“政治方向”中，派记者到九大城市“点火”是其重要“罪行”。据7月15日《光明日报》的“检查”说：“储安平抓业务的第一步，就是抓出记者到九大城市召开座谈会，处处点火，打乱整风步骤”。去九大城市“点火”的记者：东北（王少桐、殷毅）、中南（潘文彬、丘林、钱统纲）两路“全军覆没”，西北组揪出了郑笑枫、韩洪文、欧至培，只有华东组幸免于难。为行文方便，下面将大致按“点火”区域分别谈谈这些“右派分子”到底“右”在哪里，“错”在何处？

（一）东北组右派——王少桐和殷毅

1957年4月末5月初，王少桐和殷毅被安排到东北去采访“民主党派的鸣放座谈”。临行前，原总编辑兼党组书记常芝青紧急传达中央领导的重要指示（储安平到职后，常芝青并未调走，只是不参与业务领导，党的工作照管不误）：“中央对‘放’的方针是下了决心的，现在就是要排除一切阻力，贯彻这个方针。”“看来，中央贯彻鸣放的决心很大。”据殷毅后来的分析，“我并没有发现储安平交代的报道任务与常芝青传达的讲话精神之间有什么差异”。他说，“听了这个重要传达，增强了我的责任感，觉得应该加倍努力地完成这次报道任务。而后来的事实表明，正是这种强烈的责任感，将我一步步引入了雷区”。

王少桐在抗战初期是国民党中央社西安分社社长，做过卫立煌的少将参议，抗日战争胜利后，一度任南京《新民报》总编辑，爱国民主人士（民盟盟员）。1950年从新闻总署调到《光明日报》，一直任编辑，1957年春被任命为报社党派部副主任。据同事郑笑枫回忆，王少桐被打成“右派”的原因是“因不受重用，有些怨气，在党组召开的党外人士座谈会上，发过几句牢骚”。但给他的“罪名”是“积极支持储安平到处点火又挑衅”。

8月4日，《光明日报》刊文批判王少桐说：“直到5月23日，当他们已经完成‘放火’任务回到北京以后多日，王少桐还利用沈阳师范学院右派分子徐公振的一封来信作引子，向沈阳射出一颗‘远程导弹’。把20天之前沈阳民主党派人士所谈对于鸣放的认识加以歪曲报道，大字标题，造谣诬蔑‘沈阳知识分子还不敢大胆发言’”。

《光明日报》编辑部“检查”中认为：“最恶劣的如沈阳，主持这个工作的本报党派部第二主任王少桐，甚至采取了向中共省委书记‘将军’的办法，用对立的态度提出难题，例如什么‘这里鸣放不起来有历史根源，你的看法怎样？’”

据报社国内新闻部记者张歌今“揭露”：王少桐和储安平“一拍即合”，“恰逢共产党整风，他便乘机向党进攻”。

“王少桐为储安平‘党天下’的谬论四处喝彩，说储安平的话是‘一针见血’，‘这一炮打得真响’！他还形容说：储安平的临场发言，‘有政治家的风度，不愧为老报人’。‘真是余音绕梁，三日不绝’。”

被打为“右派”后，王少桐被流放到了贵州，被安排在贵阳群众艺术馆当《群众文艺》的编辑。“文革”中，又受到残酷打击，1968年自沉乌江。据说，死得十分惨烈，他投江前虑及被人救起，身上绑了一块大石头，才纵身一跃，岸边留有一纸遗书：“供鱼鳖饱餐一顿，亦人生乐事也。”

殷毅，1950年从北京新闻学校毕业后，分配到光明日报社工作，先是做总编室秘书，后在群众来信部，很少外出采访，也很少写通讯。鸣放中报社派他和王少桐去沈阳采访“民主党派的鸣放座谈”。

殷毅被打为“右派”，主要是因为“第一朵迎春花”。1957年5月中旬，殷毅参加了东北工学院机械系的鸣放座谈会，会上许多教师就工学院1955年肃反中出现的一些伤害教师、致使教师自杀的问题展开鸣放。一位教师激动地说：“东北工学院教工共2000人，肃反中受审查批斗的达数百人，最后落实有问题的仅数十人。错打了那么多人，请问焦书记（沈阳市委书记），东工的肃反，究竟成绩是主要的，还是错误是主要的？”席间不少人齐声附和：“请焦书记回答！”焦若愚回答：“东工的肃反是有错误的，市委已指示东工党委纠正错误，做好善后工作。”他巧妙地回避了所谓“主次”的问题。后来给殷毅说，“会上有人认为东工肃反错误是主要的，成绩是次要的。我不能表这个态，因为中央对肃反已经做了结论——成绩是主要的。”事后，殷毅根据在此地采访的情况写了《本报沈阳专电》（5月12日刊出）、《沈阳春训》，《沈阳春训》经总编室主任高天亲自改为《第一朵迎春花——记东北工学院机械系教师鸣放前后》后，5月24日作为头条刊于《光明日报》第3版。

7月，沈阳高等院校开展“反右”运动，东北工学院机械系鸣放主席团成员被指控为“右派小集团”，首先被揪了出来。中共沈阳市委机关报《沈阳日报》配发了该报记者李刚的通讯《迎春花掩盖下的第一枪》，揭发东工这个“右派小集团”如何猖狂向党进攻，并指名道姓地说，“殷毅是储安平的使者”，说“也许殷毅（或储安平）认为吴从枋对这一枪的估价太低，索性改为‘第一朵迎春花’发表在章罗联盟把持下的全国性报纸《光明日报》上”。

这样，殷毅为响应号召，帮助党“整风”，结果被打成了“右派”。此后，殷毅被下放到当时的劳教农场之一——北大荒850农场。

（二）中南组右派——潘文彬、钱统纲、丘林

1957年4月27日，潘文彬被派到武汉举行民主党派知识分子鸣放座谈会。后来，钱统纲、丘林也被派来支持潘文彬工作。但是，“党天下”言论出来后，潘文彬、钱统纲被打成“右派”，而在第二年的“向党交心”运动中，丘林被划为“漏网右派”。

潘文彬，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1949年曾协助李锐在长沙创办《新湖南报》，后来进《光明日报》工作，任教育部主任。1957年4月，他在去武汉“纵火”之前，采写了《春天的感应——访北大副校长汤用彤》《关于“六经注”我的谈话》《政治待遇与书斋生活》三篇采访知识分子的报道。他还赶在4月27日清晨4时写完“五四社论”，“七时就动身到武汉去替储安平放火”。

潘文彬到武汉后，本来只要组织民主党派知识分子开一个“鸣放”座谈会的他连续开了三个。他还撰写了《武汉书简》《四顾无知己比邻若天涯》两篇通讯，大胆地将知识分子的“怨气”“春风不度武胜关”、“春风已度武胜关”、“春风绕过武胜关，又吹到别地去了”写了出来，“到底度了还是没有度，是不是绕到别处了？有一位教授说，那只有春风自己知道”。这些报道在当时产生了广大的反响。7月，光明日报社“反右”进入高潮，在“鸣放”期间通讯写得漂亮，备受报社内外赞扬的潘文彬，成为报社的重点批判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