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如，有这样一个女性，她正和丈夫在国外的一座城市中散步。事先，她曾在一定程度上详细研究过地图，因此她一直充当向导。但当他们走到某些她事先未曾在地图上研究过的地方和街道时，她自然而然地感到不安全，于是把向导的任务完全推给了丈夫。尽管在此之前她一直十分活泼欢快，这时候她却突然感到疲惫不堪，而且几乎一步也不能再往前挪动。我们大多数人都熟知婚姻伴侣、兄弟姊妹、朋友伙伴之间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神经症病人往往表现得象一个奴隶主，他用他的软弱无能象鞭子一样地抽打对方，以便驱使对方对他的意志服务，向对方索取无止境的关怀和帮助。这种状况的典型特征，就是神经症病人从未能够从别人为他作出的种种努力中获得任何好处，而只是报之以不断的怨和不断的要求；更坏的则是报之以责难，硬说别人忽视了他，亏待了他。

在心理分析的过程中也可以观察到同样的行为。这种类型的病人可能会拼命要求帮助，然而，他们不仅不遵循医生的任何建议，而且还会对没有得到帮助表现出愤怒和怨恨。如果他们确实获得了某些帮助，因而对自己的某些性格特征有所了解，他们就会立刻坠入先前的苦恼之中；然而，就象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似的，他们会设法消除这种通过医生艰苦劳动得来的自我洞察和自我反省。最后，这些病人会再次迫使医生作出新的努力，而这些努力又注定将再次遭到失败。

病人从这种处境中可以得到双重满足：一方面，通过表现自己的软弱无能，迫使医生象奴隶一般为他服务，并获得一种胜利的满足；与此同时，这一策略又往往能够使医生产生无能为力之感——这样，由于病人自身的种种纠葛使他不能以一种积极的方式去支配别人，他便找到了一种消极的方式以支配别人。

不用说，以这种方式获得的满足完全是无意识的，就象为获得这种满足所运用的技巧也完全是无意识的一样。病人自己能够意识到的一切，只是他非常需要得到帮助而又没有能够得到帮助。正因为如此，所以在病人自己看来，他的所作所为不仅完全合情合理，而且他还觉得他有充分权利对医生发火。

尽管如此，病人却不可能不在内心深处意识到他正在玩弄一种狡计，并因此而害怕被人发现和被人报复。因此，出于自卫，他感到有必要使自己处于有力的地位，于是采取反守为攻的方式来做到这一点。也就是说，不是他暗中使坏，而是医生轻慢他、欺骗他和虐待了他。但是，除非他真正感到自己成了医生的牺牲品，否则他就不可能信心十足地维持这一假定。因此，处于这种状况中的病人，不仅不会自动承认他并没有受虐待，而且恰恰相反，他还会坚决维护他的这一信念。由于他始终坚持他受到了医生的伤害，所以往往给人以他希望受虐待的印象。但实际上，他跟我们大家一样，一点也不希望受虐待；只不过他那种遭受虐待的信念具有什么重要的作用，所以他不能轻易地放弃这一信念。

在这种支配他人的态度中，往往可能包含太多的敌意，从而导致新的焦虑；而这又可能产生这样一些抑制作用，如不能下命令，不能下决心，不能表达确切的意见等。其结果则是神经症病人往往显过过分顺从，而这又反过来使他把自己的抑制作用误认为一种天生的软弱。

07

在那些把追求名望当作头等大事的人身上，敌意往往采取一种想侮辱他人的欲望形式出现。对那些自尊心曾因为遭受屈辱而受过伤害并因而变得报复成性的人说来，这种欲望乃是至高无上的最大欲望。

这些人在童年时代往往都经历过种种辱屈，这些屈辱的经验可能来自他们出生和成长的社会环境，例如少数民族，或者本人家庭很穷但却有一些富有的亲戚。它们也可能来自个人的遭遇，例如：因为其它孩子的缘故而受到歧视，被人瞧不起；被父母视为玩物，时而受到纵容，时而又被羞辱呵斥、冷落、痛骂。这些经验往往因其具有痛苦的性质而被遗忘，但一旦问题明显地涉及到屈辱，这些经验就会在意识中再度出现。但是，在成年神经症病人身上，我们有够观察到的，却仅仅是这些童年经验的间接结果而不是直接结果。这些间接结果之所以得到强化，是因为它们经历了屈辱感→想侮辱他人的欲望→由于害怕受到报复而对屈辱高度敏感→更加希望侮辱他人这样一整套“恶性循环”。

侮辱他人的倾向之所以受到深深的压抑，通常是因为神经症病人从自己的敏感中知道，当他自己遭到侮辱时，他是如何痛苦和如何渴望报复；因此他几乎是本能地害怕别人也会对他产生同样的反应。尽管如此，这种倾向仍有可能在他不知不觉的状态中表现出来。它可以表现为无意间轻慢了他人，让他人长时间的等待；表现为无意间使他人陷入某种尴尬的处境，使他人产生寄人篱下之感，等等。

即使神经症病人完全意识不到自己有侮辱他人的愿望，意识不到自己实际上已经侮辱了他人，在与他人的相处中，他心中仍然弥漫着无形的焦虑，表现为不断地担心遭到非难和屈辱。后面，在讨论失败恐惧的时候，我会回过头来讨论这种恐惧。由这种对侮辱的极端敏感所产生的抑制作用，往往可能表现为希望避免任何可能伤害或侮辱他人的事情。例如，这种类型的神经症病人可能会不敢批评他人，不敢拒绝他人的要求，不敢解雇他手下的职员，其结果，他往往显得过分考虑周全和过分彬彬有礼。

最后，侮辱他人的倾向还可能隐藏在崇拜他人的倾向背后。由于使人遭到侮辱和给人以赞赏是截然相反的两件事情，因而后者就为前者提供了最佳的方式以隐藏和掩饰侮辱他人的种种倾向。正因为如此，所以在同一个人身上，我们往往能同时发现这两种极端的倾向。这两种态度的分配方式可以有种种不同，其所以不同的原因则取决于个人的差异。它们可以分别出现在不同的人生阶段。

一个人可以在一段时期内轻视一切人，紧接着又在下一段时期陷入英雄崇拜；他可能崇拜男人而蔑视女人，也可能恰恰相反；他可能盲目地崇拜一两个人，而与此同时却同样盲目地蔑视其他一切人。正是在精神分析的过程中，我们发现，这两种态度实际上是同时存在的。病人可以在同一时间内既盲目崇拜医生又盲目蔑视医生，他可以压抑这两种情感中的任何一种，或始终动摇于这两种情感之间。

在对财富的追求中，敌意往往表现为剥夺他人的倾向。欺骗、偷盗、榨取或击败他人的愿望，其本身本并不是病态的愿望。它可能是由文化环境决定的，也可能是由实际处境认可的，它也可能被一般地认为是一个权术问题。然而，在神经症病人身上，这些倾向却具有高度的情绪色彩。即使从他人身上得到的实际好处微乎其微，但只要获得成功，他也会兴高极烈，充满胜利的自豪。例如，为了讨价还价地弄到一个便宜货，他可以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大大超出他所获得的实际好处。他从这种成功中可以获得两种满足：一种是感到自己聪明过人，技高一筹；另一种是感到自己击败了他人，损害了对方。

这种剥夺他人的倾向往往采取种种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如果医生不能无偿地治疗病人，或者医生要求的报酬超过了他的支付能力，神经症病人就会对医生充满怨恨。如果他手下的雇员没有报酬而不愿加班工作，他也可能会为此怒气冲天。在与朋友和子女的关系中，这种掠夺倾向往往通过宣称对方对自己负有责任和义务而得以合法化。事实上，父母根据这一理由而要求子女作出牺牲，往往可能断送子女的一生。即使这种掠夺倾向并不以这样一种破坏性的形式出现，那些认为子女的存在就是为了给自己以满足的母亲，也必然会从情感上向自己的子女进行掠夺和榨取。

这种掠夺他人的倾向往往伴随着对他人的羡慕和嫉妒。当然，如果他人得到了某些我们也希望得到的好处，那么，我们大多数人都是会或多或少有一点羡慕或嫉妒的。但是，在正常人身上，这种嫉妒偏重于他希望自己能得到这种好处；而在神经症病人身上，这种嫉妒却偏重于他不愿意别人得到这种好处，即使他自己并不愿意得到这种好处时也是如此。这种类型的母亲往往嫉妒自己子女的快乐，她会对他们说：“谁今天笑得欢，他明天就会哭得惨。”

08

显然，这种掠夺或剥削他人的倾向，也像我们讨论过的所有敌对倾向一样，不仅来源于不正常的人际关系，而且还会进一步加深这种关系的不正常。尤其是在这种倾向或多或少处于无意识状态的时候——而实际情形也往往正是这样——它就必然会使他对他人处于一种不自然或甚至是羞怯的状态。在那些他并不对之抱任何希望的人面前，他的行为举止和言谈感觉都很泰然自若，无拘无束；但只要一有可能从他人那儿得到任何好处，他就会立刻变得很不自然。这些好处可能是实质性的好处，例如某些信息或某种建议；也可能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例如未来可能得到的利益。这一点既适用于性关系，也适用于其他人际关系。这种类型的神经症病人往往在自己并不介意的异性面前，表现得坦然自若；而在他渴望能够喜欢自己的异性面前，就变得十分尴尬和手足无措。因为在他看来，获得对方的爱就跟从对方身上得到某些好处是一回事情。

这种类型的人很可能在挣钱谋生方面特别能干，从而把自己的冲动引导到有利的方向上。但他们也往往在挣钱的问题上形成种种抑制，这样他们就会不好意思向别人要报酬，或做了大量工作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酬金，因而显得比他们的实际性格要更加慷慨大度。此后，他们又很可能因自己没有得到足够的报酬而心怀不满，但自己却并不知道这种不满的真实原因。如果神经症病人的这种抑制作用变得十分严重并因而渗透到他的整个人格中，其结果则会使他在总体上无法自立，而必须依靠他人的支持和供养。这样，他就会过一种寄生虫式的生活，并以此来满足他那种剥削他人的倾向。

这种寄生虫式的态度并不一定表现为“所有人都应该为我服务”的明显形式，而可能采取比较微妙的形式，例如希望他人给自己以恩惠，希望他人首先采取主动，希望他人在工作上帮自己出谋划策。一句话，希望他人对他的生活负责。其结果，他便从总体上对生活形成了一种奇怪的态度，这就是，他好象没有清楚地意识到：这就是他自己的生活，他必须在这种生活面前或者有所建树，或者虚度一生。他的这种生活态度，就好象他周围发生的一切事情都与他自己全然无关；就好象一切好事或坏事都纯粹来自外界，而与他的所作所为全然无关；就好象他有权坐享他人创造的一切美好事物，而把所有的坏事都归咎于他人一样。由于在这样一种生活态度中，坏事往往比好事更容易发生，因此寄生虫式的态度，同样也见之于对爱的病态需要中，特别是在对爱的需要表现为对物质恩惠的渴望时更是如此。

神经症病人这种剥削或掠夺他人的倾向所经常产生的另一结果，乃是对自己可能被他人欺骗或剥削而感到焦虑。他可能生活在一种不断的恐惧中，深怕别人会占他的便宜，会从他手中夺走金钱，会剽窃他的某一思想；他会对他碰见的每一个人都产生这种恐惧的反应，深怕这个人是在对他打什么主意。一旦他真地受到欺骗，例如，如果出租汽车司机故意不走最近的路线，如果餐厅的待者向他多报帐单，他所发泄的愤怒就会大大超过应有的限度。显然，他是在把自己的欺骗倾向所具有的心理价值投射到他人身上，因为，对他人产生一种正当的愤怒显然比面对自己的问题要愉快得多。何况，癔病患者往往把责难当作一种恐吓的方式，或者通过恐吓使对方产生犯罪感，从而任其辱骂或利用。辛克莱·刘易斯（Sinclair Lewis）在多兹沃尔斯夫人这个人物形象的性格中，对这种策略作了精彩的描绘。

09

对权力、名望和财富的病态追求，其目标与功用可以大致列表如下：

阿尔弗雷特·阿德勒的成就正是在于发现并强调了这些追求所具有的重要性，这些追求在神经症病人的病态表现中所发挥的作用，以及这些追求借以表现出来的伪装。但阿德勒却认为这些追求是人性中最重要的倾向，其本身已不再需要任何解释说明。

尼采也对权力渴望作了同样片面的估计和评价，参看她的《权力意志》。

至于这些追求何以在神经症病人身上变得如此强烈，他把它归结为自卑感和生理上的缺陷。

弗洛伊德也同样注意到这些追求的许多内涵，但他并不认为应把它们放到一起来考虑。他把对名望的追求视为自恋倾向的一种表现。他本来很可能会把权力和财富的追求，以及其中包含的敌意，视为“肛门欲施虐狂阶段”的派生物；但后来，他承认这些敌意不可能还原到性欲的基础上，因而认为它们是“死亡本能”的表现。这样，他就保持了对自己那种生物学倾向的信念。总之，无论是阿德勒还是弗洛伊德，都既没有发现焦虑在产生这些驱力的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也没有发现在它们赖以表现的形式中所包含的文化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