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片《我只是个计程车司机》剧照

1980年的光州和1989年的北京，都曾站上时代的转捩点。两地的青年走上街头，呼喊著自由、选举和反对腐败；政权的回应却是枪口、镇压与封锁。两场运动，一场成了民主的起点，一场却成了禁忌的起点。

人们常用“韩国的成功和中国的失败”来简化和对比这两段历史，但历史从来不只是选择题。若要诚实面对那个问题——“为什么光州之后韩国走向了民主，而我们没有？”——就得放大时间的座标，把视野放回到当时的世界：1980年代，那是一个民主正在世界各地发酵的时代。

这场被称为“第三波民主化”的浪潮，从南欧延烧到拉美，再进入东亚。韩国是这波浪潮的典型受益者，而中国，则几乎是在同一时间，把自己锁进了孤岛。

政治学者杭廷顿（Samuel Huntington）在其经典著作《第三波民主化》中指出，从1974年葡萄牙“康乃馨革命”开始，全球出现了一波剧烈的民主转型浪潮。这波浪潮席卷了南欧（葡萄牙、西班牙、希腊）、拉丁美洲（阿根廷、巴西、智利）、东亚（韩国、台湾、菲律宾），以及中东欧与苏联集团的部分国家。

第三波民主化

在1974到1991年之间，超过30个威权政体转向了民主选举制度。这种选择，并不能简单的归类为哪个政权突然“醒悟”。它的背后有许多不同力量的推动。例如经济现代化带来的中产阶级的崛起，冷战末期国际政治结构的改变，以及技术传播与跨国公民社会的兴起。

1979年的韩国就在这个浪潮的中心之一。从1979年朴正熙遭刺杀后的动荡开始，民间对全斗焕军事政权的不满逐年升高。在这种背景下诞生的光州事件固然是一场血腥镇压，但并未终结掉民众对于民主的追求，反而成为了集体记忆核心。自1984年开始，每年的5月18日都有人上街纪念，1987年更是爆发“六月民主运动”，最终迫使政权开放总统直选。

当时的中国同样正处在经济改革与社会转型的关键期，但在1989年之后，当世界上多数国家向民主迈进时，中国却用武力与封锁将自己重新拉回威权与稳定的轨道。

如果将光州与六四放在这场全球浪潮之中，它们其实是非常接近的历史节点：

如果我们尝试将光州事件和六四事件放在这场全球的民主浪潮之中，我们会发现他们有非常相近的时间节点。韩国的光州事件发生于1980年5月，带来的后果是民间的持续抗争，饼逐步推进了民主化进程。

在1986年2月，菲律宾人民力量革命，导致了马可仕政权倒台。

1987年6月，韩国总统直选改革开始，民间压力迫使政权让步。

1989年6月，六四运动发生，中国的言论自由等在镇压后全面收紧，改革急转弯。

1989年下半年，伴随东欧剧变，多国共产政权垮台。

我们看到一些微妙的不同。在光州事件后的几年，韩国与中国的民间社会都曾经历一段高压与压抑时期。但是韩国在这个时期，逐步建立起一个跨世代和跨阶层的民主联盟，中国在六四后则被系统性地拆解了这些连结的可能。中国的抗争运动、记忆与组织都发生了断裂。这三点是民主化运动最需要的基础。

民主转型能够实现，单单依靠民间的推动可能难以实现。制度内部的裂缝也是重要的一环。

我们看到，在韩国，镇压光州的元凶是军方，但是军方内部也并不是铁板一块。在1980年代后期，在韩国的军方内部，部分年轻军官开始反思军事介入政治的代价，加上美国开始施压“去军事化”，最终军队开始接受退出政治的妥协。

而在中国，情况则有所不同。解放军从诞生起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其效忠对象是党而非国家。这种结构性设计，让军队在后期得以成为政权施压的工具，而不可能是中立力量甚至是潜在改革推手。在六四镇压后，军方不仅未受惩处，还被称为共和国卫士，他们的地位在体制中也获得了进一步巩固。

在实施镇压的时候，中国的军队既没有外部的压力，也没有内部的制衡，它们的存在，让社会的抵抗更难转化为制度的松动。

别忘了，那时正值冷战的尾声。韩国作为美国的军事盟友，在光州事件发生时，美国政府曾一度默许全斗焕政权的行为。但到了1987年，面对美国国内的舆论与国会压力，华府追踪选择支持韩国民主化。西方世界在道德上站队的同时，也对韩国实施了经济与外交上的压力。

对比中国呢？在六四之后，中国虽然遭遇了短暂的制裁，但是西方很快调整了立场。欧洲与美国开始施行“接触政策”，他们试图透过贸易与合作“温和改造”中国。当时有一种广为流传的想法，许多人相信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市场的自由，在政治上，中国也势必走向自由。最终的结果是中国在国际市场中获利巨大，而人权议题则被搁置、遗忘甚至视为干涉内政。这二者之间并没有绝对的联系。

历史有时的确是现实主义的。

韩国的人民得到了压力与支持，而中国的人民，得到了等待与回避。

光州事件在韩国的社会中从禁忌走向公共纪念，经历了一段长达十数年的记忆建构过程。如今，韩国的每一个中小学生都会在五月学习那段历史，有纪念馆、有教育资源、有文学与影像作品将其转化为集体文化。

六四事件在中国则截然不同。这一事件不只从课本中消失，连在网络、亲子对话与城市空间中也被移除。唯一留下的是那些不断被封锁的词汇、图片、与流亡者的记忆。

记忆若无法流通，就无法产生社会连结；没有连结，就无法转化为政治压力。这也是中国在六四之后，被锁进沉默的重要原因之一。

1980年代，是亚洲街头最有民主希望的一段时期。从台北、高雄、马尼拉、光州、首尔到北京……我们都能看到年轻人们拿着标语走上街头，高呼著民主，盼望着未来。三十年后，我们看到的是不同社会走向了不同的轨道。台湾转型成功，韩国虽动荡但制度逐渐成熟，菲律宾动荡不安但仍维持选举政治；而中国，则成为世界上最成功的威权资本主义国家之一。

民主不是一次抗争，而是一种不让记忆被夺走的能力。光州做到了这件事，而我们，还没放弃这个问题：“为什么我们没有？”只要这个问题还被提出，它的答案，就还在路上。

Huntington, S. P. (1991). The Third Wave: 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Kim, S. (2000). Kwangju Uprising: A Miracle of Asian Democracy as Seen by the Western and the Korean Press. EastBridge.

Snyder, R., & Mahoney, J. (1999). The Missing Variable: Institutions and the Study of Regime Change. Comparative Politics, 32(1), 103–122.

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