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西方各国"极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势力的崛起，以及由此激发的民粹主义情绪和激进言论的泛滥，更加刺激了中国"激进左派"的道德激情和"言论扩张"。国内"激进左派"的理论逻辑是往往把政策性和体制性的技术改革问题，转化为"底层民众受阶级压迫剥削"的"阶级斗争问题"，煽动和刺激"底层民众"的积怨和积愤，并一贯把自己"打扮"成"工农大众"的利益代言人。甚至不惜倡言"阶级阶层革命"，运用"文化大革命的不断革命理论"，为其民粹化言论和政治主张提供理论依据。不同于西方国家的"极右翼民粹主义"，当前中国的民粹主义，更多地表现为"极左翼民粹主义"，"激进左派"言论与激进民粹主义有着"观点契合的私通暗道"，俨然成为中国民粹主义和民粹化行为的"理论底色"。这在大量"网络民粹主义"的非理性言论中，有极其明显的表现和佐证。底层民众组织化的"理论代言"

民众的组织化，是社会自我组织、自我管理的组织基础，是民主社会成长和成熟的组织表现，也是民众意见表达和利益聚合的组织中介。法治化、制度化正常规范的民众组织是社会矛盾和民众纠纷的中间缓冲器，有利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调节与和谐，也是民主法治社会的自治基础。但"激进左派"的民众组织化取向，存在着理论动员和组织延伸的"逻辑陷阱"。不同于"老左派"之间的政策取向的"政策同盟"，也不同于"新左派"之间的学术取向的"学术同盟"，"激进左派"既无权力资源、也无学术资源可以"依凭"，只有把其理论指向和现实指向"下沉下移"。借力于底层民众，动员于底层民众。这既与"激进左派"的底层民众代言人的身份定位相一致，也与其集聚民众力量向各方施压博弈的政治主张相一致，更是其激进民粹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现实指向的"逻辑延伸"。近年来，"激进左派"代表人物，频频"深入学校、深入企业、深入基层"，通过各种学术论坛、宣讲报告和群众集会等方式，宣讲其反官僚、反资本、反精英以及反美反日等极端言论。2017年，"激进左派"更是利用毛泽东诞辰124周年之际，深入湖南、山东、河南、陕西、河北等地，宣传其一些极端激进的"极左言论"。"激进左派"期冀通过其极端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言论，把底层民众组织化，形成可以随时动员起来的组织化力量，随时可以发动"阶级革命"。"激进左派"的组织化现实指向，主要针对青年大学生、国有企业失业工人和城市农民工，这是现代城市化生活中最无力和最缺乏组织的庞大群体。这些人群为"激进左派"的组织化指向提供了极其丰厚的社会土壤和阶层支持基础，其中潜藏着"激进左派"之所以能够长期存在的某些"历史合理性"，也是我们绝不可轻视其影响及潜能的根本原因。可以预见，如果失业就业的生活压力持续加大、贫富差距长期客观存在，"激进左派"的民粹主义言论的煽动会更有"市场"，其底层民众组织化"理论代言"的角色和功能会更加凸显。当然，"激进左派"有其发声发言的宪法权利和自由，其"同情"底层民众并为其"代言"的价值取向，也值得社会予以理解和尊重，其刺耳的言论和主张对政学两界也有其警示价值。

但是，"激进左派"言论，存在严重的学理缺陷和"极化思维"，其理论推演中存在多重"逻辑缺陷"，其极端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和刺激底层民众的现实指向，其随意诋毁学术对手主张为"汉奸言论"，其肆意挤压自由、民主、法治等核心价值观，其对学术规范和制度规则的蛮横冲撞，日渐成为中国学术界的"公害"。而这一切，对于正在民主法治构建征途中的中国社会，是值得警惕和防范的"变异"趋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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