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逻辑早就存在了。成立之初的文艺整风中，好多文艺家都为它挨过批判，做过检查。1951年，喜剧导演吕班就把喜欢“思悠悠，恨悠悠，恨到归时方始休，月明人倚楼”一类的诗词歌赋，写到检查里，为自己严重的“小资产阶级的倾向”而沉痛万分。

1952年，苏联红旗歌舞团到济南演出，歌唱家尼基丁演唱了陕北民歌《二月里来》，《大众日报》的副刊主编孔孚听了大为动情。写了一首诗《给尼基丁》，其中有一句“我的眼睛湿湿”，受到严厉批判。六位记者联名写文章，斥责他是小资产阶级情调，社里的《业务学习》还专门出了一期批判文章专辑，并由一编委主持召开批判会。“在他们看来，无产阶级是不会流眼泪的，不管是什么样的眼泪。”

陈毅的儿子陈小鲁有这样两件逸事。“文革”初，他听说，有些干部子女跑到彭真家里去造反，斗彭真，让彭真的夫人张洁清在地上爬。他心里特别难受——“他们都是长辈啊，过去我家和彭真这些人家里的关系也是挺好的，见面都要叫他们叔叔阿姨的。”当他率领“西城纠察队”在北京站维持秩序时，看到一些所谓的“地富反坏右”被扫地出门，遣送回家。他又难受起来：“他们什么也没有，拉家带口的，回去怎么生活呀。”他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情感呢？他分析，“可能是那种‘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感觉在里头。”

如果红卫兵们知道陈小鲁如此小资，会不会砸烂他的狗头？如果他们下不去手，他们的狗头是不是也该砸烂？

李书磊在一本谈文化变迁的书中提到这样一件事：“1953年苏联专家普希金在评议中国小学语文课本中《红领巾》一课的观摩教学时，尖锐地批评了语言和文学因素过少而思想政治教育过多的倾向。他认为中国教师常把语文课教成政治课。”郑也夫在摘引了上述文字之后评论道：“苏联专家其实是希望思想政治向语文教学渗透的……但就是这样的专家，批判我们的语文课成了政治课，可见我们的语文教育走到了何种田地。”

此后的十年中，语言教育成了政治教育的一个分支。多愁善感的古人远离了中学生，远离了天生就心软且温情的女孩子们。

1980年代，有一篇著名的小说《有一个美丽的地方》，作者张蔓菱，写的是她插队的经历。主人公“我”反思道：“人们曾经用一种不美就是美的理论教育我们，我常常无缘无故地反复洗一件新衣服，希望它显得陈旧些……”

循着“工农化”的足迹，我们发现了这样的逻辑链条：工农是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知青是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要将后者改造成无产阶级，就必须将他们“工农化”。以不美为美的教育，就是“思想革命化”运动中深入人心的。

爱美是资产阶级，不爱美是无产阶级。爱美往往与讲卫生连在一起，讲卫生就要远离肮脏，而工农是不怕脏的，于是怕脏就被纳入小资的“骄娇”二气之中，饱受鞭笞。与此同时，优雅和礼貌也因为不够工农化而被抛弃。于是，讲卫生与优雅礼貌成了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标志，不讲卫生与粗俗、粗野成了无产阶级的光荣。

清华大学毕业的张连起清楚地记得，1964年7月31日，北京高校和中专毕业生五万多人，在体育场聆听周总理和彭真市长的讲话。彭真告诫大学生们，“要会劳动，要和工农兵打成一片。”他还批评知识分子嫌农民不刷牙不讲卫生。“可他们拼命劳动创造世界，也养活讲卫生的知识分子。”

49年第一位电视播音员吕大渝谈到，在密云“四清”的时候，她最怕上厕所。“房东二嫂家的厕所和猪圈在一起。每次上厕所的时候，既要忍着一团团的绿头苍蝇，更要时时提防着拱上来的小猪。下雨和化雪的日子，满地的屎尿和泥浆混在一起，更是难以下脚。有的厕所虽然挖了坑，但白蛆和屎尿混在一起，也是恶心之极。”但是，四清工作队员绝不能流露出对农村厕所的丝毫畏惧，连身上生了虱子都得说成是长了“革命虫”。

原《人民日报》的女记者刘衡讲过这样一件事，1958年4月8日，她和一百多名右派分子到唐山柏各庄农场劳改。走到四分场的场部，已经是深更半夜了。场部给他们每人发一个新买的大碗，带他们去吃饭。刘衡发现，那大碗的底上有一层灰尘，她本想洗洗碗再盛饭，转念一想，“这是我脱胎换骨改造的开始呀，不能再资产阶级了，就盛上大米饭，和着灰尘吃起来。”

“文革”中，中央音乐学院第一任院长、音乐家马思聪被打，家被抄，人被关进牛棚。其妻王慕理带着儿女逃到南京的妹妹家躲避。一日，留在北京关照马思聪的厨师贾俊山传来消息，马思聪可能想自杀。王慕理急忙带女儿回北京。在火车上受到红卫兵的盘问，“幸亏女儿马瑞雪做出粗鲁的样子，吃梨不削皮，也不洗就吃，动作粗俗，这才使红卫兵相信她们是劳动者的农村妇女。”

审美观也好，卫生观也罢，都是对社会人生的认识，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习惯于脏服乱发的人，恐怕也不会把“请”“谢谢”挂在嘴边。

《南方周末》2016年1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