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云密布的北京天安门广场
在百年中共史上，邓力群算一个人物。他曾先后为王震、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陈云等中共领导人服务过，当过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宣传部部长、中央书记处研究室主任、中顾委委员，还曾一度与胡乔木并列为中共意识形态的掌门人。
上世纪80年中后期，邓力群的思想越来越“左”，成为中共党内保守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有“左王”之称。关于邓力群，有很多故事。这里着重谈与之有关的四件事。
第一，邓力群当总书记受阻。
曾担任过毛泽东秘书的李锐2016年4月在《炎黄春秋》发表《百岁回首》一文。其中写道：“我对党有两个重要贡献，一是写了一本《庐山会议实录》，如实地反映当时全貌；二是给邓小平写了一封信，阻止了邓力群可能被推举为总书记。”
“邓力群可能被推举为总书记”是怎么一回事？
上世纪80年代，中共党内有两股势力：一个以邓小平为首，一个以陈云为首。他们都同意搞改革开放，但思路不完全相同。邓的思想开放一些，陈的思想保守一些。后来，他们分别被贴上“改革派”和“保守派”的标签。
邓派人马有胡耀邦、赵紫阳、习仲勋、万里等；陈派人马有李先念、王震、胡乔木、邓力群等。
一段时间内，邓小平积极支持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国务院总理赵紫阳等搞经济体制改革。胡、赵的干劲、冲劲、闯劲也比较大。尤其是胡，其敢想、敢说、敢干，引起陈云等人不满。
1983年3月17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邓力群在他的回忆录《十二个春秋》中说，这个会议是专门批评胡耀邦的。
不少当事人回忆，那一天是中共搞改革开放以来第一个惊涛骇浪的一天，有人称之为“未遂政变”。起因是，陈云、邓力群等人希望把总书记胡耀邦拱下台，让邓力群取代。但邓小平不同意，赵紫阳、习仲勋、万里等也不支持“倒胡”。邓小平最后说，“胡赵格局不能变”，由邓力群取代胡耀邦当总书记的动议被否定。
1986年12月中国发生文革结束以来第一次全国性学潮之后，中共高层再次掀起“倒胡”行动。
1987年1月16日，胡耀邦被迫辞去中共中央总书记职务，由赵紫阳代理。从这个时候起一直到1987年10月中共十三大召开前，由谁担任新一届中共中央总书记，成为中共高层内斗的焦点。
当时，陈云、王震等元老希望邓力群在十三大上任总书记。为此，他们四处活动，打招呼。比如，王震曾找到中共中央代理总书记赵紫阳说，你还是当总理更合适。王震还跑到中顾委委员李锐家里，游说李锐跟他们一起支持邓力群当总书记。
李锐回忆说：“（胡）耀邦下台以后，王震出面向高层活动，推荐邓力群当总书记。我感到此事太重要，关系党的前途，十三大前夕向（赵）紫阳、（邓）小平写信，以书面方式反映邓力群的问题。他反对改革开放，反对建（经济）特区，过去有严重的政治性错误……邓小平批了三条：第一，撤销邓力群一切工作；第二，旧账不算；第三，保留政治局候补资格。然后将信转给陈云、李先念和薄一波阅，这三个人都圈了。”
就因为李锐这封信和邓小平的这个批示，邓力群在中共十三大上当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最后一次机会被断送。
第二，邓力群落选中央委员、中顾委常委。
1986年，鉴于经济体制改革从农村向城市推进遇到巨大阻力，邓小平开始推动政治体制改革。
当时，邓小平把政治体制改革方案的研究和起草工作交给国务院总理赵紫阳主持。赵主持搞了一个《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把“差额选举”的原则列入政改方案。这个“总体设想”报经邓小平同意后，提交十二届七中全会通过，再提交十三大通过。
在十三届一中全会选举中央委员时，正式采用了“差额选举”。因为这是首次在选举中央委员时实施“差额选举”，所以差额很小，只有5%。即在中央人事安排小组和中组部提名的大约185名候选人中选出175名中央委员。
但是，差额选举立杆见影。
如上所述，邓小平在李锐的信上批示，让邓力群当中共政治局候补委员。就因为实行了差额选举，邓力群的得票数落在175名中央委员候选人之后，没能当上中央委员。
按照中共党章规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要从中央委员中选举产生。邓力群连中央委员都没有当上，自然也就失去了成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资格。这对邓力群是个巨大打击。
但毕竟邓小平事先提出让邓力群当中共政治局候补委员，邓力群落选中央委员后，为了给邓小平一个交代，并考虑中共高层的团结，赵紫阳建议大会主席团将邓力群列为中顾委委员候选人，以便他能够当选中顾委常委，让邓力群心里好受一点。
中顾委委员的选举是等额选举，邓力群总算当选了。
接下来是中顾委常委的选举。中顾委常委由中顾委委员经差额选举产生。这一差额，又把邓力群给“差”掉了。邓力群得票未过半数，愣是没有当成中顾委常委。
这个情况汇报给邓小平之后，邓表态说：尊重大会选举结果。从此，邓力群被排除在中共最高决策层之外。
第三，邓力群认可的作协候选人落选。
邓力群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宣部长期间，1984年底至1985年初召开的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出了两件“新鲜事”：一是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启立代表中共中央在大会的讲话中第一次提出作家有“创作自由”；二是由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拍板第一次允许作家自己选领导。
作协四大召开前，作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宣部长，邓力群对作协四大领导机构的选举很是上心，在他的主导下，经过一年多的时间，搞了一个候选人名单，其中包括他一些与他思想相近的一些人，如贺敬之、刘白羽、欧阳山等。
在胡耀邦主持中央书记处开会，讨论作协四大筹备工作时，作协党组书记张光年问，这个候选人名单是指导性的还是指令性的？如果是指令性的，那我们就动员党员按这个选了。如果是指导性的，那么可以告诉给大家有这么一个名单，让大家考虑。
胡耀邦回答说：“既不是指导性也不是指令性，是无效性。”作家还不会自己选吗？让你替人家搞名单？结果，一下子把这个名单给推翻了，让作家按照自己的意愿选。
中国作家按自己的意愿选作协领导，这在中国作协史上是破天荒的头一次。
关于选举结果，《唐达成文坛风雨五十年》一书有详细介绍：
“张光年以131票、刘宾雁以128票、王蒙以127票、唐达成以121票当选主席团委员；丁玲以90票、马烽以90票、刘白羽以73票也当选为主席团委员；而贺敬之以65票未能当选主席团委员。”
“1985年1月6日，作协四届理事会第一次会议上，巴金以134票当选主席；张光年以128票、王蒙以125票、冯牧以114票当选为副主席；丁玲以81票也当选为副主席；而最初没有列入名单的刘宾雁也以113票当选了副主席；刘白羽却以67票未能当选副主席。”
“在主席团的选举中，原定名单中的贺敬之、刘白羽、欧阳山、曹禺落选，曹禺落选的原因是已当选为戏剧家协会主席，不在原定名单中的刘宾雁、陆文夫高票当选。”
这个选举结果大大出乎邓力群的意料之外。后来，邓力群在回忆录中说，“（作协四大）会议开得一塌糊涂”。
第四，邓力群在延安整风时的生活作风问题。
1943-1944年中共延安整风审查干部期间，时任中共中央青委宣传部宣传科科长，延安《解放日报》评论部组长李锐和他的妻子范元甄都是被审查对象。
李锐被延安保卫处的人从家里抓走后，当时的马列学院教育处长、党总支副书记、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成员邓力群，负责审查李锐的妻子范元甄。
范元甄是延安“四大美女”之一。邓力群在审查范元甄时，趁她的丈夫被抓走之际，见色起心，审来审去，把范元甄审到自己床上去了。
事情败露后，邓力群还辩称两人是恋爱关系，有关领导对他进行批评教育后，他一次次保证不再犯，却一次次明知故犯，最后发展到要领导批准两人结婚。在遭到严厉斥责后，还说自己这样干，“是儿子在父母（党）面前调皮”。
1987年7月10日，李锐在写给邓小平的信中也讲了这件事：
“1943年4月，审干时我因诬告被捕后，我的爱人范元甄（1961年我们离了婚）也被怀疑，她在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邓力群是机关学委负责人，受命审查范。他乘人之危，向范讨好泄密，花言巧语，勾引通奸。（他的爱人同在一个机关，有两个孩子。）事发后，不仅不听党的多次劝阻，且顽固坚持错误。”
“我于1944年6月释放，他还是狂妄地继续进行破坏。直到1945年1月，党不得不召开大会批判，指出他在这件事上显露出来的恶劣品质……在会议上还充分暴露了他为人的言行不一，满口仁义，一肚盗娼（范后来同我谈过很多）。这五天大会的结论是杨尚昆做的，时间是1945年1月31日。”
“范元甄随即下放到延安乡下，当乡文书。不料，在如此严肃的会议和结论之后，他仍偷偷跑到乡下，以丈夫名义同范同居一周（这是范与我复婚后告知的）。”
结语
邓力群到晚年思想越来越“左”，直至被加上“左王”的头衔，根本原因在于：
他在权力斗争中失势之后，完全陷在马列主义原教旨中出不来，被“共产主义幽灵”操控着，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反“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改革开放”，反“和平演变”，死守“左派”立场，最终，成为一个冥顽不化的悲剧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