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西五经》，或称《妥拉》，系《圣经》的前五卷。其为我们所熟知的文本形式，大概形成于公元前9世纪到前5世纪之间。它描述了摩西带领人民走出险地后，如何设定关于敬拜、献祭和祭祀的规范，以及一套极其复杂的饮食规则。这些规定禁止以色列人吃“可憎恶”的东西，即不洁的牲畜鱼鸟，由此产生了一系列问题，此后一直困扰着教法学者。希腊哲学家怀疑这些规定是出于医疗目的而制定的，意在防止犹太人食用不安全的肉类。但是，为什么打着健康甚至口味的旗号，就可以要求以色列人避免进食蜥蜴、鼹鼠、鳄鱼和大多数带翅膀的昆虫（尽管不是全部）？食用野兔又招谁惹谁了？伟大的犹太神学家迈蒙尼德对寻找其意义感到绝望，宣称“那些费尽心机为这些详细规则寻找理由的行为，在我看来，是毫无意义的”。另一些人则认为，这些教法条文当属早期规则的混合体，起初带有卫生、审美或宗教目的，甚至可能只是一套规训体系，要求虔诚的犹太教徒遵守纪律、不假思索地服从。但《利未记》的作者显然热衷于推动建立一个有序的社会，那么，他们为什么要制定这样一份不合逻辑的言行条目呢？答案只有从更为宏观的立法目的中才能觅得。例如，不少犹太教法规则都提倡身体的完美，所以残疾人不能担任祭司。这些规则还要求信仰的纯洁性。比如犹太人必须以正确的方式吃饭、睡觉、穿衣乃至做爱；又比如战士营地必须与军事工程分开，以避免被污染、影响；还比如犹太人被告知，他们不应该把牛和驴拴在一处，也不应该把羊毛和亚麻织在一起。这都是为了避免混淆不同的类别。也就是说，法律告诉以色列人如何通过分门别类，从物质和精神层面区分洁净和不洁，从而过上神圣的生活。

从宏观目标的角度，就可以理解犹太教法对洁净与不洁的区分。在犹太人生活的地区，作为基本食材的肉牛、绵羊和山羊，都属于反刍类偶蹄动物，因此，它们的特征被犹太祭司作为定义动物洁净与否的分类标准。于是，一些野生动物也被列入洁净的范畴，比如羚羊和山羊。但不是所有家畜都能获此待遇，其中最重要的例外便是猪。祭司还宣称，没有鳞鳍的鱼，会飞的四足动物，用手一般的肢体行走的动物，以及任何成群结队的动物，都是可憎恶的。在他们看来，牲畜就应该行走，鱼儿就应该游水，禽鸟就应该飞翔；跳跃近似于行走，因此蚱蜢、蟋蟀和某些蝗虫是洁净的，但成群飞舞的虫类基本是不洁的。无论上述决定背后的理由是什么，对于规则制定者而言，区分洁净与不洁，远比避免犹太教徒进食不洁之物重要得多。借此，可以将犹太人作为遵行神圣立法的族群，与非犹太的外邦人区分开来。在这些区分背后，是一个自视为被上帝选中的民族的宗教愿景。

在发展自身宗教传统时，印度教、犹太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学者均制定了详细且广泛的教法。在中世纪的欧洲，政教之间存在裂痕，结果是将现代法律与宗教律法区别开来。但对于这些世界主要宗教的早期立法者（early lawmaker）来说，这种区分显然毫无意义。

受到上述文明的启发，其他一味追求政治目标的立法者，在一系列似乎同样不切实际的法律中，提出了建构社会秩序的愿景。在7、8世纪，居住在中国西部广阔高原上的吐蕃，尚处于动辄彼此交恶的部族割据状态，后来，松赞干布横空出世，统一各部，远交近攻，最终开创了吐蕃帝国，并设立了司法及行政机关。几乎可以肯定，在制定法律时，松赞干布和他的继任者都深受中原帝王治国理政之策的启发。我们对这一时期的了解，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敦煌藏经洞里保存的文件。敦煌是丝绸之路南线的重要驿站，而这座藏经洞从11世纪开始一直保持封闭状态，直到20世纪才被当地的学者发现。1907年，原籍匈牙利的英国探险家奥雷尔·斯坦因抵达敦煌藏经洞，发现了近4万份用汉语、藏语和亚洲其他语言书写的档案文献。这位英国人欺骗了当地的看守，从而获准进洞。他花了好几天时间在灯笼与火把下翻阅书卷，最后将其中最重要的文献洗劫一空。流落他乡的敦煌文书如今大多收藏在巴黎和伦敦的博物馆。在这些珍贵的文化宝藏中，历史学家发现了一些古老的吐蕃法律。

有两条吐蕃律令规定了某人在猎场受伤时应被支付的赔偿金，包括一长串根据犯罪者和受害者的身份进行分级的赔偿条目。在犯罪者和受害者身份等级相差不大的前提下，杀死大尚论，需要支付赔命价一万两；杀死佩戴玉告身者，需要支付赔命价六千两；杀死佩戴金告身者，需要支付赔命价五千两；杀死佩戴颇罗弥告身者，需要支付赔命价四千两；杀死佩戴银告身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