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女儿还说："真正严峻地摆在面前的，是需要解决这样的一个悖论——为什么我们和父亲都有强烈的爱国心，都愿意献身于比个人家庭大得多的目标而却长期视为殊途？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所接受和奉行的一套准则，为什么容不进新鲜的、可能是更为科学的内容？究竟是哪一部分需要审查、更新，以避免今后对亲人以至社会再做蠢事？"

今天强迫中国人和知识分子接受和奉行的准则仍旧距离科学还远，这就是1957年M为中国留下的遗产。

四，右派在改造中仍要比认罪、比检查、比揭发、比检举。这是M分化瓦解、个个击破惯用的手段，也是将知识分子改造成驯服工具的手段。

M善用人海战术，搞过"百万雄师过大江"，百万，几百万这是让M十分在意的数字，M决不会掉以轻心。右派在改造中，无论在监狱，还是在劳改营，哪怕是在原单位接受监督改造，在右派群体内，仍要比认罪、比检查、比揭发、比检举，让右派和右派厮杀，让右派改造右派。M用这种方法，打散，进而消灭这支几百万人的庞大队伍，让你不能抱团，让你七零八落，让你饥人抢食。"食"是M诱惑灵魂的高招，那就是"摘帽"、"返城"、"安排工作"、"提高待遇"，为右派制定的一系列政策。美其名曰："一个不杀，大部分不抓。""给出路。"M讲的都是谎言，但是迷惑了右派中的绝大多数。这也是M搞历届整人运动惯用的方法。

李锐女儿李南央的书《我有这样一个母亲》写了她的母亲范元甄的一生，范的一生是蹉跎的一生，也是揭发别人的一生。她在所有政治运动中揭发自己的兄弟姐妹，好朋友，熟人，李锐致命的"攻击"M的话，都是她揭发的。62年7千人大会之后，李锐离婚，本来是要恢复党籍，降为局级使用，就因范元甄的一封长篇检举信，将李锐置于死地。信最后传到邓小平那儿，邓说："太恶劣，烧掉！"范元甄自己都认为邓是因为她揭发的内容，而不是因为她揭发行为说："太恶劣了。"文革之后，因范揭发人太多，没有单位接受，拿着副部级工资，仍然在仇恨和咒骂中度日。令女儿南央吃惊的是，母亲揭发父亲，"根本不是因为他们思想不一致，而是她胆小，为保自己出卖了丈夫。"对李南央的书，有一个评论："范元甄是被党改造好了的知识分子，而李锐是没有被改造好的知识分子。"李锐自己有这样一个总结："知识分子夫妇，去延安的，大多离了婚。而没有去延安的，大多白头偕老。"反右运动中，造成的离婚案到底有多少？数目会大得惊人。这就是M改造知识分子力量的体现。

反右运动对知识分子改造的威力在中共历史上也是空前绝后的，这体现在一些属于右派中的头面人物的身上。20年前，1986年11月许良英、方励之、刘宾雁共同发起召开"反右运动历史学术讨论会"，是已经是镌刻在中国历史上的一个事件，10年前，许良英先生纪念反右40周年写的《关于反右运动的片断回忆和思考》，详细记述了这个事件，值得我们很好的回味。

许先生写到"我们发出大约40封信，除费孝通、钱伟长外，都立即回复，而且都充满热情。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回信者有：化学家袁翰青，水利学家黄万里，电影评论家钟惦棐，杂文家曾彦修，翻译家刘尊棋，老报人徐铸成，文学家白桦、陈学昭、邵燕祥，数学家曾肯成，浙江所谓'沙杨反党集团'骨干孙章录和沙文汉夫人陈修良。有不少我们并没有邀请的右派，也主动来信要求参加会议。有一个原来不知其名的浙江右派，来信教训我，说反右问题中央已有结论，我们只能在此框框内讨论。这种由右派转变的左派，我已见识不少，如丁玲、陈沂、陈涌等，想不到在浙江也冒出了一个。

"12月20日，刘宾雁通知我，说《人民日报》社领导要他不要参与这个会的活动，他只好照办，望我们谅解。12月上旬开始，合肥、武汉、上海、杭州、南京、北京相继出现学生上街要求民主的游行，当局归咎于方励之。听说就在这个时候，钱伟长通过民盟中央把我们寄给他的反右运动历史讨论邀请信送交当局，并附了这样的意见：方励之是一个政治野心家，他自称是中国的瓦文萨；我的问题虽然没有完全解决（指尚未恢复清华大学副校长的官职），但与他们是不同的。12月30日上午，邓小平召胡耀邦、赵紫阳、胡启立等人讲话，批评胡耀邦制止学潮不力。当他批评方励之的'自由化'言论时，赵紫阳插话，说方励之和刘宾雁、王若望要开纪念反右30周年大会（把我误为王若望，把历史学术讨论会误为纪念大会），于是邓说，要把这3人立即开除出党，并说这次钱伟长表现很好，应予重用！不久钱伟长果然当上了全国政协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