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根据每个人认罪的态度，又给右派定了五种处理方法。把最严重的送监狱，甚至被判死刑。次之送北大荒、夹边沟全国几十个右派改造基地，无异于肉体消灭的集中营，右派在改造基地承担了搞大跃进的严重后果，成千成千被活活饿死，已经越来越多见于史书，这是作为右派的知识份子以他们九死一生的经历成为史家，对中国历史的一个贡献。还有的被开除公职，下放工厂、农村接受改造。最轻的在原单位降职、降薪，拿20几元的生活费接受改造。

拒不检查的右派是极少数，其中一个是邓小平拒不改正的中央统战部管理的5个大右派之一彭文应，这是今天我们应该永远记住的名字。彭文应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硕士，是共产党真诚的朋友，资助过周恩来和多名共产党人，因为参加共产党的活动，1949年5月初，陈毅率人民解放军进逼上海，上海警备区司令汤恩伯下达密令："不择任何手段，立即逮捕史良、彭文应。"1957年，身为民盟上海市委副主任委员的彭文应，他在受到批判时，不仅就每一件具体事情与成百上千的围攻者据理争辩，固持事实和己见，而且在上海市二届二次人代会上公布了一篇发言稿，对自己作为一个知识份子所追求与坚持的社会责任作了总结和阐述。拒写检查。彭文应为他的"态度恶劣"付出了沉重代价。他的职务被撤销，没有了工资，六个孩子加上老人，一家人顿失生计。妻子急得旧病复发死去，次子自杀身亡。组织上来人告诉他，"只要写个检讨认错，什么问题都可以解决。"可是他坚决不写。他说："想用不给吃饭来逼我承认，是绝对办不到的！"子女们跪着哭求他："家里没有饭吃了，你就承认了吧……"然而他就是不写。他对一同落难，奉命说服他认罪的王造时解释说，他的经济和家庭的确越来越困难，但是不应该从个人利害得失来对待政治上的是非问题，这是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问题。直到一九六二年，他的生命最后一年，还给中央上"万言书"，呼吁"在全国范围内结束反右斗争，摘去全部右派份子帽子"。

1978年，全国的"右派"几乎全都被宣布为"错划"而获得改正，而彭文应却被"升级"，与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陈仁炳并列，成为不予改正的五大右派。当年的"反右前台指挥"邓小平，报复的就是彭文应不认罪的态度。

王怡先生最近为我们提供了一名被称为中国的巴弗（圣经中的一个圣徒）的基督徒右派吴维尊。

1987年5月28日，吴维尊被监狱哄骗出狱，写下一篇致法院的《出监日呈文》，声称1981年的减刑裁定是谎言，将他的"毫不悔改"说成"确已悔改"。文中说："从今天出到监狱墙外之日起，进一步采取下列两个方面的行动：一个方面，不使用释放证去办理释放后的任何手续，不回天津或进而回南方与亲友团聚，不享受从这张错误裁定书得来的自由和权利，不离开监狱而上任何地方、任何单位、去接受任何工作（包括作为一个留厂职工的工作）。"从此吴维尊在监狱外面租房，禁足禁食，做一个监狱外的服刑人员。直到死。他以如此决绝的方式表示自己的不屈服。

右派份子最后的尊严，随着这些人生命的结束而消失。更多的人随着被摘帽，78年被改正，向党表示感恩戴德。

三、对右派实行"全民共讨之，全国共伐之"。反右是它实行大民主的试验，是文革的先声，是让中国人集体丧失人性的大动乱。

全国的人，包括右派家属子女，亲朋好友对待右派，没有权利保持沉默，没有权利不对右派下手，人人要口诛笔伐，揭发检举，人人必须学会撒谎，制造谣言，必须学会大义灭亲、上纲上线。使得右派处于众叛亲离，人人喊打，无地自容的境地。很多右派不甘受辱，或畏惧受辱而自杀身亡。很多人只因同情右派，为右派讲话，自己也被打成右派。

《光明日报》一位老记者，是我的大学长，他当年被定为中右，他说，当时一听到班上一个左派的声音，心里就不停地哆嗦。

被称为"中国知识份子唯一"的顾准的家庭变故，是颇具典型性的实例。读了朱学勤先生对顾准六弟陈敏之的采访《迟到的理解》，我流下了辛酸的泪水。顾准是57年、65年两次被戴上右派帽子的人，境遇就更悲惨。我摘一些内容给大家："1966年，顾准被迫与妻子离婚，搬离家庭。次年回去取书籍衣物，久唤门不开，后来还是邻居帮助他把东西搬下了楼。不久，又被迫签具了断绝父子、父女关系的声明。从此，顾准蜇居中科院一斗室，以冷馒头度日，再也没有迈进过家门。"

"顾准又是个孝子。从几个弟妹的童年时代起，顾准即肩负起全部家庭生活的重担，几十年来一直和母亲生活在一起，可以说相依为命。1965年，顾准处境恶化，不得不将母亲迁至太原三妹处。1966年，母亲随三妹一家迁来北京，住处与顾准相去不远。终因形势所迫，咫尺天涯，母子始终未能见面。不能见面的原因并不复杂。顾准妹夫当时正任部级官员，为避免对他有所影响，顾准和母亲只能回避。1972年前后，母亲曾提出想见见顾准，年底，陈敏之赴京，也曾设想安排母子见面，亦未如愿。离京前，陈敏之与其妹只能达成这样的协议：将来母亲病危进医院，立即通知顾准，让母子在医院见面。1974年11月初，顾准咯血不止，先于母亲住进了医院。11月16日，经济所党内外群众经过讨论，一致同意给顾准摘除右派帽子。通知抵达病床，顾准的生命只剩下十七天了。"顾准走在了母亲前面，母子相见，终成泡影。

"1982年前后，顾准子女获悉六叔陈敏之处保存有一份父亲的通信笔记，向他索要去传阅。这份笔记就是后来陈敏之整理出版的《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1984年2月，大女儿寄来了一份'读者附记'。"附记说："我逐年追踪着父亲一生，一九五七年以后，他是一步一步从地狱中淌过来的呀！他的深刻的思索常常是在数不完的批斗、侮辱甚至挨打之中完成的，在他最需要亲人的时候，亲人远离了他，可是恰恰他的思索，包含着更多的真理。人生只有一个父亲，对于这样的父亲，我们做了些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