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所谓的中共高层精英是真的把国家的合法性建立在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之上吗？或者说，中共真正信仰的意识形态究竟是什么？其实，根本不是共产主义，而是无产阶级专政，是枪杆子里边出政权，是打江山坐江山。说得斯文一点，就是坚持中共的领导。因为，单单信仰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并不能推导出，必须军事镇压学生运动。在这部书中，赵鼎新博士特意提到后来逃离中国的许家屯先生，说他即使到了美国，还一直信仰共产主义。其实，不仅许家屯信仰共产主义，赵紫阳、胡耀邦，乃至上书反对军队进城的叶飞、张爱萍、萧克等七位上将，也都信仰共产主义，至少，这些人到死，都是中共党员。然而，他们冒着巨大的风险，反对军事镇压。此外，还有公然抗命的38军军长徐勤先，以及消极对抗的28军军长何燕然、政委张明春等人，他们难道不信仰共产主义吗，否则，怎么能够成为中共军队的重要骨干？显然，共产主义信仰和共产党政权并不能划等号，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来解释中共高层精英对国家合法性的认知，进而推论，中共高层基于共产主义理想而镇压学生运动，这种论断根本就不能自圆其说。

其实，在书中，赵鼎新博士也明确提到，“在80年代的中国，国家依然以四项基本原则的意识形态术语作为其合法性基础，并将其写入宪法的序言。”而这四项基本原则，当局最在意的就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中共的领导，这两条其实是一回事。至于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完全是一句空话，因为，邓小平本人都不知道什么是社会主义，怎么搞社会主义，只能摸著石头过河。可以说，中共确立国家合法性的意识形态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党的绝对权力不容挑战，领导人的绝对权力不容挑战。也只有无产阶级专政，才能说明党国国家的性质。

让邓小平等人感到紧张的是，经历了惨痛的文革之后，中共的高层精英中，很多人痛定思痛，已经明显不赞同无产阶级专政，不赞同领导人独裁，而认同和主张民主制度，这就是邓小平最为恼怒和忌恨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这其中，就涉及胡耀邦和赵紫阳——文革后两任中共的总书记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若真是沿着胡耀邦和赵紫阳的路子走下去，相当长时间内，中共未必会失去政权，但是，邓小平个人可能很快就会失去绝对权力。

需要指出的是，八九学生运动爆发后，特别是学生在天安门广场开始绝食请愿之后，得到了社会上广泛的响应和支持。不仅教授、学者和普通的民众公开支持学生，就连官媒的记者、警察、法官、乃至军队的文职人员和基层军官都公开站出来，支持学生。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中国民主同盟主席费孝通、中国民主建国会主席孙起孟、中国民主促进会主席雷洁琼、九三学社主席周培源这４个民主党派负责人致函中共总书记赵紫阳，紧急呼吁中央党政主要领导人尽快同学生对话，他们的信件就刊登在当时的《人民日报》上。信中写道，我们认为，这次学生的行动是爱国运动，学生提出的合理要求与中共中央国务院的主张是一致的。对于学生的合理要求，我们希望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予以解决；建议中共中央、国务院的主要领导人尽快会见学生，进行对话。民主党派从来就是中共的附庸，这一次四位民主党派的领导人的作为，是极为罕见的。这足以说明，当时的民心所向，而中共当局在政治上显得极为被动。应该说，按照赵紫阳的思路，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破解困局，已经得到了各方面的支持，也是可以实现的。

赵鼎新博士在书中也提到，北京各行各业的市民都参加了游行、敦促政府迅速跟学生谈判并化解危机。在这些游行队伍中，甚至包括一些传统意义上的政府的骨干力量，如中低级官员、警察和解放军军官。书中还提到一个尤其值得注意的事情：新闻出版总署是一个非常保守的机构，直到5月18日，仍未有人去游行。该单位的许多职员都感到非常难受，有的职员甚至公开在单位说：连国务院和残疾人都上广场了。在北京，只有两个单位还没上街，一个是中央政治局，另一个就是我们单位。（赵鼎新142页）

这里，顺便提一下，这部书的第五章，是赵鼎新博士整理的一部“八九学运简史”。在这部简史中，赵鼎新谈到了绝食请愿以后，成千上万的学生以外的参与者。只是，他并不认为，那些人支持学生。他写道，我要强调的是，此时参与运动的大部分人，基本上都是出于对身体已经很虚弱的绝食学生的同情。而且，这一时期的大部分游行在组织上都带有半官方色彩。

其实，过分强调参与运动的大部分人，只是出于对绝食学生的同情，不仅不符合事实，也明显有违人的正常情感。要知道，学生绝食并非无缘无故，自伤自残，这一点所有参与运动的人都非常清楚。他们不可能对于绝食多天、随时都可能死亡的学生抱有真切的同情，却对政府的冷漠和强横无动于衷。不可能不去想学生的诉求，不可能不理会政府的顽固坚持。可以想见，对绝食学生同情越深，对强横政府的愤怒就会越烈，这是正常感情的一体两面，根本不能分割。如果仅仅只是同情这些学生，那就无法解释，为什么在最高当局颁布戒严令后，北京有成千上万的各界民众，不惜牺牲身家性命，涌向街头阻拦军队强行进城，甚至，在军队开始大屠杀之后，还有无数的民众进行抗议，这其中，很多都是体制内的人员。需要强调的是，尽管是在那个特殊时期，上街游行依然还是属于政治行为，依然有政治风险，故意排除成千上万各界民众上街游行的政治意涵，忽视民众对政府的反感和愤怒，显然是别有怀抱。

至于大部分游行在组织上都带有半官方色彩，这种判断可能只看到了外在的形式，而忽略了内在的实质。经历过那段历史的人，都知道，不光北京市，一些周边省市的许多地方，都出现了相当规模的游行活动，就连很多事业单位、乃至政府机构都有大量的人员参与。在当时那种特殊的氛围中，人们向学生运动表示支持，合情合理，但是，并不合规矩，而且，确实存在政治风险，所以，很少有单位的党政领导直接出面，但是，他们也无法阻止其他人参与，领导不便公开支持，更不敢公开反对。所以，就像赵鼎新在书中提到的，他们一般是默许。也就是说，是官方机构的人员参加，却并不具有官方色彩。当时，社会上对此并非不清楚。这正是最高当局感到恐惧的原因，这样下去，大家都会倒向学生，他们会真的失去对局势的控制。

显然，学生并没有推翻中共的意图，但是，中共内部有可能出现对最高领导的质疑，出现对无产阶级专政的质疑。支持学生，支持民主，当时已经成为一种政治正确，这恐怕才是邓小平真正感到恐惧的原因所在。这样下去，虽然没有其他的政治力量可以取代中共，但是，中共内部或许会有人取代邓小平。应该说，邓小平等人的紧张，也并非毫无缘由。邓小平未必懂得什么极权主义的理论，未必知道极权政体的特征，但是，他知道绝对权力的重要性。他知道绝对权力一旦受到挑战，拥有绝对权力的人就可能失去绝对权力，那就会失去统治的意义。邓小平要的就是他说了算。邓小平杀学生，重在警告中共内部。为了维护他的独裁者的地位，邓小平撕下一切伪装，赤裸裸地用屠刀摧残公义、用强权取代公理。为了一己之私，他不惜给中共的统治制造合法性危机，在这一点上，他和独裁者毛泽东没有任何区别。

在导论的最后，赵鼎新博士特意举了一个例子，来说明他对这项研究工作的认真和仔细，那就是他对“新华门惨案”的分析。在4月19日晚上，很多学生来到新华门前，呼吁中共当局对学生的请愿做出回应。结果，遭到了军警的驱赶和殴打，个别学生伤势严重。需要指出的是，冲击新华门，学生没有歹意，更不会去打砸抢。他们只是想引起中共政府的注意，让他们知道学生的存在。毕竟，在政府和人大，学生没有自己的代表，这个政府又不在意学生的感受，不理睬学生的请求。学生不得不做出极端举动，逼迫当局做出回应。

赵鼎新博士确实收集了许多资料，也对资料进行了仔细推敲和筛选，最后，他“不失信心地总结如下:在那天晚上确实发生了警察和学生的冲突，警察也确实打了一些学生，但是，所谓的“新华门惨案”则很可能是没有根据的谣言。”他的依据是，有学生流血，是因为，他们打碎押运他们的公共汽车玻璃，自己不小心被玻璃划破。确实，是有学生被玻璃划破，但是，这并不能排除有学生流血、甚至重伤、是由于军警的残酷殴打。吴仁华就明确记录了一位在当天参与新华门抗议的学生，被警察打得头破血流。这个学生就是政法大学的王志勇，他的头颅破裂，缝了三针，多处淤血，两眼充血，眼眶发乌，左眼无法睁开。

当时，政法大学就把王志勇的血衣挂在校园内，看到血衣的学生，无不愤慨。下午，出现了标题为《天理何在?公道何在?法律何在?》的大字报。该大字报被复印成传单，在各大高校广为散发。北大、人大、清华也出现类似的大字报，知名的有《新华门血案》《血》《“420”惨案》。而且，就在他们准备参加胡耀邦追悼会的路上，他们沿途对背有照相机的人询问是否是记者，向他们讲述“新华门事件”和王志勇被打经过，请记者到学校去看血衣和医院证明，要求新闻界为他们说公道话。这个事情在当时极为轰动，影响非常之大。实际上，无论是在八九年之前，还是在八九年之后，这样的事例难以尽数，更何论中共还制造了64北京大屠杀这样震惊世界的惨案。回过头来再看新华门血案，确实感觉，当时这些涉世不深的学生在激愤之下，对这个事件的表达是有些夸张。但是，新华门血案的真实性，是无可置疑的。赵鼎新博士几乎是搜集尽了各种资料，然而，王志勇这样一个重要的证据却被排除在外，反而认定，“新华门惨案”很可能是没有根据的谣言。就这一点来说，赵鼎新博士这个著作很不严谨，甚至，很不严肃，它的客观性非常值得怀疑。

也许，赵鼎新博士认为，王志勇遭到军警殴打的地方，并不在新华门前，而在距离新华门不远的地方，因而排除在外。需要强调的是，新华门惨案是军警残酷殴打前去新华门抗议示威的学生，事件的核心是流血，而不是地点。就如同当年人们说64天安门大屠杀，核心是大屠杀，而不是地点天安门，天安门只是这场大屠杀一个抽象性的标志。用天安门广场没有死人这种话，来否定天安门大屠杀，完全是无耻的诡辩。

64北京大屠杀之后，中共当局编造了一整套谎言，为他们的阴谋和罪恶进行辩护，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由当时北京市长向中共人大宣读的《关于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情况报告》，只是，刚刚经历了这场运动的人根本就不会相信那些颠倒黑白的鬼话。然而，自九十年代后期，中国的经济开始高速增长，时过境迁，一些对八九民运的叙事也明显发生了改变，甚至有人认为，军事镇压是唯一的选择。杀人是不对的，但是，不得不如此。就这一点来说，赵鼎新博士的这部专著，有相当的代表性。从整部书看下来，赵鼎新博士似乎在建立一个八九民运的完整的、特别叙事，重构这段历史。只是，他对这段历史的描述和解读，都距离真相甚远，很多论点更是自相矛盾。

赵鼎新博士的专著中有这样一段话：当时中国政府几乎用遍了所有可能的控制手段，可惜都没有奏效；最后，留给领导层的只有两个选择：要么镇压，要么就像东欧共产党国家领导那样下台。但是，当时大部分国家领导人早在共产党上台之前就参加了革命，无论是改革派还是强硬派，让他们放弃数百万同志用生命换来的权力，几乎是不可能的；于是，军事镇压就成了他们唯一的选择。赵鼎新博士的这个结论，是经不起推敲的，也不符合事实。

赵鼎新博士随后说，我这里的分析并不是为杀戮制造合法性，杀戮平民这一事实的本质是无论如何也不能辩解的。对此，我想，读者自有公论，历史也会说话。

谨此，八九的英灵永远不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