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右派运动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次大劫难。（公有领域）

浦熙修、杨刚、彭子冈和戈扬被誉为“民国记者四大名旦”。这四个人都是中华民国时代有名的女记者，但在中共当政后都遭厄运：杨刚自杀，浦熙修、彭子冈、戈扬都被打成右派。

本文着重谈一谈浦熙修人生沧桑巨变的往事。

偶然成记者

浦熙修1910年出生于江苏嘉定的一个书香门弟，父亲曾在北平北洋政府交通部工作过。浦家三姐妹都毕业于北平女子师范大学，大姐浦洁修曾留学德国；妹妹浦安修嫁给了后来成为中共元帅的彭德怀；她本人误打误撞变成民国知名女记者。

浦熙修上大学时就结婚成家。1933年大学毕业后，她应聘到北平志成中学，当了一名国文教员。

1936年，原本不想离开北平的浦熙修，在丈夫袁子英的要求下，带着两个孩子去了南京。

受那个时代妇女解放思想的影响，她不想做家庭妇女，就根据广告去了一家地产公司应聘，结果没有被录取。老板说：“我们公司不招结了婚的女职员。”但老板发现她的应试文章写得好，就把她介绍给《新民报》的陈铭德。陈铭德先安排她做发行，之后安排她在广告科。

一个偶然机会，让她崭露头角。

当时，南京女子学术研究会在中山陵旁边举行周年纪念会，临到开会时，《新民报》才得知消息，可报社记者都外出采访去了，无人可派。情急之下，老板陈铭德安排浦熙修前去救场。

浦熙修不负重托，回来后写出采访报导《流徽亭畔一盛会——女子学术研究会周年大会别记》，因文笔流畅洗练，吸引了读者，博得同行的赞许。老板知人善任，立即将她调到采访部当记者。

从此，她成了《新民报》第一位女记者。

报导成典范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12月13日，中华民国首都南京沦陷，《新民报》被迫西迁重庆。

1938年，浦熙修历经千辛万苦，逃难到了陪都，继续在《新民报》上班，并担任采访部主任。

她作风泼辣，观察敏锐，敢于直言，善于冒险，且不避权贵，总能写出深受大众关注的好新闻。

比如，有关国民参政会的报导，她的注意力不在冗长的提案和发言上，而专门摘取典型镜头和尖锐言辞，作贴近民众的报导，文章短小精干，却直击要害。

1946年1月，重庆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事关中国发展方向，大政前途。

浦熙修巧妙地通过以小见大、由点到面的方式，每天写一篇专访，共采访了38位会议代表，包括国共两党的要员、民盟、无党派人士、工商界、文化界的各类代表，让其悉数亮相……把讨论国家前途的各种“协商”主张，公诸于众，在重庆的《新民报》上逐日连载。这种报导形式，成为中国新闻史上教科书般的经典篇章。

国民政府迁回南京后，她也随之回到南京，继续进行大胆、独立、敢言的报导。《新民报》被查封后，徐铸成在香港创办《文汇报》，浦熙修开始作为南京特约记者为之撰稿。

入狱获保释

1948年11月16日深夜，浦熙修因屡次尖锐批评国民政府，被宪兵司令部逮捕入狱，前后坐牢70天。

1949年1月，她的密友罗隆基，找到他的留美同学，时任总统府秘书长的邱昌渭，手持代总统李宗仁的名片，将浦熙修保释出狱。

反右落深渊

1949年中共建政后，浦熙修作为民国时的名记者，帮过中共的帮，坐过国民党的牢，一度成为中共“统战对象”。历任第二至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文汇报》副总编辑兼驻北京办事处主任，同时担任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候补委员、全国妇联委员。

但是，表面的热闹与欢娱过后，她就陷入苦恼之中，曾经单打独斗的新闻采访，如今不需要了，所有重大新闻都要采用新华社的通稿。她从进入新闻行业以来，一直以发表独家新闻和专访著称的操作方式，已经行不通了。1957年一场突如其来的反右派运动，将她卷入万丈深渊。

毛泽东的阳谋

1957年春夏之交，毛泽东发动了一场他称之为“阳谋”的反右派运动，方式是先“引蛇出洞”，再“全部歼灭”。

所谓“引蛇出洞”，就是在1957年4月，毛亲自出面，动员党外知识分子给中共提意见，帮中共整风。毛声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

所谓“全部歼灭”，就是当这些知识分子真心诚意地把自己的意见说出来之后，毛立即杀一个回马枪，发出《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的秘密指示，将他们全部打翻在地，让他们统统闭嘴。

据中共官方数据：全国55万多人被划为“右派分子”遭全面迫害。而据解密中央档案，全国实际划出右派分子超317万人，还有143万余人被贴上“中右分子”的标签而遭到批斗和迫害；此外，还有许多人被划作“内控右派”、“疑似右派”、“右倾”等。

罗隆基成“靶子”

毛发动反右运动的第一目标是将由高级知识分子组织的民主党派，如民盟等，统统变成中共的驯服工具。

毛选择了民盟中央副主席章伯钧、罗隆基为第一靶子。章、罗在中共一再劝说下给党提了意见。章的意见是设立“政治设计院”，主张政协、人大参与政策制定；罗隆基建议成立“平反委员会”，监督纠正三反五反等运动的错误。

毛将章、罗两条“大蛇”引出“洞”之后，立即给他们扣上了一顶“章罗联盟”的大帽子，将他们打成全国头号“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大右派。

浦熙修成“棋子”

运动来临，章、罗二人表现不同：章很快认输；罗开始时坚决否认反党。

毛泽东对付罗隆基有的是办法。办法之一，就是把罗的长达十年的同居“女友”浦熙修作为棋子，一步一步逼罗就范。因为同床共枕之人，知道的内幕多、杀伤力大。

1957年7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起草的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公开点了浦熙修的名，“严重的是《文汇报》编辑部，这个编辑部是该报闹资产阶级方向期间挂帅印的，包袱沉重，不易解脱。帅上有帅，攻之者说有，辩之者说无，并且指名道姓，说是章罗同盟中的罗隆基。两帅之间还有一帅，就是《文汇报》驻京办事处负责人，浦熙修一位能干的女将。人们说：罗隆基-浦熙修-文汇报编辑部，就是文汇报的这样一个民盟右派系统。”

1957年3月，毛还亲口夸《文汇报》“办得好”。3个月后，毛就将《文汇报》踩在脚下了，并直接将罗隆基-浦熙修串到一起。

毛一发话，《文汇报》立即在头版发出《本报工作人员连续举行大会愤怒揭发浦熙修反党活动》的新闻，副题为“同章伯钧罗隆基串通一气篡改本报方向执行右派分子方针向无产阶级猖狂进攻”。

浦熙修的同事纷纷揭发她“对罗隆基唯命是从”，“处处听罗隆基摆布”，“罗隆基反对的，也就是浦熙修所排斥的”。

7月2日、3日，《文汇报》连续发表长达万言的《我们的初步检查》，完全接受了毛给出的“罗隆基—浦熙修—文汇报编辑部”这条公式。7月6日，《文汇报》的报导标题为《浦熙修为何不陶出脏东西》，眉题是《能干的女将还耍花枪》，副题为《新闻工作者要她彻底交代向人民请罪》。

7月6日，《文汇报》头版发表《直到现在还不醒悟浦熙修作何打算》一文。

浦熙修百口难辩。运动之初，她曾讲：“《文汇报》完全是一张人民的报纸，得到党无限的关怀与帮助”，“有人说，《文汇报》和罗隆基有关，这是不符合事实的。”

罗隆基从斯里兰卡访问回到昆明后，看到报上的批判文章，非常生气，立即给浦熙修打长途电话，说：“我和《文汇报》什么关系？你怎样把我的黑线引进《文汇报》的，你交代好了，我没什么可交代的，我烧成灰也不承认自己反党反社会主义。”

但是，随着揭批的深入，上至毛泽东，下至她当年在《新民报》的同事，《大公报》的“战友”，现在《文汇报》的同仁，以及其他党报党刊的编辑记者，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还有她的家人，一起以排山倒海之势，对她深揭猛批，将她压得喘不过气来。

她不得不节节败退，一再检讨、认错、痛悔，都无法过关。

人性变成魔性

浦熙修的心理防线终于被冲破。

7月10日，她在新闻工作座谈会上“交代了罗隆基与文汇报的关系”，并揭发罗隆基1949年后想当外交部长、司法部长、高教部长等；7月19日，她揭发罗隆基常说：“喊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是最肉麻不过的事”等。

在政协和新闻工作者协会被批斗一个半月后，到了8月，她又被当成“杀手锏”转移到民盟中央去揭批罗隆基。

1957年8月10日，在北京南河沿大街政协文化俱乐部，召开批判罗隆基大会。

在这次批判会上，浦熙修最后一个上台发言，题目是《罗隆基是只披着羊皮的狼》。

浦熙修从罗隆基的家世说起：“罗隆基自己讲是出生在士大夫家庭，其实，这个士大夫家庭就是江西安福县枫田乡的一个地主家庭。早在1929～1930年的时候，他的家就被共产党清算了。父母双亡，主持家务的寡嫂亦被斗。罗隆基曾说自己从小由寡嫂抚养，他不能不管，每月都要寄钱回去维持寡嫂和侄儿们的生活。而这件事就足以证明罗隆基对于共产党的阶级仇恨是刻骨铭心的。”

为什么说罗隆基是只披着羊皮的狼呢？

浦熙修揭发说，他在家里虐待家庭女护士王爱兰。讲完一件事后，浦熙修总结说：王爱兰是个劳动者，罗隆基“对劳动人民像狼一样凶狠”。接着，浦熙修又讲了罗帮助报业女老板邓季惺的两件事。然后总结道：邓季惺是个有产者，罗隆基“对资产阶级似羊一般温顺”。

在揭发了罗一些私密事之后，她表态说：“周恩来在人大政治报告中说：‘我们希望，经过外力的推动，生活的体验和自己的觉悟，右派分子能够幡然悔悟，接受改造。‘我不幸堕落为右派分子罗隆基的俘虏，感谢这次声势浩大的反右派斗争，清醒了我的头脑，我愿意痛改前非，照着周总理的话去做。但周总理谈话中更重要的是生活的体验和自己的觉悟。当我一步一步地重新认识了罗隆基的丑恶面目，揭露了罗隆基的罪恶行为的时候，我的精神就觉得轻松而愉快些。”

最后，她说：“我再一次警告罗隆基，你永远不要想利用我了……罗隆基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阴谋是一贯的，他说，他的骨头烧成灰，也找不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阴谋。实际上，他的骨头烧成灰，就是剩下来的灰末渣滓也都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

浦熙修与罗隆基曾是长达十年的密友，她曾真心爱过他，敬重他，钦佩他。但是，一场反右派运动，她与罗恩断意绝，反目成仇。

浦熙修批判罗隆基是为了自保，但是，无论她怎么批判罗，甚至把他们床弟间的私房话都揭发出来了，她还是未能幸免于难。最后，她还是被中共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右派分子。

1958年春，她被撤销新闻界的一切职务，她的20年新闻记者生涯就此结束。

悲惨离开人世

1965年底，浦熙修不幸患了直肠癌，在医院动了手术。第二年复发了，她又住进了医院，而此时文化大革命运动已爆发。

毛泽东当时有一句名言：“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

在毛的煽动下，北京大中小学的红卫兵开始大造反。当红卫兵发现浦熙修是全国闻名的大右派后，就组织大会批斗她，并把她驱逐出院，说医院不给右派看病。

她只能回家。但是，红卫兵一次又一次抄家，把她的银行存款、金银首饰，朋友们回国送来的珍贵礼品，还有齐白石亲笔为她画的一幅画，全都洗劫一空。

她租住的房子变成红卫兵司令部。红卫兵小将每天进进出出，十分忙碌。红司令每天吆五喝六，作威作福。那些抄家抄来的物资，源源不断搬来，房东太太的屋里塞满了，就往她的房间堆，如此闹轰轰、乱糟糟的环境，她如何养病？

当时，她无处可逃。她的兄弟姐妹都被斗得死去活来。大姐夫已在牛棚被斗死，大姐被打得身上红一块紫一块的，妹妹一家就更不用说了，正处在大难之中。她只能待在家里，被病折磨得苦不堪言。

她身边没有一个亲人。幸亏邻居大妈中有一个善良的刘婶，侍候在她身边，为她洗衣烧饭，帮她买药打针。

她的身体越来越衰弱，对这个世界已不再有任何留恋，自己拔去医生为抢救而给她插上的管子，闭上双眼，安静地走了。

那一天是1970年4月23日，她60岁。

结语

浦熙修曾说：“记者的职业应当是神圣的，我们不愿受漠视，同时也不愿意受贿赂。我们对事对人都要寻根究底地探听，我们亦愿忠厚老实地报告。认定自己的目标，发挥自己的能力，使社会明真相、辨是非，而保持正义、公道，这就算我们尽了几分天职。”

这话说得非常好。在中华民国时代，她在某种程度上做到了这一点。但是，在中共治下，记者只是中共手中的工具。当中共不想用你这个工具时，随便找个借口，就把你整趴下了。

其实，客观历史事实是：1957年根本不存在什么“章罗联盟”，也不存在“罗隆基-浦熙修-文汇报编辑部”这个文汇报的“民盟右派系统”。

毛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