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习*近*平时代，文革的幽灵仍在中国徘徊——言论审查制度命令人们遗忘，而历史创伤却迫使人们记忆。这一对峙的阴影，长期笼罩着中国社会。这是琳达·贾文（Linda Jaivin）笔下的文革在中国人心理中的现状。作为一位享誉国际的澳大利亚汉学家与作家，琳达以她广博的学术视野和犀利的文化洞察力著称。《炮打司令部！中国文化革命》（Bombard the Headquarters!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China）（以下简称《炮打司令部》)是她聚焦中国议题的十余部著作中最新的一部，也是一部篇幅虽短却涵盖极广的文革史书。她的叙述以一种冷静却不冷漠的笔调，以权力结构为主轴按时间顺序搭建起文革十年历史的框架。从毛泽东的权力清算、红卫兵的狂热、老干部的起落、知识分子被羞辱、亿万人失智，到政治神话的崩解与权力的重组；每一段文字都在提醒我们：历史不是逝去的事件，而是权力逻辑持续再现的一部长剧。
这部史书今年六月出版即获得一众好评：“在仅100余页的篇幅中传达了大部分史学家在长达千页的著作中也难以企及的内容。”（Kerry Brown）且附带有“许多丰富的小插曲和轶事使这些巨大的和经常可怕的事件十分生动”。（Philip Short）它并没有单纯地复写历史的故事，而是通过细致的研究，“对文革中令人抓狂的复杂政治进行了生动而重要的解读。”（Jianying Zha）作为一名读者和文革的亲历者，对以上评说，甚有同感。不过还要补一句，作者在最后特别提到了文革对当今中国的持续影响，指出了习*近*平步毛的后尘，让中国后转的可怕征兆。不可不说是眼光深远。
琳达·贾文在序言中，简要勾勒出文化大革命的缘起与其前奏，并为全书奠定了以“权力结构”为主轴的叙述基调。首章回顾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1966年文革爆发期间的政治演变过程，说明这一历史大动荡并非突发，而是多次政治运动逐步积累所致。随后三个章节依时间推进，依序铺陈文革十年（1966–1976）的狂飙历程，终章则将历史与当下联通，提醒人们关注文革在当下中国的持续影响。
相对应于以上篇章安排，本文将通过文化大革命的缘起、十年浩劫以及他在中国大陆所留下的长久阴影等角度，简要地介绍一下这部杰出的文革史书以及它的特有的史学风格。
一、“炮打司令部”，文化大革命的缘起
这是琳达在序言中力求厘清的历史关键点。
《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既是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宣言书，也标志着政治清算的全面展开。将其作为书名，琳达精准切入文革的起点，将“一纸战书”转化为窥见国家权力裂缝的关键文本。但是，毛在这里所立为革命靶子的“司令部”所指为何？1949年之后的中国是一个党政合一的国家，毛作为党中央的领导者，他自己就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总司令”，显然他的炮口是不会正对自己的。在他的心目里，国家主席刘少奇以及当时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和党的总书记的邓小平长期反对自己，早已形成了党内与其对立的“资产阶级司令部”，这才是文化革命的炮口所向。
毛对刘的公开不满表现在1966年八月五日的中央全会上，毛频频不断地打断刘的发言，直至两人公开争吵。随后，按照作者描写的细节：“一份《北京日报》摆在他面前的桌子上。毛拿起铅笔，在报纸的边缘处写下了一些想法，把报纸交给秘书。秘书整理成一篇短文，毛又做了一些修改。两天后，他的战斗号召《炮打司令部——我的一份大字报》被印刷并分发给他的党内领导。”这段过程在人们回顾文革时常常会被忽略，而琳达的寥寥数语，则把毛当初策划一场大动荡之际的阴沉、冷静十分生动地再现了出来。
“炮打司令部”这张大字报只是毛公开他的火力对象的一个标志，显然，这并非一时兴起的政治创意，而是蓄谋已久的权力部署。就在读者力图寻找它的历史背景时，琳达笔锋一转，开始了它的第一章：“备战”（The Buildup).此处，作者从1966年大幅度跳回到1949年，采用倒述的手法，开始简单梳理出两条历史线索：首先，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个阶级的斗争例如土改，反右等如何发展到了两个司令部之间不得不公开的较量，例如1959年的庐山会议和1963-64年间的四清运动；同时，毛如何通过历次群众运动例如大跃进和学雷锋而树立起了个人的绝对权威，他的话“一句顶一万句”。前者表明，两个司令部的斗争已不能通过正常的途径解决；后者则为毛发动一场史无前例的大动荡提供了权力支撑。倒述是历史记述中应该谨慎使用的写法。琳达巧妙地将结果先放在序言中，而后在正文中才回到历史的起点，剧烈的时序断裂，既能引起读者的关注，又十分自然流畅。
于是，当时光来到1966年之时，随着5.16通知的颁布，以陈伯达为首，江青为骨干的文化革命领导小组便作为文革的最高权力机构诞生了；十年浩劫由此揭幕。
二、十年浩劫
走向大乱（Towards Civil War，1966）
在文革开始第一年的1966年，最具代表性的事件无非是红卫兵运动，以至于红卫兵运动往往被作为文革的代名词。在《炮打司令部》一书中，琳达将红卫兵成立的过程放在了这一章的篇首，特别介绍了组建会议的地址，圆明园遗址。这是1986年鸦片战争中被英法联军烧毁的清王朝一处宫殿的废墟，当时，清宫的生存处于西方武力的威胁之下；目前，以毛为首的新中国也处于修正主义与反革命的威胁中。于是，清华大学的一群年轻学生“揭竿而起”，成立“红卫兵”保卫毛主席，推动世界革命。圆明园向来是作为中华民族被西方列强欺凌的屈辱性标志，琳达于此处将政治主体引入互文性关系的空间，已经隐含着红卫兵运动乃至整个文化大革命的悲剧性结局。
从琳达的叙述中不难看到，毛的赞扬是这个组织发展的权力靠山。但同时这个动乱团体诞生伊始就存在着自我否定的因素：一是它要反对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但是随着毛的打击面的扩大，其中许多骨干成员的家庭都成为了这个司令部的成员；二是“文斗”还是“武斗”？谁忠于毛主席？谁是阶级敌人？等等类似的争辩不断地分裂着这个组织的自身。当琳达将这些矛盾对立的问题点出来的时候，历史就不再是一个平直的简单过程，而是一个充满张力，跌宕起伏的有机运动体。这样的叙事手法贯穿了《炮打司令部》的全过程。
1966年另一个需要注意到的是毛正在组建他的权力机构。毛敏锐地意识到，红卫兵是他推动文革和清洗政治对手的工具，于是，当年的7月28日江青与周恩来，林彪会见红卫兵的代表，毛自己也八次巡视红卫兵队伍以表支持。之后，破四旧，横扫一切牛鬼蛇神，高喊“造反有理”的红卫兵运动便得以席卷全国。借助于对红卫兵运动的掌控，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的领导地位不断提升，成为与中央军委和国务院并列，实际上是唯一可以直接受命于毛的助手团队。
暴力、混乱与矛盾（Violence, Confusion and Contradiction1967-1969）
在文革的权力冲突中，最大的受难者仍然是普通民众。如果阶级斗争在1966年只是将个体作为对象，进入1967年则已经要将整个阶级敌人都要清除掉。书中列举的最早的集体屠杀发生在1966年9月，位于北京郊区的大兴县的公社领导要将当地的黑五类分子统统除净，结果325人被杀，甚至包括一名一个月大的孩子。1967年8月，湖南省道县屠杀黑五类达4,500至9,000人之间。有一文盲凶犯连续杀掉7人后又冲入地主家杀掉两个幼子，竟然由此获得当地政府55元的现金奖励，超过他一年的收入。学者估计，文革中约有50万至200万的无辜民众被屠杀。
遍布全中国的各种规模的武斗在群众组织间爆发，仅在重庆，军队支持当地政府并发枪给一派群众去攻击“造反派”，造成死亡过千人，上万人逃离城市躲进乡下。数起地方政府和军队开枪镇压造反派的事件发生，造成大批青年学生伤亡。1967年1月，新疆的石河子，在军人的自动枪扫射下26人死亡，74人受伤；1967年2月23日凌晨，青海的西宁，军队开枪169具尸体堆积在雪地上，13，000人遭逮捕，4，000人被送往劳改营。混乱在全国各地发生，甚至当毛巡视到武汉恰遇两派大规模武斗，不得不连夜乘机逃离至上海。火烧英国代办处也发生于这一时期。红卫兵用竹竿抽打英国外交人员，偷抢他们的手表，衣物，实施性侵犯等恶行。书中对文革期间更多诸如此类外籍和驻华外交人员所受到的暴行对待或侮辱都有详细的记述。
但是，这种乱局却是毛所期待的，正如他所说，“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他在混乱中的战略布局是权力的重组。与之有关的隐喻事件是1969年4月1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大会宣布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文革领导小组撤销，所有的五个成员包括江青进入政治局；大会确认：“林彪同志是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同年12月12日，刘少奇在监禁中死亡，秘密火化。两个事件在书中首尾相连，貌似一个圆满的文革结局，作者并没有评论，但是读者会问，文革结束了吗？
起落收场（The Ups and Downs of Winding Down1970-1976）
文革并没有结束，新的面向普通民众和基层干部的阶级斗争一波又一波被发动起来。1970年1月开始的一打三反运动（打击反革命、反贪污、反投机倒把、反贪污）夺去了约20万条生命；同时进行的还有清理阶级队伍和清除“516反革命集团”又造成了大约数十万人死亡。
围绕政治权力的更具张力的事件在作者的笔下被持续展开。从1971年2月至1976年的毛泽东与林彪和陈伯达关于是否设立国家主席的分歧在庐山骤然爆发；“9.13”林彪坠机温度尔汗，毛深受打击，严重失眠，下肢水肿，心力衰竭；批林批孔；邓小平复出；“4.5”事件，邓小平第二次被打到，等等，还有更多，都被作者一一列出。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终于谢世。“他既有宏大的革命理想，也有卑劣的阴谋手段。他既是鼓舞人心的领袖，又是个冷酷无情的暴君。”从此，江青一伙失去了权力的来源，10月6日，“四人帮”被粉碎，文化大革命最终结束。
三、文化革命留下的长久阴影（The Long Shadow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琳达记述了1989年初夏青年学生聚集在天安门广场悼念胡耀邦，反官僚反腐败的场景。他们是自发上街的，这与当年红卫兵响应毛主席号召，被人驱使完全不同。然而，中共却对之冠以“炮打司令部”的罪名，派军队清场。学生们太年轻，他们不知道文革中已有军队对老百姓开枪的历史。六四事件已让中国领导层震撼，戈尔巴乔夫的教训也使他们警觉起来：回忆和讲述历史，清算斯大林的罪行可使共产主义政权崩溃。东欧剧变的一幕不可在中国重演。
于是，对年轻人的教育中，大饥荒和文化革命被掩盖了。有关文化革命的原始资料被封存，禁止出版和公开讨论文革的问题。与此同时，毛的个人崇拜又开始复活，习*近*平取消了任期制，将终身担任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原文革领导小组的最后一位成员，戚本禹，在2016年84岁去世时说：习*近*平让他获得了希望，共产主义这一天仍然会到来。
作者在本章的结尾总结说：“现今有两个阴影笼罩：一种是审查制度，即命令人们忘记，以免对过去的记忆失控；另一个则是文革本身，它要求人们记住它，以免让过去来规范现在。”显然，这两条阴影的意蕴是完全不同的。所谓文化大革命，实乃是对文化的最大破坏，对于一个在习*近*平领导下，宣称是传统文化守护者的政党而言，掩盖或粉饰这段给中国带来一场浩劫的历史，对于其宣称的合法性自然至关重要。同时，在文革中受害最广最深的是普通民众，数百万人民死亡的悲剧对他们而言是一场噩梦，文革的记忆也是自然积淀和刻画在心底的，噩梦不能再现。琳达的两条阴影的独特表述如实地概括了十年的动荡让当权者与普通民众都为之感到惊恐和审慎的心理状态，只要中国的现存体制不变，这两条阴影及其所形成的相互对持将长久存在。
结语
“我是毛主席的一条狗，主席让我咬谁，我就咬谁。”这是江青在1976年对四人帮审判后被押出法庭时大声喊出的辩白。这一著名申辩直接表明了毛是文革中一切权力的责任者，她只是替罪羊而已；同时也表达了中共在文革期间的权力结构，最终权力源自毛泽东，四人帮自然疯狂，但也只是唯命是从的帮凶。微妙的是中共中央文件则是将文革定性为：毛泽东错误发动并被四人帮利用的一场灾难。显然，毛对文革的责任被巧妙地弱化了。琳达精心选取最典型的事件，用事实展示了十年荒唐的岁月里，毛是如何运用他手中的绝对权力，唆使四人帮，运动群众，击垮了所有他认为是敌人的对手。全书也是以这一权力结构为轴心，逐步推进，成功地演绎了一场角色分明，亿万人介入的全景剧。
克罗齐的著名命题“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有两种含义，一是现在来自于过去；一是说过去是由现在所选择和塑造的。因而，某些国家权力就需要争夺人们记忆的主导权，以塑造于统治者有利的历史。琳达对此有十分敏锐的警觉，她毫不犹豫地将习的时代与毛的时代相比较，寻找其间的共同点——文革的幽灵，例如个人崇拜，终身制，言论审查等等。她还罕见地认定文革中军队向群众开枪就是六四血腥镇压的原版，把专制政体之于无辜百姓的危险性置于历史的重叠台面上。在她先前于2021年出版的《中国简史》（The Shortest History of China)一书中，琳达就已经提示过，习*近*平选择的是回到毛泽东的道路上，那是一个具有非理性和暴力风险的道路。那么，文化革命的大幕真的落下了吗？还是只更换了演员与布景？
“历史只有以文本的形式才能接近我们”（詹姆逊），这一文本恰是历史叙述者的价值观和道德判断的呈现。当琳达·贾文撰写中国文革史时，她是以她特有的价值观和道德判断选取和编排发生在另一块土地上的人和事；她又是一位成果丰硕的小说家，她把许多冷酷的历史事件移植到可感触到的故事氛围中娓娓道来。这种远距离的观察和故事叙述尽管要以历史事实记载的准确性为前提，但其中所实现的史学、语言学功能与价值升华则是读者在翻阅历史的过程中不是每一次都能感受得到的，希望这本书的华语读者朋友可以从阅读中得到一些新鲜的感受。
但无论如何，源于文化大革命的两条相互对持的阴影将会长久地笼罩着中国这块土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