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大可：几个问题阻碍了上海的国际化。第一是户籍保护。号称国际化大都市，可是国内流动都困难。大都市的一个核心就是流动。第二是文化保护。在文化上采取极为保守的苛刻的做法，也就是意识形态化。所以在上海要办一个前卫一点的画展，很困难。上海为了制造繁荣景象，就做了一些所谓的艺术节。艺术节像一个集市，人请来以后，轰隆一下就散了，完全是空架子。没有一个有根的原创性的文化。

要有完全的自由经济和自由思想、思想和言论的公共平台，以及利用这两者打造出来的中产阶层。中产阶层不是中间收入阶层，我们现在很多人判断说中国已经有中产阶层，其实讲的是中等收入阶层，中产阶级除了一定的经济收入之外，还要有价值理念，包括他的荣誉感、公共发言的欲望、对公共事务的激情。达到这些，才会有市民社会的可能性。原来的上海，上世纪30、40年代全国移民共同打造的上海，还比较有创造力。

大政府只能培养出猥琐的小市民，而过去租界的小政府倒是能塑造有力量的大市民。这是政府和市民的关系。而现在，精英阶层是萎缩的。除了商业以外，所有跟文化相关的阶层都是萎缩的。上海高校的知识分子，是靠吸外地的血生长的。我们这些人都是，我们不在上海这块土地上长大，我们住在上海，但我们的根不在。我们是悬空的，靠外地的养分活下来的。这是一种寄生现象。（知识分子）要不然就是生活方式完全和小市民同质化。英国的传统离我们太遥远了，过去多少年了，早就被改造掉了。完全是幻觉。

●它培育出"小市民"的第一个品性，就是争夺——空间争夺。如果不认识这一点，就无法认识上海小市民。

●一个棚户区的女孩，有可能会被花园洋房里的女孩看不起，但她绝对不愿意离开上海，因为在这座城市她可能遇到现代版范蠡，在其他地方只能成为"豆腐西施"。

●上海人的特产是"排内"，比如在上海，"上海人"和"本地人"是两个概念。

●在一些超市里面，营业员阿姨常常对顾客爱理不理：你要找什么自己去找。他们还延续着一种"供销社"的方式。

●上海小市民的这种痛苦，也值得我们同情，是一个时代给他们带来的，饱经了时代的畸形。他们对社会有一种怨恨，对时代的怨恨。

●上海号称"小资城市"，但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精神，独立精神在哪里？上海有六万的知识分子，但上海的知识分子，包括行为方式、情感方式，更多的时候体现为一种小市民的价值判断。

●市民社会更需要理性的市民和自治的组织，市民不仅具有热情而且具有公共参与的常识，组织也不仅关心花鸟虫鱼。

●艺术节像一个集市，人请来以后，轰隆一下就散了，完全是空架子。没有一个有根的原创性的文化。

●大政府只能培养出猥琐的小市民，而过去租界的小政府倒是能塑造有力量的大市民。

●他（小市民）的逻辑是一个自保性的逻辑，就是保护自己的利益不受损，而不是创造一个全新的东西，所以上海人的性格总体上讲是保守的。

●"虽然小市民很爱计较，但上海人还是很遵守条约"。我们现在要超越这样一种叙事模式，这种叙事模式已经非常有限了，它成了小市民自我合法化的一种修辞策略，上面这句话翻译一下就是"因为上海人很遵守条约，所以计较是难免的"。

上海市民符号：

石库门：上海居民最传统的居住建筑。出现于19世纪中叶。当时太平军东征，上海老城内的居民和江浙难民大批避入租界，一种脱胎于传统四合院和西方联排式楼房的二层民居应运而生。后经不断完善，逐渐发展成由天井、客堂、厢房、灶披间、亭子间和晒台等组成的石库门住宅，数幢或数十幢为一排，构成分弄，又以数条分弄组成大弄。2006年7月，上海最老的石库门里弄之一"大中里"开始拆迁。

工人新村：1956年上海市政府从苏联引进的居住形式，解决了上海300万产业工人的住房困难。当时能住进"工人新村"的都是劳模和先进工作者。学者通常把工人新村看作上海在一个大时代的缩影，是一种政治意识形态的空间化，还认为它形成了上海人的一种性格：制度化，比较容易被管束。

老克拉：该说法约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初，通常指熟悉社会内幕或上层生活的人。"克拉"是英文class的洋泾浜语，早期多讲作"克拉斯"。class的本义是等级、阶级，中世纪的欧洲等级观念极强，有财产、地位的人或家族才能挤入class之列，而平民、贫民只能被排挤在class之外，因此，class的另一个意义就是古典的、经典的。

假领：以前叫做节约领。1970、1980年代，买衣服要布票，并且还不易得到。但当时有很多零碎的布头不用布票，就拿来做成节约领。可以套在不同的外衣上，节省了布料，还可以尽情变换花色，更显得体面。

"半两"粮票：1970年代，上海的油条半两粮票一根，为了方便人们买早点，上海特制了全国独一无二的"半两"粮票，以至于当时来沪的外地人，把这当成了上海人小气的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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