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任何角度来看，上海都是奇特和有足够分量的城市标本：它在国内是龙头，在国际上是窗口，背负着"看中国要看上海"的重责大任，一方面，它因"国际化大都市"的招牌而备受尊崇甚至艳羡，另一方面，则遭遇着众说纷纭的非议和指责——学术界和政治界在"政府强势，文化保守"上做足了文章。上海人处境也很尴尬，他们的全部自得和自恃在"阿拉上海人"中溢于言表，而身后堆积了满地以轻慢和讥讽为主调的议论。特别是"小市民"三个字，几乎仍是上海的附骨之咒。

怎样看待大上海的"小市民"，为什么大上海，偏偏会产生小市民？

参与本期"市民话题"谈论的四位学者：朱大可、张念、张闳、王晓渔，都来自上海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

朱大可生于斯长于斯，却从不认同上海人身份："我的性格骨子里面和上海无关。"从20年前首度提出"石库门文化"，到仍坚持石库门最可当作上海地标的今天，他对上海文化脾性的批评却毫不留情。其他三位，是外来"新上海移民"，在上海分别生活了一年到十多年不等。但他们都自认为和上海没有太多关系，理由是"根和养分都不在那里"，只是"寄生"在此。他们的分析冷静、细腻而尖锐，但何尝不是繁华上海值得侧耳一听的诤言。

空间逼仄：争夺的导火索

朱大可：我一直认为，上海的居住条件对市民性格的养成有决定性的影响。上海最传统的居民建筑就是石库门和里弄房子。楼梯极窄极陡，脚在上面放不直，要侧着走，有亭子间，顶楼有一个晒台。空间很狭小，光线很暗，里面住很多人，很拥挤，厨房是公用的，房间也分割得非常小。房间与房间隔得非常近，对窗能互相看见。有时候板壁是很薄的木板，上面还有窟窿，可以偷窥。解放以后，人口增长速度大概超过工人新村建筑速度十倍以上，工人新村也不够住，于是不得不分割一些原有的里弄房子，使它变得更逼仄，对空间的争夺因此变成他们日常的功课。争夺主要发生在一些暧昧的公共空间，比如厨房、晒台。它培育出"小市民"（使用全称判断会有很多不妥之处，但为了便于交谈，暂且这样使用，以下同）的第一个品性，就是争夺——空间争夺。这是小市民性格的核心。如果不认识这一点，就无法认识上海小市民。

争夺，一是家庭之间的争夺，一是家庭内部的争夺、争斗。到知青回城的时候，这种争斗达到了顶尖。大量知青回来，可是根本没有空间，兄弟姐妹之间斗得很凶。这是中国最黑暗的时候，上海小市民阶层最恐怖的岁月，对他们来讲，完全是一场噩梦，小市民成了牺牲品。我见过最惨的一个例子：我小学的同班同学，三代五口人，两个孩子，两个父母，一个奶奶，住在六平方米的房子里。就有一张大床，一个大橱，还有一张桌子，晚上在桌子底下睡两个，床上睡三个。

张闳：这一点也是上海"小市民"生活和其它城市的一个重大区别。私人空间的狭窄，在别的城市也有，但没有这么严重。上海的个人空间已经超出人所能忍受的底线了，这时人性就完全扭曲。在其它地方，比如武汉，也有对公共空间的争夺，但在表面上还不至于要全部侵吞掉别人空间的意图，没到那么激烈。直到1990年代初，上海家庭居住特困户的标准是人均居住面积小于四平方。这是一个多么可怕的指标！

《市民》：那为什么在其他城市，尤其是一些内陆城市的人，还会考虑向外流动，而上海人却一般不愿往外走？

王晓渔：这个城市提供了很多满足感和各种可能性。鲁迅的小说里有"豆腐西施"，这种现象在小镇很常见。漂亮女孩因为学历、出身、能力等原因不得不从事一些收入较低、劳动强度又比较大的职业，虽然容貌可以给她们带来一些好处，比如招揽一些顾客，可这还是容貌经济学的初级阶段，基本无法改变她们最后成为"圆规"的命运。可是在上海，只要容貌说得过去，甚至只要不是太难看，她们就有可能改变自己的命运。也就是说，上海的奇迹和传奇，不仅出现在电视剧里，而且出现在日常生活中。比如一个棚户区的女孩，有可能会被花园洋房里的女孩看不起，但她绝对不愿意离开上海，因为在这座城市她可能遇到现代版范蠡，在其他地方只能成为"豆腐西施"。

永远的身份焦虑

《市民》：外地人经常抱怨上海人太排外，具体说说上海人的"排外"是怎样的一种情况。

张闳：这是殖民地时代遗留下来的。像在其它城市，尤其在内地的中等城市，市民阶层是没有分化的，他们在文化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上，是"一体化"的。比如，官员、干部，可能在社会身份上跟普通工人、职员有差别，但在穿着、饮食、审美趣味、日常礼节、生活态度等方面，却并没有太大的差别。上海就不一样了，市民阶层分化程度相当高，不同阶层的说话习惯、生活方式、文化品味等，都不尽相同。对此，上海人心里很清楚。但外人可能看不明白，在他们那里，只有一个笼统的"上海人"概念。

王晓渔：这个城市给人带来的身份差异感太强了，等级划分的标准太多了。我们经常说上海人"排外"，其实"排外"是很多地方的共性，在这个方面很多内地城镇一点也不亚于上海。在我看来，上海人的特产是"排内"，比如在上海，"上海人"和"本地人"是两个概念。"上海人"的祖籍往往是外地，但他们移居这座城市有两代以上，大都住在市区；而"本地人"则是当地"土著"，通常住在郊区。不仅市区歧视郊区，市区之间不同区域也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这种等级甚至不亚于上海人对外地人的居高临下。记得大学时有个卢湾区的同学，声称不找卢湾区以外的女朋友，对地域身份的强调可见一斑。

政府不断提高上海户口的门槛，也使得上海小市民获得很大的满足：你不是博士、硕士么？还不如我们下岗工人呢！不仅"外地人"难以进入上海，有郊区户口的"本地人"也遇到越来越多的户口壁垒。我有两个同学，都是上海郊区人，在上海市区读了十年博士，毕业留校之后，反而被要求将户口从市区迁回郊区。这还是因为十年前大学生户口统一迁到学校所在地；现在上海郊区的学生考到市区的大学，户口根本不迁，毕业之后再想迁到市区，难度甚至超过外地人。上海的职业转换比较容易，但户口转换又很困难，这就造成了上海的一种内部循环，它的流动是在城市内部进行的。从表面上看，上海是一个开放的大都市，可是它在很多方面的保守程度远远超过它所看不上的内地。

《市民》：为什么上海人对身份和地位的划分看得这么重？

张闳：可能跟上海的历史记忆有关。即使是普通的上海市民，他们也曾见过各种各样的富人，同时也见过富人被剥夺。但是，被剥夺的富人依然还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保持着曾经有过的生活方式和文化品味，如所谓的"老克拉"。直到五六十年代的时候，那些破落了的"老克拉"，社会地位跟普通市民一样，住在破旧的弄堂里。但他们一走出门，还是有一种不同一般的气派。虽然普通市民可能会很乐意看见富人们的落魄，但实际上对那种"老克拉"式的人依然心存敬畏，在内心深处有模仿富贵人家的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