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国家将取自外围与半外围的剩余价值划分为两条支出路径：其一，以较高工资、完善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形式回流本国劳动者，直接缓冲劳资对立；其二，以研发投入、产业升级和知识产权布局形式再资本化，持续锁定高附加值环节。正是这种"价值回流—矛盾缓和—技术锁定"的循环，使核心国家得以在维持国内阶级妥协的同时，进一步巩固其在全球分工中的支配地位。
此外，众多外围与半外围国家虽拥有若干"旗舰企业"并掌握局部尖端技术，但其产品架构仍深度嵌入由核心国家主导的技术生态：关键IP、核心零部件、设计工具及行业标准均来自西方。
这些企业规模的扩张尽管在统计意义上抬升了所在国的GDP与出口额，实则通过专利许可费、技术提成、关键元件溢价等机制，持续将利润流量输回核心国家。结果，外围—半外围的"产业升级"非但未削弱，反而以租金形式强化了核心国家对全球技术红利的再分配权。
阿里巴巴招股书显示，截至最新披露，软银集团仍持有14.2%股份，为第一大股东；其董事会席位与重大事项表决权使日方在战略决策中拥有实质性影响。
腾讯控股层面，Prosus（Naspers旗下）持股24.01%，叠加挪威主权基金、贝莱德、先锋集团等欧美机构投资者的持仓，外资合计比例已接近68%。尽管腾讯通过 VIE架构实现境内运营控制，但利润分红及资本增值的大部分仍流向海外股东。
华为虽外资持股为零，且在全球通信设备市场占据约30%份额，但其基站芯片、射频前端、EDA工具及操作系统生态仍依赖 ARM架构、高通射频、Synopsys/Cadence设计平台等西方核心 IP。由此，华为每在海外销售一台5G基站，均需向上述技术持有方支付专利费与授权提成，使得核心国家得以在其"去外资股权"模式下依旧分享垄断租金。
因此现在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过得越来越好靠的并非是其资本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而是将剥削对象扩展至了全球，吸全球劳动人民的血来养活自己。
曾经历资本主义复辟的原社会主义国家，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位置普遍固化于中低端环节，一方面，以"半外围"或"外围"身份参与全球价值链，主要向核心国家输出低附加值的工业制成品与初级原料；另一方面，其高科技产业仍高度依赖西方技术、设备和专利授权，难以突破由核心国家主导的技术—资本壁垒，从而在实质上持续为后者的再积累提供廉价资源与利润通道。
四、半为国家或者外围国家能否晋升核心国家
这个需要看情况。
如日本韩国新加坡这样的小体量国家，他们往往会因为国际政治等因素，会被核心国家援助支持，像韩国和日本这些国家，如果没有美国的扶持的话，那么他们就不可能仅仅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晋升到核心国家的行列中，而其代价便是以主权让渡换取技术—资本通道，并由此形成对美长期、制度化的非对称依赖。具体而言：
美国通过《美日安保条约》《美韩共同防御条约》，在两国本土保有大规模常驻部队与前沿基地，掌握战时指挥权（直至2023年韩国才收回平时作战权，但战时仍需美韩联合司令部指挥）。这使日韩的军费开支、武器采购、军工研发路径均被纳入美国的印太战略框架，难以独立制定国防政策。
美国以"技术援助"名义向日韩输出半导体、航空、核能等关键领域的早期专利与设备，但附带严苛的出口管制与再转让限制。例如：
日本在1950—70年代获得的晶体管专利池，须以"防卫生产"名义向美共享改进成果；韩国三星、SK海力士在1990年代接受的美国风投与 IMF纾困资金，实际以股权质押和专利交叉授权为条件，使美方享有技术迭代方向的话语权。结果是两国虽跻身"高端制造"，却始终处于美国主导的技术生态与标准体系之内。
日韩央行在关键节点（如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雷曼冲击）均以换取美联储货币互换额度为前提，接受IMF—美国财政部的结构性改革方案，包括加快金融市场开放、提高外资持股上限。由此形成"美元流动性—华尔街资本—本土财阀"三位一体的金融结构，核心国家可随时通过利率、汇率与资本流动调节日韩的经济周期。
美国将日韩纳入"芯片四方联盟"（Chip4）、"印太经济框架"（IPEF）等排他性机制，要求其在出口管制、供应链"去中国化"议题上与华盛顿保持同步。日韩政府若尝试在中美之间寻求更大战略回旋空间，即面临"技术断供""情报降级"等直接威慑。
还有一种就是像俄罗斯和中国这样的大体量国家，这两个国家也是世界上的主要半外围国家之一，半外围国家由于过度的劳动剥削之后使生育率下降，劳动者的反抗意识增强，导致其劳动力成本升高，相比于外围国家不具备劳动力成本优势。但是相比于核心国家在高科技产业方面也并非具有国际垄断的优势。
因此半外围国家的矛盾相对于核心国家与外围国家而言是最为严重的，所以半外围国家也是目前世界上最有可能爆发新一轮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地区，而外围国家始终都有红色武装力量的存在。（比如印度和菲律宾等等的国家都存在"红军"，他们在国际上被定义成反政府武装）
因此半外围国家的政权想要继续存在，并且在未来继续发展，有两种路径可以走。
一种路径表现为对本国既有生产力的主动毁弃：通过关闭、拆解工厂，人为制造大规模失业，以重新压低劳动力价格。然而，该策略的风险系数极高——它不仅直接削弱国家工业基础，也极易触发广泛的工人反抗与社会动荡。
另一条路径在于与本国劳动人民共担代价：以贸易保护为制度屏障，限制乃至阻断外国资本的市场准入；通过关税、配额、国产化比例要求及研发补贴等手段，为民族企业营造可预期的成长空间。在财政、金融条件许可的范围内，政府可进一步扩张对私营部门的干预深度——以股权参与、信贷定向、价格管制乃至国有化等方式，将关键产业链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从而在相对封闭的经济体系中重建积累循环。（国家资本主义）
俄乌冲突爆发后，西方资本对俄罗斯实施了前所未有的"金融—产业"双重脱钩：一方面，大规模撤出直接投资、技术许可与供应链节点；另一方面，冻结俄央行及商业银行的海外资产。
这一外部冲击在客观上切断了核心国家对俄的资本与标准渗透，为本土民族资本腾出了市场空间。国有与私营企业在能源、军工、农业及替代进口领域迅速扩张，国家对关键产业链的控股比例与调控能力同步提升，形成了具有国家资本主义特征的"准核心"结构。当前，俄罗斯社会呈现高就业、低外债、财政盈余与通胀可控的组合，政治与社会秩序总体稳定。
所以现在的俄罗斯其实算一个准核心国家。
而中国的情况则更为复杂，即使中国获得了核心技术对全球进行剥削，但由于其庞大的人口数量即使真的成为了核心国家也无法使全体中国人民都过上像美国人那样的高水平生活。
并且中国若想成为核心国家，那需要在短时间之内出现几百个像华为那样的垄断型企业（美国就有非常多的堪比华为甚至超过华为的企业），这很显然是做不到的。
五、结语
本文不仅剖析了原社会主义国家何以发生资本主义复辟的制度根源，也揭示了中国在持续扩张的经济总量背后，为何社会矛盾反而趋于尖锐、国民生活压力不断加大的内在逻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