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维护国家机器的运行，夺得政权的新统治阶级只能把旧社会留下的知识分子，或者从国外请回来的留学生，还有新的知识分子，安排到需要"高能力"的岗位上，也拿着相对于底层人民而言更高的工资。

若以中国50年代为例，1956年7月6日，国务院(56)国议习字第54号下达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工资标准表》中规定，行政一级至三级(国家主席、副主席、委员长、副委员长、总理、副总理)工资为644元、581元、517元；部长、副部长、委员会主任、副主任为行政四级至八级，工资为460元、414元、368元、322元、287.5元。（数据来自于中国新闻网）

而在当时，一个成年人的一个月的最低生活费有为8元。

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有两种：一是新国家成立后百废待新，国家需要大量的人才；二是大众的教育普及率不高，普通老百姓无法从事这些工作。

于是，几乎所有新兴社会主义国家的实际权力都集中在知识分子手中，而非真正意义上的无产阶级。少数技术精英长期占据关键岗位，这些岗位包括政治、科研、经济等等，使他们逐渐固化为官僚特权阶层。

尽管如此，这些国家毕竟未走资本主义道路，其政治合法性仍建立在"为人民服务"这一叙事之上。因此，即便难以让人民真正成为国家主人，统治集团也需在政策上作出妥协，以维系这一合法性；而资本主义国家则公开以资本利益为最高准则，其为资本家而服务。两者在此仍有根本区别。

我们将这种社会主义制度称之为"历史社会主义"，当然这种说法也有部分人并不认可，因为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人类社会的最终形态是共产主义，而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最初形态，而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也仍然是存在阶级，所以也有人认为历史社会主义其实也是属于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之一。

二、修正主义的诞生与资本主义的复辟

十余年后，开国领袖溘然长逝，官僚特权阶层随之完成由流动到固化的关键一跃：职位代际相传，资源内部循环，权力自此板结成一块敲不碎的铁板。

当阶层彻底板结，官僚特权集团便高举出"修正主义"的新旗帜，他们宣称资本主义可以和平长入社会主义；以此为据，悄悄收起了"世界革命"的横幅，随即整队驶入全球资本主义赛道，与西方列强同场竞逐。

苏联参加雅尔塔会议不仅仅只是制定了二战后的格局，同时也标志着苏联已经放弃了世界革命。还有就是中国在2001年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这也标志着中国加入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加入了国际分工。

再往后，这些早已肥硕的特权阶层愈发胃口大开。他们把"自由贸易"奉为新的圣经，把国家的能源、交通、通信、金融、医疗、教育等行业，乃至水、电、粮、房这些关乎百姓一日三餐、生老病死的命脉，统统挂起"欢迎投资"的招牌。壁垒尽撤，外资如潮涌入。

变成跨国资本的游乐场，而特权者自己既收门票，又享分红，稳稳地把"国家利益"切割成私囊里叮当作响的硬币。

在城市，他们把原本国营工厂、医院和学校挂牌出售，一夜之间变成私人股权、私人医院、私立学校；在农村，他们把集体农庄拆散，把大型拖拉机、收割机按户切割，最后机器只剩下一堆螺丝和废铁被当废钢卖掉，每家分到的地所获得的收入可能还无法满足一家子人的基本需求。

随后，他们公开否定此前的社会主义建设成果，却向大众反复承诺：只要继续这样"改革"，人人都会富起来，而结果是整个社会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大多数的财富集中在少部分人的手里。

随着私有化一步步推进，这个原本以公有制为根基的社会主义国家，最终让生产资料落回私人手里，公有制名存实亡，国家也由此完成了从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的复辟。

马克思曾说过："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

三、本该灭亡的资本主义为何会越来好

世界上人这么多，大家的观点也不一样，这里面也一定有人认为：既然马克思说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共产主义必然胜利，那为什么到现在了资本主义反而发展得越来越好。

世界是在不断发展的，在当年的历史条件下作出的结论未必能适应现在的情况，但是历史没有终结，历史的大方向是必然的，即使中间有些许偶然和挫折。

马克思最初将社会主义革命的发生地定位于欧洲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其判断的根据是因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劳动功能进行高强度的剥削，这会促使无产阶级的规模扩大。

在19世纪中叶的英国、法国、普鲁士等地，产业革命已使社会生产力空前提高，但剩余价值率亦同步攀升。工厂普遍实行12—14小时工作制，计件工资被持续压低，导致工人实际收入仅足以维持劳动力再生产的最低限度，甚至低于生理生存线。

官方调查报告显示，曼彻斯特、里昂等工业城市工人聚居区的平均居住密度达到每间地下室6—8人，婴儿死亡率比资产阶级区域高出2—3倍；同时，纺织、采矿部门大规模雇佣10岁以下童工，其劳动时间占比与成年男工差距不足20%，直接破坏了下一代劳动力的生理与技能基础。

1847年经济危机期间，英国棉纺业库存积压达全年产量的37%，但企业主以"维持价格"为由销毁布匹，而非用于改善工人生活。马克思据此指出，资本对剩余价值的无限追求，使其宁愿破坏使用价值，也不愿突破商品—货币—资本的循环逻辑，从而加剧了资本与劳动的制度性对立。

综合上述，当劳动与资本的对抗在生产力最发达、剥削最彻底的地域达到不可调和的程度时，社会主义革命将首先在此爆发。

三、为何当代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越来越好了

19世纪中叶的交通、通信与军事技术尚未突破主权疆界，资本难以在世界范围内大规模重组生产，因而高生产率带来的剩余价值只能通过对本国劳动人口的极限压榨来实现。

进入20世纪下半叶以后，运输革命、信息革命与全球金融基础设施的同步演进，使资本得以将劳动过程拆分为可跨国配置的价值链环节。以美国为代表的核心国家凭借对尖端技术（半导体、软件、航空、生物制药等）的垄断，将高创新、高利润环节留在本土，而把标准化、劳动密集型环节外包或外迁至半外围、外围国家。价值链条的空间重组不仅显著压低核心国家的直接剥削强度，还通过技术租金、专利费、品牌溢价及全球定价权，持续将外围与半外围国家创造的大量剩余价值转移至核心国家，从而形成一种以技术—金融优势为基础的"全球剥削"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