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期间，成舍我创办《民生报》，“小报大办”，仅一年发行量就突破3万份。到1934年被封，前后7年。1935年9月20日，他又在上海创办新型小报《立报》，以“立己”“立人”“立国”为宗旨，提出"以日销百万为目的”、“报纸大众化”等口号。“发刊要旨”表明“以最新姿态，使报纸功能，普及全国大众”。他在《我们的宣言》中说：

“我们认为不仅立己立人不能分开，即立国也实已包括在立己的范围以内。我们要想树立一个良好的国家，我们就必先使每一个国民，都知道本身对于国家的关系。”“我们要使报馆变成一个不具形式的大众乐园，和大众学校。我们始终认定，大众利益，应超过于任何个人利益之上。”

同时提出四个原则：

一、凭良心说话。

二、用真凭实据报告新闻。

三、除国家币制，及社会经济，有根本变动外，我们当永远保持‘一元钱看三个月’廉价报纸的最低价格，决不另加丝毫以增重读者的负担。

四、除环境及不得已原因外，我们认定，报纸对于读众，乃一种无形的食粮，和无形的交通工具，应当终年为读众服务，无论任何节日，概不许有一天的休刊。”

积十多年的办报经验，尤其是《民生报》的尝试，成舍我决心将《立报》“小报大办”，办成一张有巨大发行量的大众化报纸。“只要少吸一支烟，你准看得起；略识几百字，你准看得懂”，“五分钟可知天下事，一元钱可看三个月”等宣传很能吸引普通读者。由于他敢于和上海恶势力对抗，很快声誉鹊起，一纸风行，发行量超过10万份。1936年11月23日凌晨，沈钧儒等“七君子”在上海被捕，当天《立报》就在头版右下方加黑框发表了《今晨七人被捕》的消息。在此后“七君子”关押的240多天中，《立报》从方方面面进行追踪报道。1937年6月8日，还全文发表《沈钧儒等答辩状》长文，从二版转三版再转五版，还在二版配发评论《怎样沟通政治和法律》。小小的《立报》汇集了张友鸾、张恨水、萨空了、谢六逸、恽逸群、严谔声等政治倾向各异的报界才俊，副刊、评论、特写、通讯都虎虎有生气，真正做到了“消息灵通，时代先驱”。到1937年11月上海沦陷宣告停刊时，发行量最高达20万份，居全国报纸之冠。《立报》虽然只存在了两年零两个月，但它创造了成舍我报业生涯中新一轮的辉煌，直到晚年，台湾解除报禁后，他再次办报还以《立报》为名。

1945年5月1日，他以“中国新闻公司”名义集资在重庆创办《世界日报》，他后来回忆“我这一生办报，最辛苦，最累人的时候，就是《世界日报》在重庆复刊的时候”。不过为时很短，4个月后，他回北平前夕把报纸交给了曾共患难的陈云阁。

北平“世界”报系复刊（《世界画报》没有复刊），他提倡改进国民心理，转变社会风气，“发动全国舆论，正视事实，自由思想，自由判断”，力图在激烈的党派纷争之外走出“第三条道路”。他和他的“世界”最后三年基本上走的是这条路。

《世界日报》复刊后，除社评外还有专论、特论、时论，主要由各学科学者撰写，三年中发表了近千篇，参与撰写的有上百人，共同点就是学者论政，产生了一定影响。为实践“读者有其报”和“人民的报纸”的诺言，还另外开辟带有读者论坛性质的“人民公论”，订有严格规约，必须文责自负，写稿的多为学者名流，如1945年12月曾发表朝阳大学教授陈瑾昆的《少“自作孽”》，借古论今，抨击当政。

《明珠》副刊明确提出“四个反对”，反对茶余饭后的消遣，反对不顾及大众的个人牢骚，反对软性化色情化的东西，反对无聊的考证。1945年12月31日，它曾以整版篇幅刊登《访问鲁迅夫人》一文。1946年10月19日，又以整版篇幅纪念鲁迅逝世十周年，有《匕首般的文章》、《祭纪鲁迅逝世十周年别忘掉其遗族的苦难》等文。虽然它也整版刊登过为蒋介石祝寿的文章。

1949年2月，内战即将落幕，胜负已分，作为“无党无派的超然报纸”，成舍我的“世界”已无路可走，停刊是它的必然命运。然而，成舍我这个名字和三个“世界”、《民生报》、《立报》一起成为报业史不能回避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