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12月31日，《世界日报》一段“某要人谈时局”的报道得罪了已接管华北、炙手可热的阎锡山，遭停刊12天的处罚。1930年1月13日复刊时，发表张恨水执笔的《本报复刊的意义》，语虽委婉，实多愤慨。

1933年5月10日，《世界日报》公开报道国民党特务组织蓝衣社的内幕，引起蓝衣社头子刘健群恼怒，命令宪兵逮捕成舍我，经人说情，才免遭毒手。

1935年《立报》创刊，因全程跟踪报道帮会头子顾竹轩杀人案，受到黑社会威胁，他说：“在上海滩办报，要站住脚，必须战胜这帮流氓，决不能退让。”

据先后做过三报（《世界日报》、《民生报》、《立报》）总编辑的张友鸾和老报人左笑鸿等回忆，成舍我常对编辑记者说：“只要保证真实，对社会没有危害，什么新闻都可以刊登。如果出了什么事，你们不负责任，打官司、坐牢，归我去。”这些话代表了成舍我一生对新闻自由的追求。《我们这一时代的报人》一文回首当年，感慨无比，“当时张宗昌杀人不眨眼，那威风，真可使人股?。然而没有几年，我却在中山公园，时时看见他闷坐来今雨轩，搔首无聊。他屡想和我攀谈，我只是报以微笑。”“日寇投降，我到南京，最近一个月以前，当我在南京挂出了‘民生报’招牌的那一天，我从中山陵回来，经过所谓梅花山‘汪墓’，只见许多人在他墓前排队撒尿。”他“仅是万千报人中的一个”，亲历了那一时代的“不幸”和“幸”。

（三）

对于报纸，成舍我有许多自己的见解。1920年4月，他即在《时事新报》发表文章说：“舆论家是要往前进的，不可随后走的。他是要秉公理的，不可存党见的。他是要顾道德的，不可以攻阴私的。他是要据事实的，不可以臆想的。他是要主知识的，不可以尚意气的。”1921年，他在《新人》杂志发表《文化运动的意义与今后大规模的文化运动》一文，认为“文化运动最大的武器，就是报馆。”他后来以办报为业在他思想深处可以找到源头。

1925年《世界日报》初创，他在发刊词中提出——不党不偏，不受津贴（实际上接受了北洋政府六机关的津贴），言论公正，不畏强暴，替老百姓说话，作民众喉舌。同时提出“以国民意见为意见”，“以超党派立场争取全民福利”等。对政党，他一贯持超脱和无所偏倚的态度。他和共产党创始人陈独秀、李大钊都有很深的交情，但没有参加过共产党。他和李石曾等许多国民党大佬有私交，但对国民党始终保持超脱的态度，经常对国民党的内外政策提出尖锐的批评。抗战爆发，他发表文章呼吁“国民党应结束党治，还政于民”，“公开政权，建立国民联合政府”，“对中共采取较宽容政策”等。抗战期间，他成为国民参政员，一度还是陈诚的驻港代表，但他始终没有加入过国民党。香港沦陷后，国民党《中央日报》和军方的《扫荡报》都想拉他去接办，在这个问题上他考虑得很审慎，也确实有保留，不愿轻易“下水”，最后拒绝拉拢和诱惑，始终未进官报乃是事实。“超党派”是他始终如一的办报立场，三个“世界”如此，《民生报》如此，1935年他在创办《立报》时“绝不招本分官股，绝不请一文津贴”，并表示：“说大家要说的话，决无任何背景，及为金钱势力所左右”。1945年他在重庆办的《世界日报》也是无党无派的私营报纸，这条底线他是守住了。

《世界日报》、《世界晚报》在北平复刊，他发表《我们这一时代的报人》长文，自我定位是“站在国民立场，无党无派的超然报纸”，认为只有“真正超然”、“代表最大多数人民说话的报纸，能充分发挥舆论权威”，“我们认为‘超然’的可贵，就因他能正视事实，自由思想，自由判断，而无任何党派私怨，加以障害。”在最后的几年中，《世界日报》坚守了这样的立场。

从1925年到1935年，张友渔在《世界日报》前后工作了十年，成舍我明知他是共产党员，还让他写社论，任凭他把一些倾向“左”的社论发表出去。还让他担任“社会科学副刊”主编，发表了一些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甚至1932年张的身份暴露后，还派张到日本，作为《世界日报》驻东京特派记者。1933年风头过了，又让张回北京，任总主笔。这样的例子不是孤立的，萨空了在桂林被国民党特务拘捕，他曾积极营救。

1930年，他曾出国考察欧美各国新闻事业，历时近一年，对西方的新闻自由无比向往，“符离街（英报馆集中地）支配唐宁街（英首相府所在地），在词典上无‘言论自由’之吾辈中国记者观之，自不能不悠然神往耳。”回国之后他在北京报界公会举行的欢迎会上报告世界新闻概况，认为欧美新闻事业发达的原因之一是“言论有保障”，主张报纸的言论完全听民意的支配。此行对他经营新闻事业影响很大，更坚定了他组织报业托拉斯，做真正有权威的“无冕之王”思想。他的口号是“资本家出钱，专门家办报，老百姓讲话。”做报业托拉斯巨子是他多年的梦想，抗战时期，他在重庆组织“中国新闻公司”，以“提倡民主建设，独立经营新闻事业”相标榜，雄心勃勃，要在全国东、南、西、北、中办十家大报，都以“世界日报”命名，还要开办专用通讯社、新闻研究中心和定期新闻研究刊物、新闻画报等，虽然最后都没有成功，但他对新闻事业的深情和执着从来都没有改变。

（四）

成舍我一生的新闻事业，最重要的是北京的《世界日报》，包括以“世界”命名的日、晚、画三报，前后历时17年。

从1924年到1927年是“三个世界”的初创时期，筚路蓝缕，备历艰辛，因批评军阀政府，成舍我几遭杀身之祸。张恨水的连载小说《荆棘山河》、《金粉世家》等为“世界”报系的成功立下了汗马功劳。

1928年到1931年是它的发展时期，把教育新闻作为生命线，受到知识界的欢迎，迅速成为北平发行量最大的报纸。1928年，国民党定鼎南京之后将北京九所高校合并为中华大学，师生一致反对，成舍我身为北平大学区秘书长，他主持的《世界日报》不仅如实予以报道，而且发表了不少教授、学者的反对言论，这样的《世界日报》当然声誉鹊起。

1931年到1937年是其鼎盛时期，主张抗日，反对不抵抗政策，抨击国民党政府乃至“国联”，倡议政治安内、武力对外，反对内战。1935年1月起，《世界日报》开辟了“学人访问记”专栏，两年半中，记者贺逸文先后访问了56位有成就的各方面学者，发表了70万字，对学界影响很大。“一二·九”运动的第二天，《世界日报》即在要闻版刊登“平市治安无虞，禁止集会游行举动，昨日军警特别戒备”的新闻。教育版则出现大片空白，一连几天都是如此。《世界画报》刊出学生与军警搏斗的照片，并以隐蔽曲折的文字披露学生游行情况。1937年8月9日，“三个世界”被迫停刊，所有财产被没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