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许在采访蔡澜的时候，有一阵老是想把他往宏大的地方引，跟他说忧国忧民，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说他父亲的"读圣贤书所为何事"，而蔡澜的回答也很直接，"不要把包袱弄得太重，没有必要。我要是一个人可以改变的话，我就去洒热血，断头颅。我可以去。我认为有时候我没有这个力量，改变不了。所以我就开始逃避喽，吃吃喝喝也是一种逃避嘛。三十几岁，我已经回来在香港，我已经明白，这个大局我改变不了。"大局无法改变，就去参加饭局，这点挺好，总比那些继续贩卖虚假希望，兜售廉价改变的人要真诚，而且是有益的，人终归是要回到生活本身。蔡澜至少不像我熟知的很多公共知识分子，既无见识，又无胆识，徒有虚名，遗祸无穷。他们在安全的时候，通过不痛不痒的文艺公共表达，有了公共声望和社会地位，而且还享受了它们带来的好处，一旦遇到危险遇到有风险的公共事件，需要他进行公共表达时，就恬不知耻的说自己有沉默的权利，有不被公共道义绑架的权利，这当然是不要脸的，既然享受了相应的权利，就该承担相应的义务，哪怕你坦诚的说一句我不敢说，也都算你还是个人。

至于蔡澜是不是香港四大才子，这一点都不重要，蔡澜也不觉得重要，他自己都说了，除了金庸是大师，其他三个都小流氓。讨论这事，有点像当年香港推出了四大天王，众人纷纷议论谁配得上谁配不上，当作娱乐事件讨论，这是谈资，这很生活，而一本正经论述，就太呆板，很不生活了。蔡澜正当年时期的香港和香港文化，是一个充满活力、多元混杂且极具影响力的黄金时代，那时的香港正处于经济腾飞、社会快速变迁以及回归中国前的过渡期，多种因素交织，催生出独特而璀璨的文化景观，它的流行文化，电影，乐队，明星，歌曲，媒体……，对整个华语世界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那时的香港是高度繁荣的流行文化中心，也是充满市井烟火气和都市活力的平民文化中心，蔡澜穿梭其中，我们远在内地，困在眼前的生活里，偶尔也能听到看到一些香港的作品，或者途径香港的作品，并深受影响。所以那一时期的香港文化遗产至今仍被我们广泛怀念，之所以怀念，是因为现在没有了，现在满地垃圾，满桌垃圾，满屏垃圾，满台垃圾，大家带着伪善的笑容，演讲稿里装满了远方、梦想、不甘平庸……，轮番上台又轮番跌下来。因着那时的香港，我们可以说，我们是见过文明的，见过自由，见过文化的，见过美好的，知道什么是美和丑，我们是吃过细糠的，不像现在的孩子吃的都是垃圾，不过我并不担忧，他们总会与美好相遇，以一种奇特的方式，正如我们当年。

香港的一切美好，与金钱有关，但又不仅仅是因为金钱，蔡澜谈香港的美食时说过一段话，大意是香港的寿司店比日本的还要好，因为日本人一周进两次货，香港人可以进六次货，香港人特别肯花钱。有人说，我们上海有钱，我们追得上。蔡澜说，你们不能，因为你们没有自由，没有自由进口，一切美好，与自由有关。

蔡澜是懂生活的，他跟我说，生活就是你生我活，不是你死我活，那是以色列和伊朗。我们这的很多人，也不懂生活，同行间，卷的你死我活，对待客户，也是骗的你死我活，每个人看上去都很努力的活着，其实是在使劲作死。蔡澜是什么样的人，一点也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认同什么，坚持什么，1994年，黄霑演唱了一首武侠主题曲，马景涛、叶童主演的《倚天屠龙记》，歌曲叫《随遇而安》，常听可以心胸豁达，不蝇营狗苟，建议雷总多听。里面有两句词印象深刻，"万般恩恩怨怨都看淡，不够潇洒就不够勇敢"，不过我最喜欢的是这句，"滚滚呀红尘翻呀翻两番，天南地北随遇而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