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2月26日的夜里，因Bush晚宴，我们已领教过更大的场面，对太原的表演并不害怕。不过，看来大儿子的消息不是谣言；小儿子的判断也属正确。我们不能让亲人受连累，更不能让老人受惊，因此决定回北京。
几天的奔波，加上水土不服，我躺了一天。第五天一早我们道别了亲人，准备去火车站。刚开门，楼下一个中年妇女堵住门口正要进来。可能是楼下几辆车苦守一天一夜，未见任何动静，所以又派人来查看。送我们的孩子奚落地说：“不用你来监视了，人家走了！”。去火车站的路上，我们也是在两辆车的伴送之下：一辆是白色面包车，，一辆是白色小汽车。一到车站，那车上的人直接进了站长室。我们上了火车，那车上也有人上了火车。火车到丰台，已经是北京郊区了，突然有三个彪形大汉来到我们的卧铺边座上，坐着不动。一直看着我们在北京下车，他们混在下车的人流中，消失了。我想，大约是把我们交给北京的监视者了。
离家整整五天，香港和国内各地寄来一小叠汇条，都是请我转交天安门学生的，其中还有边防战士的。多么可敬、可爱的年轻人啊！信走得太慢，形势险恶，我已无法完成这些比钱本身重得多的嘱讬，我也不愿取出这些钱。按照中国邮政惯例，无人取的钱，应退还寄钱者；我不放心，一一给他们写了信，告诉他们，若需原汇条，我立即寄去。
除了汇条，还有更多的信。我一一给了简单的回信。当时我没料到，这是我在此后一段时期中，能直接发出的，给中国大陆上不相识的青年朋友的最后一批信了。我也不能预测，这些信会不会给他们带来灾祸。
回家的第三天，六月一日，清晨刚起身，我们的记者朋友ABC广播公司的柯达德先生，登门告急，不久，V.O.A.的潘海蒂小姐，也打来电话。他们说的都是，昨天在北京几个郊区县，如大兴、顺义等，由政府组织的农民游行中，焚烧了方励之的模拟像。他们担心方已被捕，也想了解方本人的感受。
励之泰然地说：“我们前天晚才到家，我完全不知道发生的事，我们的一切活动，都在政府的眼目之下，他们是清楚的。烧模拟像，在国际上或中国历史上，我记得，只有国家级或领袖级的人享用过。我今天竟有此殊荣？他们要这样作，我不介意。”励之照样去天文台上班、答研究生问。
在天文台，有人相告，送励之的那位厂长离开太原后，被公安车紧紧追踪，直到中途停车休息，公安车才发现有误而放弃。这使我想到，为什么他们要反复核对，真也笨得可以！
六月二日，在美国的大儿子来电话，我简述了一切，我认为当局有意逼我们，作出错误的决定，他们好利用。我们离开北京一共五天，关于我们的谣言已经满天飞，诸如，已经出国，已经到了香港，逃命去了，……。最后我说：“我们等他们来抓，要出国，也等将来光明正大地走！”孩子在电话里大叫：“妈妈！你们千万千万不要作这样的‘英雄’！为什么要以这样‘英勇就义’的语气说话？妈妈呀！你快答应我，不要作无谓的牺牲！”我安慰他，问题没有那么严重，中国不至于如此黑暗。
也许，国外得到的消息更多、更正确，国外打来的不只一个电话，有外国朋友，有出访的中国朋友，都担心我们生命的安危。也不断有记者来，有的是看看我们是否还在，有的一定要摄下照片。气氛急迫而紧张。
上午，励之照常去天文台；下午，我如约接通Perry Link教授家的电话；他和夫人Jean带着两个可爱的孩子来我家玩。朋友相聚，也提不起精神，更无玩兴，谈话离不开天安门。只有他那淘气的小儿子Nathen，看上了大客厅墙壁上挂着的一柄宝剑，那是1988年的最后一天，一位病重的老人，专门讬人登门送来的礼物，这是他家祖传的纪念品，愿送励之保存。
这两天，北京人是数着钟点过日子的。一辆吉普压死市民的事，在人们心上投下浓重的阴影。六月三日晚间的新闻联播，已经杀气腾腾，人们不能入睡。在这西郊的科学院宿舍区，住得较近的邻居，悄悄地交换看到、听来的消息。人们的心，密切关注着天安门，但愿快快天亮。
半夜，电话铃可怕地响起来，一个稚嫩的、似乎存在我记忆里的、南方口音男孩子的声音急促地说：“李老师，不要问我是谁，我是北大的学生，同学们叫我一定要打通这个电话。我好不容易、冒着火光和枪声来打这个电话，就是要告诉你，我们亲眼见到，军队和武警已经杀人了！他们杀人了！这是真的！在我边上一位清华的学生，被打碎肩胛骨；另一同学颈部中弹，被打穿大动脉，血流如注，马上就要不行了。”我被这消息弄懵了，一再问：“是真的吗？我能为你们做什么？”对方的孩子似乎着急起来，更快的说：“是真的！我亲眼看见的！你那里能听见枪声吗？现在仍然在放枪。我们什么事也不要你做。只希望，你和方老师平安。杀人之后，他们不会放过你们的。……”孩子哽咽着：“老师，多保重，再见了！……”放下电话，他又忙着救人去了。
这时，我才听见，在北京深深的夏夜，远远地传来一种沉闷声，伴着断续的、似爆竹的声响。我觉得，要做点什么，一阵揪心的胸痛使我混身冰凉。楼道里，虽然家家都不开灯，但家家都没有睡。
接着，第二通电话又响了，是一个更成熟的声音，简单的通报，在他所在的地方，可靠的统计：有20人被打死，有两百人受伤。第三通，是一个东北的、似曾相识的口音，向我通报：在他附近的统计：50人被打死，几百人受伤。……。快天亮了，又有人报：死一百，伤一千……。每一个电话的最后，都是忧虑而深情地说：“不要问我是谁，希望你和方老师珍重，平安。”
我觉得，天也变了，地也变了，这是不是一场梦？一场恶梦？一场懊死的、罪恶的梦？！电话发出的每一个音符，都是来自那罪恶的屠杀场。也许，这是某个年轻人最后一次和人世间通话。他们报出的每一个数字是一条活生生的生命啊！是一个年轻人的心啊！。
盼来六月四日的黎明，楼道里出奇地安静。既没有平时孩子们每逢星期日在电梯里的喧闹，也没有大人相约买菜，和为假日烹饪的忙碌。彻夜不眠的人们，在楼道相遇，不打招呼，只睁着干涩的双眼望着前方。
中国大陆的人很熟悉这样的表情，那是当大难袭来，人们掌握不了自己命运时，常有的表情。为了包裹起自己的感情，不让它流露到不能自禁；也为了防止有一类人，用任何一句话编造是非。
一个我很熟的北大学生，打来电话。他是听了六月三日晚杀气腾腾的广播后，想去找同学回校的。走到六部口附近，无法前进，亲眼目睹杀人的惨剧。他边说、边哭，声泪俱下：“你知道吗，阿姨！我到了那里，我亲眼见到，坦克和装甲车开过来，横冲直闯，他们从车上无节制地向人群开枪。路边的人，站得好好的，也没叫口号，也没唱歌，军车上的人就向人群扫射。我亲眼看见，同学们就这样倒下去，脑浆迸裂……。我们回到学校，不少同学身上，还留着死去同学的血和脑浆。太惨了，我真不明白，为什么无原无故地向人群开枪？”孩子说不下去，而且颠三倒四。显然，他拂不去这血淋淋的惨像，他的心还在那可怕的屠杀场上。抽泣一阵之后，他说：“北大的老师彻夜等在校门口，现在他们去学生宿舍查看，不知道我们会失去多少同学？……”
快到中午时分，北大一位教师打来电话：“李淑娴，我告诉你，据红十字会确切通报，昨夜、今晨，学生和市民共死亡两千六百人，伤六万人。这是官方承认的红十字会报的，不是谣言。今晨，全体在校的教员，列队迎接能回来的学生，学生们回来都是歪歪斜斜，人数不多，太惨了！我们和学生，抱头大哭。听说，清华大学这次牺牲最惨重。北大究竟牺牲多少，还没统计出来。我只想提醒你，那些人已完全失去理性了，什么事都可能作出来。希望你们要多保重。”这声音已经收拾起巨大的悲伤，充满了憎恨和愤怒。我明白，这时候给我打电话，又是经常上了我家公安局录音带的声音，对他们是危险的。这样冒险通报，就是告诉我实情，你们要多保重，这字字千金啊！
谁都无心吃饭，上午，励之仍然去天文台上班。中午，励之刚回家，Perry Link来了，他红着眼圈，戴着黑纱，两天不见，他好像瘦了、也苍老了。大概每人都是这样。他刚在中国人民大学门口，听学生诉说。他欲哭已无泪，伤心地站在那里，也站不住，直倒换着双脚。停了一会儿，他哑着嗓子说：“你们都知道了！真没想到……我见到很多现场实拍的照片，看见了学生们……，太惨了……”他盯住我看了一下，大约我憔悴得十分难看。我指着他臂上的黑纱，他黯然说：“是学生们给我戴上的，我就是要戴，我要有一点表示。”我小声、愤怒地说：“谁也想不到，想不到他们竟这样凶残，这样愚蠢！是愚蠢！……”这时，励之的学生送文章来了，又来了什么人。
为了不打搅励之和研究生交谈，我请Perry Link进了里屋。他从伤感中醒过来，关切地说：“你们若有任何困难，需要我帮助，我一定尽力，你们不用客气。”我说，在这时候，和我们太密切，可能会面临麻烦。他却提高了声音，真诚而难过地说：“现在我什么也作不了，也坐不下来作事，中国人处在这样的苦难中，我起不了作用。假如能为中国人作一点事，我心里会好过一点。”我也告诉他，各方对我们善意的警告，我们的确是处在危险中。
但偌大的中国，何处安全呢？我们已出走了一次，正如小儿子所说，当局若想要抓，中国大陆的土地上，对我们都不安全。我不愿意再给亲友制造麻烦，我们太了解中国共产党了。上次的出走，是基于我不太相信当局真要抓我们，太原之行打破了这种侥幸心理，更何况他们已经杀人了。也许，外国人的家里安全一些；也许，外国大使馆更安全些。但这样一步是很难跨的，我还希望，这种混乱局面只是一时的；也许，到一个隐蔽的地方住一、两天，看一看，再回家来。
Perry Link作为一个很了解中国人的美国人，仍然很难理解中国人深层的心理，他茫然地说：“外国人的家，现在也不安全，自从Bush晚宴之后，我们家受到密切注意....”他不愿说自己的难处，接着，他不解地说：“大使馆，我没有问过，不过，美国大使馆接受避难，这在历史上是有先例的。我不知道，你们方面有什么障碍难于跨过？一切你们自己决定，我愿尽我可能的力量。”
我坦白地告诉他，最主要的，是怕由于我们的行为，影响中国的学生和学生运动，让中共当局有了借口，对学生不利；其次，励之是个十足理性的理想主义者，他视名誉比生命更重要。到现在，他还认为当局没有道理来逮捕他，因为，他完全没卷入天安门的事，不必躲避。再有，励之过于相信他自己的声望；他觉得，当局若无理地动了他的话，他们自己将来很难下台阶，哪里有这么笨的政府？
Perry Link一肚子的狐疑，不知道哪一种估计更正确，念叨着：“我不明白，老方的事怎么影响学生？我也不明白，为什么要冒着坐中国共产党监狱的危险？在监狱里，什么也做不了，怎么对学生有好处？怎么对中国将来有好处？谣言尽管他们造，实际怎样最有作为，最能发挥自己作用，才是重要的。当然，什么都由你们自己决定。”这充分表达一个正直的美国人的心；也显示出两种文化背景衡量事物的不同角度。中国的知识份子，“西化”如励之那样，在心底里，仍然有些许“中国士大夫”的气质。
经过“八九民运”，更多人在自己的经历中，接受了新的价值观；人民把能有一批人逃出生天的消息，当作喜讯，到处传播，不介意官方宣传中所称的“叛逃”。Perry Link临走一再说：“我再想想，有没有安全的地方，我随时准备帮助你们。让我们保持联系。”
下午，一位年轻的美国记者，急急地打来电话，直愣愣地说：“要不要我帮你们离开家？换个地方？”我们谢了他的关心，表示我们哪里也不去。
下午四点多，Perry Link和一位他的记者朋友来了，这大概是他想到的一个折中的办法，记者朋友请我们到他所包的饭店房间，那里平时是安全的，中共官方一般不会来打扰。励之仍旧不动声色，他说还要看一看，明天他还有一个约会，完了再说。两位外国朋友担心地走了。走前，我说，我们家的电话用起来要倍加小心，我和Perry Link约定，假如情况紧急，需要他的帮助，我在电话中就说，要他把孩子带来玩。
快到晚间中央电视台联播节目时间了，人们憎恨这几天的节目，但一定要看，看究竟说什么。就在这时，楼下忽然聚了一堆堆的人，原来，有人把一个被枪杀的七岁（或九岁）孩子的遗体，送来让大家看。无言的抗议，大人低下头，小孩紧紧拉着妈妈的手。
我们的挚友，前两天还说去太原是多此一举，当晚派他的妻子来，告诉我们，军内上层已正式传达，要抓方、李夫妇俩，他替我们找到一间空房，可以蛰居一些时间，他的妻子等我们决定，好立即带我们走。她警告我们，今夜不能在这个家住了，抓人一般都在夜里。
我们的邻居，悄悄地来了。他紧张地说：“老方一定要躲一躲，今夜不能在家住。你们要是信任我，今夜，无论什么时间，来我家住，我们把床给你们留着。用坦克、自动步枪对着手无寸铁的人民，不能再相信他们了！我们真可怜，真是手无寸铁啊！科学院这个区，他们最恨，这是知识份子聚集地，将来整起来，一定是不会轻的……”我迅速把他送走，不要让别人看见。
门铃又响了，进来我认不出来的一位盛装女子，原来是我们青年朋友的妻子，刻意打扮了一下。她心慌意乱地拿着丈夫的字条，大意是：“我想法弄到一辆车，今晚八点出发。两位老师今晚一定不要在家住。假如你们同意，八点以前在路口等或到我这里来。我把二位老师送到×××先生那里，先住一阵。”我知道，她既担心丈夫，又担心家里一个幼子，就请她快回家；告诉她丈夫，不管我们去不去，都永远记得在这危急时刻他为我们作的一切。我们七点半不去的话，就是不去了。他们有什么安排，不要耽误。
电话铃响，送来一个土气十足的声音，励之拿着电话，愣了一下，好像在回想什么，突然他笑了，接着说：“我明白了，谢谢你，我明白了，明白了！”这一连串的“明白了”，原来是对于电话“哑迷”的回答。放下电话，励之向我解释。这是一位十分“正统”的朋友打来的，情况的险恶，使这位朋友用改变了的声音和腔调说话。这位朋友说：“老方，厄（我）从山东老家来，咋这里呔脏，你咋不换个干净地方待着？看！电视上都演的啥？”这时电视正在说“平定反革命暴乱”的事。
这个电话使励之比较相信情况的紧急，因为，别的好友对我们钟爱，反而使励之认为他们过于担心。“正统”的、不过于激进的人都认为危险，那就更有客观性。这时，他才同意我给Perry Link打电话。一接通，我一一谢了所有在我家等我们决定的朋友，请他们赶快离开这是非之地，我双手拉着他们的手，用力地用双目盯视着他们，我要永远在心上刻下这一张张纯朴、善良的脸。
这是Perry Link这一天内第三次来到。励之还想着明天就回来，这时，他的研究生来了，励之交给他要办的事，应该寄出的文章、书信。我收拾几件最简单的漱洗用具，向小儿子说：“一起走吧！”他显出不情愿的样子，我劝说：“妈妈不放心你！你就算先送送我们，明天再回家，好吗？”就这样，我们离开了家。六月的夜晚来得很迟，黄昏的斜阳下，我回头再望一眼我们住房的阳台。阳台上，我专门请人做的晒衣架子，还有打通两个阳台之间的拱形门洞。这都是请人装修房子时我得意的设计，准备在家里不定期地请朋友们、学生们来进行学术讨论，或举办“Liberty Salon”。为此，当大儿子要用他的助学金送我们一件礼物时，我指定，要一座自由女神像。
阳台上，还没来得及种上一点我希望有的绿色植物；阳台上，还放着一位朋友特地送来的防火索；室内放下的落地窗帘隐约可见；……。我转身又看一眼楼前的场地，一楼住户的铁栅栏，栅栏上不整齐的绿色枝叶。猛然，在楼的转角，靠着栅栏，站着一位中年人，他含笑看着我们进了汽车。他是谁呢？
Perry Link替我拉开车门，再一次催我上车。一向行动急促的我，还在发愣，我好像预感到什么，又回头看看我的家，才低头进入车里。车座的布罩上，点点血迹；司机座边，另有一人。司机急忙解释：“我们不敢一人开车，不知道会撞上什么。这一夜，我们都在自愿免费冒险拉学生，你看这布罩上的血……，唉，太惨了！学生们真是可怜！……。”我才明白，Perry Link没有用他的长期包车，而是为我们特地叫了一辆Taxi。
车行到海淀大路上，一群群的人，聚集着；有人围着持枪的军人，连问、带说理、兼责备。北京人没有怕，北京人睡不着，都上街来了。天暗下来了，我们决定去就近的Shanglira饭店，等明天再作决定。找到房间，天已全黑了，路上有持枪的人，我们不放心Perry Link一个人回友谊宾馆，但他不放心夫人Jean一个人带两个幼小的孩子；我也想起，Jean最近私下告诉过我，Bush Dinner之后，常有无聊的骚扰，甚至有人往她那里打下流的电话。无奈，我怀着担心，目送他在黑暗的夜色中，一个人走了。
一夜不眠，听着杀人之后北京的声音。深夜，越洋电话接通。清晨，Perry Link来到。励之要回去参加约会，我想知道确实的消息才放他走。
我接通一个我信得过的家，告诉他们，我在一个新的地方，想知道真情。孩子抢过电话，急急地说：“李阿姨，北大很多同学至今不知去向，学校一片肃杀之气。学生领袖都不见了，也许被杀害了，也许躲起来了……”我急得说：“你不要叫我，也许我不再给任何人打电话了，但我不能判断，情况究竟怎样；假如可以，我们想回家，他还有事……”孩子听到这里，急起来，大声说：“阿姨！我告诉你，学生领袖都躲了，当局不会放过你们，这是真的！还有，据可靠消息，在各海关、各口岸早已有你们的照片，你们不可能通过那些地方。但是，同学们都盼望你们安全，这件事很重要！很重要！大家要知道你们安全！这消息对学生太重要了！我只能说这些，你和叔叔要多保重，再见！”这是我向外打的最后一个电话。
我们面前，只有一条路了，那就是，先到大使馆，要visa一试闯关，与其在家中或在街上不明不白的“失踪”，不如在公共场所被捕；同时也试问一下有关的条例。Perry Link来时已发现，路上更紧张了，为了保险，他找来一位年轻的CBS工作人员，拿着可通全世界的报话机，挤在一个小车上，出发了。沿途，经常走不通，改道再绕；沿途，在高校附近，学生设的简单路障上，缀满了纸作的白花；沿途，人们悲凄而胆小地弯腰低头，匆匆的行人像幽灵一样；……这就是我离家的路上。
都说中国人很爱家，中国古、今有多少怀乡、思家的名诗、名歌；但是，这几十年来，在中国大陆的国土上，既没有战争，也没有分裂，而可怜的中国人，却经常被弄得家破人亡；中国知识份子，却经常是夫妻分离、遣送边疆、扫地出门的命运。
我告别了多年来盼望的、唯一的一个像个家样的家。这也许是我告别了某种更深层的东西，告别了某种思想模式，告别了某种价值观念，告别了某种心理状态；这也要求我寻找一种新的心理平衡，要求我开始走生命的又一章。这需要勇气。
和每次劫难不同的是，这次巨大的劫难，我和励之在一起。也许，我们可以得到相互的精神补充；以我们已不算年轻的生命，有相知，相爱，相补，来谱写这对中国人来说，是精神的、生命的、新生的一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