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励之夫妇通辑令。（图片来源： 网络图片）
方励之太太李淑娴在他的《离家》一文记叙了他们在六四后的出逃经过。文章最初发表在《远见》杂志1992年第二期。李淑娴写出了六四事件前后，普通人与知识份子如何被裹挟进政治风暴，以及他们如何应对恐惧、不公与暴力的复杂心路历程。
当时中国社会的紧张氛围与个体命运的无奈。文章也有日常生活的细节，如装修新家、与子女的互动、被监视和追踪的经历，也透露了方励之夫妇在被通缉前后的心理状态和生活变化。
我没有料到，我们那样匆匆地离开家，就很难再回去了。这是我们第一次有的一个像个家样的家；这是我们婚后长达十八年分离之后才建起的家；这是为庆祝我们终于团圆，我不惜倾全部积蓄而装修好的家。
1987年，励之“罢官”彻底回家，孩子长大了，励之母亲年老也来同住。这几年，我们都进入科研教学。励之任国内外好几家杂志的编辑尚未被“罢”，大批书籍杂志源源而来。原已拥挤的北大蔚秀园住房就凌乱不堪。中国大学的教授、讲师没有办公室，都是在家里备课。我只能在老人、孩子都入睡后的夜间，准备我的讲稿。
适逢1987年春全国人大开会期间，刚被开除、革职的励之变成中外记者采访的对象；虽然按上级“打招呼”的要求，我多次婉拒他们于门外，但机灵的香港记者却往往以学生样的身份挤进门来；我们有一些全国人大代表的朋友，其中有的仍然趁便来看我们。
不知道在什么机遇之下，我们家住房的问题竟然受到关注。在我们不存奢望的时候，科学院院长亲自过问此事。按照励之的级别，根据科学院正在分的几种可选择的条件，稍经协商，我作了选定。这就是我们离家出走时的住房。
它座落在科学院南小区，地址房号是：保福寺916楼1101号和1102号。这是一个新建区，据说，原来向上级呈报的计划是为“博士后”的年轻人建的，所以建材因陋就简，每户住房面积都不大，全楼只有为数极少的几户是三室一厅，位于最抢手的楼层。这极少的几户当然是为领导或老干部准备的。因此，分给我家的是两个房号。本楼像我们这种情况的不只一家。
916楼是一座12层高的楼，我家住第11层最顶头两号。“顶头”是我选的，为了清静。这次总算没住顶层，1101恰恰又是“13”（按二进制表达式），看来，我们的命运和13这个“不吉利数”结下不解之缘。
我并不太喜欢这个新家的环境。统一格式的几栋高楼，比肩站立在马路两边，已经太挤的楼间，还有尘土飞扬的工地和拥挤的自由市场，这里除了买菜方便，别无优点。不久知道，916楼正南不出500米处就是公安局海淀分局。这点我毫不在意，只是处处感到从地面到天空，连同空气都不能与北大相比。
在北大我住饼的几处，室内虽然拥挤，但时时能听到北大的声息。北大那种特有的时而宁静，时而喧嚣，时而松散，时而激荡的呼吸是我生命的一部分。再有，北大无处不在的绿荫，北大的湖光塔影，未明湖畔的晨读，大饭厅里的鼓噪，都点点滴滴洒在我的心里。
不管是春、是秋，也不管是冬、是夏，每天大清早，我从睡梦中醒来，套上一双球鞋，穿过迷蒙的晨曦，大步跑一程燕园的小路，或是留神快走在沿湖的积雪大道上，然后爬上北大钟亭的小土坡，深深地吸进湖水滋润着的校园空气，向我们的北大问好，向每一棵树问好，向鲜花，向小惭淌好。有时，我再下到土坡旁的草地上，作几段体操；有时，我信步走到湖边的花神庙，就近看看湖水下的游鱼。等我快步往家里跑时，正是吱吱喳喳的孩子们穿过校园上学的时候了。这样，我夜读的疲乏、住室内混浊的空气，都消失得无影无踪。北大校园的生灵，以清新明丽之气注入我的胸怀，我得到新的平衡。
不管是我处于顺境，被选作“模范生”和“三好学生”的时候，也不管是我被标为“右派”，沦为北大贱民的时候，我都会把我的欢乐、我的自豪、我的不解、我的担忧、我的悲伤、甚至我一时的绝望，向北大倾诉。每当我高兴得或忧伤得坐不下来时，会推上破旧的自行车，或漫不经心地骑上去，在北大游荡。
我熟悉学生区那有规律的或挤或松；也知道年青人阵发性的调皮捣旦，众多人聚在一起的热烈争议，双双情侣排他性的在一角细语。校内小商店购物，新华书店来了哪种新书？北大小小邮电所工作人员的埋怨，埋怨这里实在比海淀正式邮局的工作量都大得多，信箱有时满得往外冒，……这就是北大的学生活动聚集处——“三角地”。
我熟悉北大，北大也熟悉我。在北大从作学生到作老师，一住三十五个年头（1952-1987）。本系、外系不少长辈和同辈人认识我，图书馆的人认识，就连门卫也认识，近来保卫科的人想必是认得更清楚的了。我只要在北大转一圈，北大人心里的温度，北大人在想什么？北大的情绪，北大的喜、怒、哀、乐都会和我交流。更有时被人拉住，站在路边，三言两语，尽诉所想。我的精神在北大这个大的包容量之内，得到更深的陶冶，一次次达到新的宁静。
好在，保福寺离北大不远，我又在北大讲课。所以，搬家没有使我离开北大。
都说中国的事运转得很慢，也不尽然。1987年3月开全国人大，4月我家就分到新房。5月，我盘算着，怎样按我们的可能，把新房子安排得最合用。我取出所有的存款，预计可能再有的收入，挖空心思，寻找财源，有生第一次试图打扮一下新分到的住房。
在励之被“罢官”、被“批判”之后，我竟然有这样的兴致，使有的人惊奇；也有人说我傻，因为房子是公家的，何必作这样的投资。但此事却得到更多朋友的理解和赏识。这说明，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重视的是什么，我们追求的又是什么。
说来也可怜，两个受过良好教育、有教授头衔（其中，励之还是学部委员以及有长长一串学术职务），有多本著述问世、合起来已有六十六年工龄的人，总共积蓄不足五千元人民币！还好，有姐妹兄弟的帮助、朋友的借款，我在装修的期间凑足了一万元人民币（以1988年我们两人的月收入计，这相当于政府付给的实际月收入的25～29倍）。这刚刚够付装修的首次必须费用。就这样，一年多，再用我的讲课附加费，我们的年终奖金，主要是稿费等额外收入，才如期还清了债。
这个新家既没有地板，也没有像样的卫生间和厨房，更没有任何一件稍稍华贵的家俱，但在同辈身处中国大陆境内、又不为官的知识份子中，它不仅显得很好，大概可以称为是绝无仅有的了。
1988年8月，我们双双去了一趟澳大利亚。经过香港时，励之又完成欠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黄林秀莲学人”的邀请计划。用这些收入，我们买了计算机；热情的澳门银行家，为酬谢我们在澳门的访问、演讲，给计算机配齐了打印设备。
这样，如我们所期，这个家也是我们的工作室。我布置了书房，有围在墙壁、顶天立地的书橱，有研究生讨论的地方，有较多人聚会的场所。我们原打算在这里好好做一些教学和科学研究。励之不只一次向他的研究生和同事说：“等中国的计算机系统可以和世界联网之后，出国不出国就没有差别了，我还不愿意把时间化在路程上呢！”
1988年底，我以超工作量完成教学；励之的论文数量、质量在天文台都位居第一。我们拿到一笔年终奖金。用这笔钱，买了中等的化纤地毯，只够铺一半房间的地面。那天，正逢几位年轻人来，看我们在冷风里忙上忙下，就七手八脚帮忙铺好。这样，客厅立即显得明亮而雅致了。
的确，作这样的投资，我们是想找回那些失去的时间，延伸我们的工作时限和工作领域。
因为，自从我们在风雨飘摇中，在北大校园学生区16楼建立了那小小的家之后，算是安安顿顿地在一起过了整整八年。此后就劳燕分飞，天各一方。每年的“探亲假”十二天，有时还要分头去看孩子，再相会。近几年，他因开会、因事回家，相聚的时间多一些；我们又尽量把讲学、出国的机会安排在一起，朋友们也帮忙促成。但是，总不像有个家。这次我们算真有一个可以工作、倾谈、可以无言相对的一片属于我们自己的地方了。
等了十八年，重建这个家，十八年后的时间分外可贵。我们几乎每天工作到深夜。埋头工作的同时，我们有自己生活的原则，我们有自己作为人的尊严。这促使1989年初，在大雪纷纷的年假日，励之起草了给中国军委主席邓小平的公开信，呼吁释放魏京生等政治犯，期望以此使中国迎来一个和谐、繁荣的四十周年。这也促使我们在接到美国总统Bush的2月26日晚宴的正式请帖之后，欣然前往。
看来，这样的生活也是不允许的。1989年2月26日，布什晚宴我们受阻，就是一个讯号。之后，出现了更多的异样：
比如，不止一次有陌生人打电话到我家，说找派出所或公安分局；也有我们的朋友从飞机场向我家打电话，却由派出所或陌生人接了去。有时，突然电话铃响，只要我们两人之一去接，报了名字，马上对方就挂断。
又比如，我习惯清晨锻练身体；在新居附近清冷而光秃的马路上，人们此时总是行色匆忙，但多次有一位壮实的男子守在楼角正对的街口了望，眼光随着我穿过横街。电话被窃听，我们早就知道，作得如此露骨，则是近来的变化。干事人的笨拙和疏忽，想来不至如此；这已超出特工的需要，只能解释为有意恫吓。
在清冷而冷清的街角伫立、观察如我这样一个毫不起眼的教师，只能解释为认人。
再有一件事，当时引得我大笑不止。本区居民委员会在楼口守候我好几天，问开电梯的小泵娘、问我的儿子。终于在四月十一日晚，几位自称居委会的家庭妇女样的人找到我家，一定要开门进来。
晚上，我们需要安静地工作，少有不速之客。在她们大声申明“有公事”情形下，只好请进。进门之后，仔细看了我的家和我，问明我的确是方励之的妻子李淑娴，说是来要我“作计划生育计划”的，叫我填表。我听了大笑说：“不用作什么计划，我有两个大大的儿子，我已经五十多岁了，你们可以放心！”她们还盘问我另一个儿子的去向，我一一回答，笑着把她们送走。
这个当时被认为笑话的事，其实已经露出破绽，只不过没有引起注意。因为，我家的户口没有迁到这个区，还在北大。共产党统治下的户口管理严格，城市居民紧紧地束缚在户口本上，愈是切身不可缺的东西，就愈密切地联系于户口之上。我每月只能到北大领取镑种必须的票证，要在北大买米、买粮、买各种定量的供应品。
好在我在北大工作，而所有的商店几乎像学生一样上、下班，我从北大回来，不一定能赶上本区的供应时间。一切“公务”在北大办不会给我带来不便。但是，本区居委会的名单上绝不会有我家，结论只能是，她们是受命来对我进行核对，并近距离仔细认人的。
事实愈来愈明显，我们在中国政府的“另册”中，已经又“升级”了。为了不使1989年4月中旬开始的、以学生为主的中国民主运动，背上我们的“黑锅”，我们自始至终都小心地避开。
毋庸讳言，我们是支持学生的民主、自由要求的。长期以来，我们的思想，我们的一言一行，对学生是有影响的。我们所说，既有逻辑，也合乎情理；我们所做，既不是为了狭隘的私利，更没有超出宪法允许的范围。
但是，中国共产党要是想整人，有时不直接言明真正的原因，而会不顾事实、或编造出“真象”来为所谓的“阶级斗争”服务。正因为中国政府否认中国有政治犯，就不得不掩饰、歪曲、编造；即使被称为“刑事犯”，也得不到公正的公开审判。四十年来，无一政治运动例外。仅一次“反右”，就有约五十万名戴上“右派”帽子的标准政治犯，被默默无闻地残害，劳改，发配，……。如今，对我们如此，对广大的学生、市民也是如此。
所以，运动刚刚开始不久，当局在新华门打了人，就按“既定方针”毫无逻辑地编造小字报，嫁祸于我。4月26日《人民日报》社论发表的前后，中国共产党的、政府的各级系统，层层传达，点我们的名，称之为“黑手”。
好心的、相识或不相识的朋友，有从中原大地、有从边远乡镇、有从海外，连续不断打来电话。有询问的、有出主意的、有愿意接我们去躲避的。本地的热心朋友，有登门看望的；有的干脆说，他已准备了车，请我们收拾必要用品，到一个地方暂避些时……。我们为这种患难中不避嫌的行为深深感动。
几十年来，人们都知道，大的运动卷来，最后都会按照当政者的意愿进行清算，更何况我们已经被点了名。我们把这些人和事一一记在心里，却仍旧在家里安心地作我们的工作。
5月3日，袁木、何东昌等，为当时天安门僵持的局面，主持记者招待会。明显安排好的，由中共官办记协的人发难，点方励之的名，然后袁、何二人唱起双簧。对方励之或早、或近的有关报道，任意编排、歪曲、造谣；用说谎、愚民的方式掩盖方励之一再提到的人权原则；用狭隘、煽动的语言，断章取义、颠倒是非的方式，指方励之“没有爱国心”、“损害国家利益”。
这段相当长的双簧，已经是公开对我们进行恐吓了。有的记者在会议进行中就接通了我家的电话，担心我们已被逮捕，足可见当场的腾腾杀气。但是，我们还是安心地在家里，并且准备就有关我们的不实之辞进行答辩，或诉诸宪法保证的法律。
戏剧性的一个起伏之后，形势更为紧张。更为紧迫的忠告，更急的邀请，……接踵而来。也有人用电话对我公然地威胁。但我们仍然在家里。
5月23日，励之要去大同开“宇宙学”的会，他是会议的主要被邀请人。前一天，一位好心的年轻人，满怀忧虑地找到我，悄悄地向我说：“李老师，我从高干亲友处，得到可靠消息，内部文件很厉害地点了你们的名，一再提‘方、李夫妇’，你难道不能劝劝方老师不去开会吗？别人不敢劝他。很多人都知道，他在危险中。这时候，只有家人在一起才好一点。”
我相信这位年轻朋友，但我知道，很难改变励之对人已作的承诺，何况会议主持人及承办单位已多次来电催促。我把消息转告励之，提醒他是非常时期，一到大同就给我电话，务必保持联系；又希望他注意北京的变化，回家时先看阳台上有没有我作的记号，也许我已被捕；再约定，假如我被迫出走，先到山西太原，去看正在他二妹家的婆母，我们将在那里相会，是福、是祸都在一起。
当天，他在车站等了半天，为了遣散外地学生，已售出票的车停发，却不断发出向南、不需验票的车（编辑注：不让各地大学生入北京）。他又回到家来，继续写他的论文。
5月24日一早，励之又出发去车站等。临行，我一半认真、一半玩笑地向同去开会的年轻同事说：“我把他交给你了！到时候要原样交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