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天，励之在拥挤的售票厅站了一天，北京火车站简直像战争期间逃难一样。他在下午给我打来电话，还没走掉，可望晚上有车。在车站，他遇见已是海外某小柄国家级高官的原中国人，问励之是否有意去南方，或任何时候到此小柄，表示欢迎。励之谢了这一片盛意，说现在首要的是去大同，那里的会在等他。

这一天，家里也不平静。我的亲人，我们众多的各界朋友，都先后来到。大家感到北京的空气里充满了不安与恐怖，但不能预测究竟会发生什么？大家都感到，某种愚昧、顽固、贪婪、恐惧，聚集成一种没有理性的、充满丑恶报复心理的、仍然巨大的力量。我们家处在这强大力量的虎视眈眈之下。来一个人，几句话，都理解了，然后悄悄地匆匆走掉。平时爱问个没完的新闻界朋友，也沉默多了，并不坚持要采访。有的人，就是为看我们一眼；有的电话，就是为听见我们的声音；还有人特意送来一件纪念品；……我心力交瘁地守在家里，时时聆听着北京的声息，等着励之的电话。

5月25日一早，大儿子从美国打来电话，问我近来的身体。整个居民楼忧心忡忡，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人们在电梯中神情严肃，再无意于轻松闲聊。上午，某一西方记者来访，一定要我预测，中共当局会不会下毒手。我想了一下说：“中国已经不是过去的封闭时代，在全世界的密切关注下，我想他们不敢，总还不至于蠢到这种地步吧！”这与其说是我的回答，还不如说是一种希望。

当天中午，大儿子第二次接通家里的电话，孩子急得走了调的声音从海外传来，他以不容置疑的语气告诉我：中共当局已经把北京事件定为反革命暴乱，说赵紫阳是叛徒，要清天安门广场，准备抓3～4千人，要抓40名知识份子，其中首当其冲的是方、李二人。我不能相信这疯狂的决定。孩子苦苦说服我，这是好心朋友可靠的紧急劝告，命令式地求我快离开家，把爸爸找到，带上弟弟。

我收拾几件换洗衣服，带上中国大陆旅行必须的粮票、现款，但找不到任何去火车站的交通工具。近来，为了阻止人们去天安门，当局已下令停驶多路公交车，中国人要叫Taxi也很难。我只好求助于自Bush晚宴事件后结成好友的Perry Link教授，他迅速要了车到来。正在我将锁门离家的当儿，电话铃响，连接三通电话，一通是大儿子又来催的；一通是励之，他刚到大同宾馆；一通是意大利朋友，我告诉他，我即刻要外出，他将来可以从我们儿子处知道消息。

在火车站，我向Perry Link致谢道别。我说：“我不知道将要走到哪里，但首先要找到方励之。也许我们会在小地方走一走，把这股疯狂劲避过；也许这是一场虚惊，孩子听了谣言，我们去看看老人也不错。这样的话，我们很快就会回来。回来我一定给你电话，把你的孩子带来我家玩。”

作为一个长期热爱中国，能说流利的中文（他甚至可以说中文相声），有很多中国朋友，又是中美文化使者的Perry Link教授，已经被一九八九年以来他遇见的种种事所苦恼。面对着莫名其妙被逼得弃家逃亡的我，他显得迷惘，带着几分忧虑地说：“我愿意提供一切我可能的对你们的帮助，祝你一路平安，希望能再见。”

在拥挤的售票口，小儿子想办法给我买到一张硬卧铺票，自己却突然决定不跟我同行，要留下来。他的依据是，他不是政府要抓的人，他已经会照顾自己，而且，我们不知道会流落到哪里。北京是最了解全面情况的地方，也许，他在北京对我们更有帮助。我一下子发现，孩子长大了，懂事了。任何作母亲的，甘愿把欢乐、幸福和孩子共享，决不愿意让孩子分担不幸。我同意他的选择。

离开车还有两个钟头，我仔细审视我那长得高大、健美的孩子，不知道他什么时候长大的。在我心里，他还是个大头大脑、厚敦敦的、不爱说话、很有自主性也很犟的男孩。

他出生在“文化大革命”中，在励之家的这个大家庭中，是奶奶照顾下的第五个孩子，也就不那么“精贵”了。他出生前一天，励之被抓走，接着我因产褥感染再进医院，他没有母奶吃；又正值大暑季节，没有人有心思去抱他。等他睁眼看世界的时候，他不爱哭，总是自己躺在小车上玩，有时半天看不见人，他会努力欠起头和脚，弯成一个元宝样，一见到人，就笑了。天太热，有时因为着急，他头上的痱子痒起来，他还没学会抓痒，就把胖胖的小手放在头上，五指一起伸开，再一同收拢。他这种抓痒的方式，一直维持到他懂得大人笑他的时候。出生在困难中，他从小就比较有独立性。但我一直不知道，他心里有委曲。

我永远记得一件事。那还是在他上小学的时候，有一次，他带了一串男孩到家里来玩，不知怎么起了纠纷，他们像开了锅一样在那里闹；我一个人在北京带孩子过日子就够心烦的了，又是刚刚“右派改正”、刚刚允许我上台讲课，我恨不能一天当作两天用。当时，我没有问清原因，大声责备了他，可能还打了他屁股，说了他什么我已记不清了。但后来，在另一件我办他的“公案”时，他仰起挂满泪珠的小胖脸，愤愤地说：“你们（指爸、妈）都不喜欢我，连我的小朋友都说没有哥哥的好，你把他们赶走了！小朋友怎么想呢？”

孩子的话像灼热的针，扎在我的心里。比他大五岁半的哥哥，已经懂得父母的难处；而他正是淘气、也更需要爱抚的时候。我把精神的压力、烦恼和苦闷，无意地漏洒在他身上，是不公平的。

他在我不知不觉中长大，渐渐理解我们了，但我们也更忙了。“反自由化”运动之后，我们的家经常处在政治漩涡中。1988年临近暑期考试，有一天，孩子悄悄走到我备课的桌边，看我埋头工作，犹豫了一下，终于说：“妈妈，我给你说句话行吗？”得到我的同意，他接着说：“你这几天忙学生迎考，家也没回。你知道，爸爸在家里只有他的正经事，和我说话也少，简直没有话。有时候我真恨不得有人骂我、打我一顿，像小时候那样。我难受！妈妈你知道吗？”

听了这个安静的孩子难得吐露的话，我像被火烧了一样，站起来，抬起头凝视着孩子的眼睛，那是一双很像我的眼睛，此时它充满爱意和矛盾。没等我开口，他继续说：“我知道你们的处境，我只要你知道我的感觉，我明白你们没办法，还是应当由我自己在心理上来克服，我愿意长得精神方面更强些。但是，我想让你知道，让你懂得你的儿子。”

我深深地内疚，我欠这孩子太多的爱；不是不爱，而总是各种事阻挡我表达爱，而爱是要通过表达才能相互感知，达到交流，得到美的享受，得到心灵的滋润，建立起人间和谐的关系的。

我还没有机会弥补过去的损失，就要和孩子分手了。我贪婪地看着他那近一米八七高而匀称的身材，圆圆的、仍然孩子气的脸。这噪杂的北京站，竟成了我们母子话别之地。孩子迅速给我买来饮料和一点简单的饭食，代我找到一个座位，说一路很挤，十多小时可能吃不上也喝不上，要我一定吃下这餐饭。万般牵挂、万般无奈，几多离愁、几多欠疚，化成最简单的几句交待，不管将来活得多么艰难，也要作个正直的人，努力成为有知识、有本领、有独立人格的人。你的父母无罪，对自己的生活无愧，你会理解，将来会更理解，假如说我有什么遗憾，那就是欠下对你的爱，和欠下对我的妈妈的恩情。

孩子把我送上车，找到我的卧铺位置，放好我简单的小包。一向不会抽烟的孩子，拿出一包准备好的“洋烟”，一支支分送给我的邻座，含笑和他们搭讪说：“这是我的母亲，她身体不好，第一次去太原，请多照顾！”。火车要开的铃声响了，孩子转身塞给我几包“洋烟”说：“你不知道会走到那里，你们一点不会应酬，这也许有用。”又顺手把我刚才多给他的钱迅速塞在我的手中，喃喃地、有点突兀地说：“你们会比我还难。……其实，真要想抓你们，亲戚家早就监视上了。要说安全，倒是北京反而最安全。这里有那么多你们的朋友，你们在这里被抓的话，全世界都知道。这里有许多国家的使馆……”接着，他匆匆下车，在车窗外，一直看着我的眼睛，直到火车把我带走。

我到太原的第二天中午，资助大同会议的工厂厂长，亲自开车把励之送来，一同陪来的同事笑着说：“李老师！我完璧归赵了，请验收！”我把我知道的紧急消息说了，励之哈哈一笑，坦然地说：“他们‘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帮我作宣传，让我出名；假如他们真要逮捕我，一定是让我出更大的名，我等着他们来逮捕。”这话一半是说笑，一半是不相信，不相信当局会如此之蠢，同时也想让老人放心。但那位厂长想起，在整个开会期间，在行车途中，都有人紧紧相随。此时我发现，在楼外正对房间的几个窗口，都有小汽车。这种小城，在工厂宿舍区，难得小汽车长时间停靠，更何况同时有几辆。

励之是不信邪的，但就在当天下午，楼下的住户来敲门。平时为了安全，婆母一人在家时不开门，但邻居说一定要进来，因为他家厕所漏水，要检查一下是不是楼上的原因。

太原是工厂城市，水不够用，居民楼只有一早和深夜才有水，家家都是凌晨上班之前，把一天的用水接在大的容器内。这个要进来的理由虽然不足，但邻居大声要求非进来不可，中国人是不允许有隐私权的，老人只好开门。邻居家老太太进来之后就不准备走，坐下来东家长、西家短说个没完。

一直等到励之妹妹下班回来，认真和她一同下去，查看她家并没有漏水的厕所，她也不以为不好意思。显然，她是奉命来的，虽然没看见我们，她可以在汇报中说：“方家老太太开门不痛快，他家一个小房间的门始终关着。”以此表示她的“尽职尽忠”。

第三天是星期日，我们去不远的古迹——晋祠游玩。为了让我们安心休息，励之妹妹夜间几次下楼作侦察，记下了车号。当我们一出院门，几辆性能很好的小车，始终轮流尾随；我们坐上去晋祠的专线旅游汽车，小车不紧不慢地跟在后面；我们进了晋祠，其中一辆白色小汽车也停在附近，开着引擎待命，有另外的人紧跟我们左右。回程前，我们戏谑地查看开着引擎的车号，恰是励之妹妹记下的之一：山西01-17340。

为了开个玩笑，我们改乘普通郊区班车。这种车，站站都停靠，郊区农民或携家带口、或肩挑背扛地上上下下，每站都很戏剧化。果然，破旧的郊区车已开出一段，转了弯，小白车才跟上。前面就是一个圆的叉路口，小车惟恐迷失，快速紧跟，但大车却呼哧着停在一个不起眼的路边树下。几个小车上的人跳下车，在几个路口都布署了人。忙乱一阵，才发现大车又歪歪斜斜地上路了。再到没有多远的下一站，小车差一点撞在大车直冒烟的屁股上，在大车尾又吃油烟又吃灰。

进入市区，这几个追踪者在路口下车，截住一辆黑色的Taxi样的车，其中一人跳进车内；原来的白车用报话器说了几句话，然后开走。我们饶有兴味地在公共汽车上，看着这场不高明的把戏。到了励之妹妹的家门口，那辆一直追踪我们的白车和另一辆黑车，已一南、一北停在家门口。这辆黑车的车号不是本市的，看来为了对付两个手无寸铁的书生，真用了大力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