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6月28日北京105中学周永湘老师被打致死。打人致死事件发生在支农过程中。1968年6月10日或11日，北京105中初中3年级师生出发去夏收小麦，当时叫“三夏”。麦收劳动地点是南苑农场。初中3年级就是我们后来通常称为“六八级老初一”的那个群体。到农场后不久周老师在稻田里被初三(6)班几名男生推搡、殴打、击打头部后摔倒在稻田里昏厥。现场组织打人的YXX曾经用现场买到的冰棍放在她的脸上冰敷，但是周老师没有苏醒过来。之后周老师被送到宣武医院。6月28日死亡。校革委会6月30日会议上通报周老师的死亡原因“由于外伤造成脑神经破裂引起肺中毒死亡”。

周永湘老师是中共党员。1965年调入105中，在人事处工作。周老师本来有一个和美的家庭。爱人洪先生在中央党校工作，育有一儿一女。周老师去世时40多岁。当时洪先生和周老师本人都在隔离审查，儿子在铁道附中上初二，女儿还是小学生。

周老师这不是第一次挨打。初三(6)班有同学说在徒步去南苑农场的路上周老师一直在挨打。周老师被打倒后爬起来，不久再次被打倒。挂在脖子上的搪瓷脸盆上的搪瓷全部被磕掉了，到了农场后只剩下一个铁皮盆了。晚上周老师睡在靠门的炕头。因为她是不允许单独行动的，夜里她请旁边的女生陪她去上厕所。这位女同学发现周老师身上都是青青紫紫的瘀伤，没有一块好肉。

之前周老师在初三(6)班也被批斗多次。可以查到的记录是从1968年5月28日开始。周老师在初三(6)班被批斗，最后被殴打致死有许多疑点。

从大形势来看，已经过了学生打老师的高潮阶段。上山下乡运动已经开始。据同学回忆，67年夏就有学生去黑龙江兵团了。68年初已经有学生去往青海的三线工厂和山西农村。我们原定也是6月份去内蒙呼盟插队，不知因何原因拖到9月才成行。此时多数学生的注意力已经转移到了对自己的命运和前途的担忧之上。是去建设兵团还是农村插队？是去黑龙江还是云南兵团；还是去内蒙还是山西，或者老家插队？

具体到我们学校，周老师并不在该班任课，她只是该班的生活老师。平时和同学的接触并不多。据6班同学说，她曾经和六班同学一起去动物园拔过草。她本人又性情温柔，党性强。从未和该班任何同学发生过冲突，她在学校被揪斗之初其他老师曾经劝她躲在党校的家里不要来学校。因为那时党校还不许外面的人进入。她没答应，还多次和其他老师说“要相信群众，相信觉，革命小将是无辜的”。在下乡劳动前，周老师已经被隔离在学校，由6班的女生看管。谁给一个班级权力隔离并监禁老师？

我所在的7班的班主任屠厚老师是从其它学校调来的骨干老师。文革中原来学校的学生来我们学校贴大字报，因此屠老师也在学校被挂着大牌子批斗多次。因为屠老师是班主任，在我们班级也采用雷霆手段整肃班级纪律，也有不少同学写过他的大字报但是我们班从未组织过班级的批斗。这样一对比就更显示出怪异之处。一个与6班同学没有什么接触，也就不存在个人恩怨。又性情温和的周老师为什么会被该班同学揪斗多次，最后殴打致死呢？

据六班同学回忆在班级批斗周老师时，主要是参加过三青团的历史问题。周老师在学生时期集体参加三青团的历史问题在她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时候已经向组织说清楚了。周老师参加过三青团的事情只有看过她档案的人才知道，6班造反派学生怎么会知道？是谁透露给他们的？

打人的主要组织者和参与者YXX家是社会主义学院的。他的父亲在中央党校工作，恰好和周老师的丈夫洪先生同一单位的同事。6班组织批斗周老师是巧合还是事出有因？文化大革命中不知有多少貌似革命的行动背后却是个人私利的算计。

据曾经在初三(6)班任教的两位老师回忆，YXX在文革前是该班班长，对老师特别尊敬。每次交全班作业时都是双手奉上，怎么就变成了一个打死老师的凶手？据一位女老师回忆，在学校宣布打死人事件后，YXX还到女老师宿舍门口示威。究竟是革命的思想感染了他，还是家庭私利在作祟，无论是哪种情况都真正害了他。据说Y的档案中记录了他打人的事件。他曾抱怨在单位不受重用，后来开过出租车。10年前去世了。对于打人事件从未忏悔。还对此事影响自己的前途颇有怨言。

周老师被打伤后送到了宣武医院。因为周老师的所谓身份，医院不敢决定是否做开颅手术。我听当时校革委会的一位同学说，他当时去了医院，洪先生的专案组和他本人一起去了医院。周老师的死亡是因为延误了手术时间还是其他原因不得而知。据说送周老师去医院的某位老师还要求在死亡证明上不许写被打致死。

105中文革中老师的造反派组织叫“九人小组”。他们在老师中是少数派，但是他们支持的学生组织却是多数派。负责南苑农场劳动的两位负责人就是“九人小组”中的CXX和YXX。我向多个老师和同学了解周老师被打死的现场情况，他们都说6班的劳动地点离其他班太远，他们不了解具体情况。这是有意安排的还是无意的？我也了解了这两位老师和周老师是否有个人恩怨。老师们说他们并不在一个办公室工作，也没有听说有个人恩怨。之后了解的两件事可能提供一些线索。当时学校的教导主任FXX曾经要求人事干部泄露部分教师档案内容被拒绝。周老师也是人事干部之一。另外一件事就是周老师的父亲是著名民主党派人士周谷城先生。也被毛泽东称为“我的右派朋友”。文革开始不久，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十级以上干部会上提出要对周谷城先生进行批判。周老师的爱人洪先生是参会者。洪先生不仅是周谷城先生的女婿，他还是周先生的学生。会后他们夫妻商量还是给周谷城提个醒，让他正确对待群众运动。结果此事被造反派知道了，这也就成了洪先生的一个罪状。那么整周老师的目的是否是针对洪先生的亦或是针对周先生的。“九人小组”的人和6班YXX恐怕都是某些人手里的一杆枪。

有老师告诉我因为周谷城先生后来担任了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他对女儿被打死事件锲而不舍的追究。最后成立了一个工作组对周老师被打死事件进行了调查。最后105中教导主任FXX受到留党查看的处分。周老师的追悼会后来在八宝山公墓举行。还有同学说当时负责南苑农场带队的CXX因此事件入狱了几年。经我调查，后一种说法不太可能。因为后来CXX调入其它中学任教，可见曾经入狱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我曾经在九十年代一次105中的同学聚会时见过CXX。当时说起文革中的打人事件，他还对此耿耿于怀。可见他也因为此事受过调查。是否受过处分就不得而知了。同时CXX还提到他父亲历史问题的冤假错案也在文革后得到了平反。他在文革时的表现是为了表明立场也未可知。我在调查周老师被打死事件过程中多次尝试联系CXX，但是无果。

在我对周老师死亡事件的调查过程中多次被问到我做这件事的目的。既然被害者已经去世多年，施虐者也去世了，你做这件事的目的究竟是什么。我也扪心自问我做这件事的目的究竟是什么，我想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

周老师是在1968年6月被打死。事后我就是对老师被打死感到愤怒。同年9月我就作为知识青年下乡到了内蒙插队。当年我16岁。随着年龄的增长和对社会的认识，想到一个活生生的生命就这样无声无息的消失了，心有不甘。我在回京探亲时向初三(6)班的同学了解当时的情况。可惜的是当时他们班没有人敢向我提供相关信息。听说周老师的爱人已经另外组织家庭，也不愿意再回忆悲惨的往事。只有周老师的父亲周谷城先生一直在追查此事。我因为得不到任何相关信息也就放弃了进一步的调查。

今年我69岁了，遗嘱都写好了。忽然间就想起了这件往事，好像是一件我未完成的事情。即便是在文革时，我坚定地信仰毛泽东思想，那时可以为了信仰去死，但是我也无法殴打老师。大概是雨果人道主义思想潜移默化的影响。现在有不少人怀念文革，怀念上山下乡。好像否定了文革、上山下乡运动，就是否定了自己。其实，他们是对自己逝去青春的怀念。还有一些人是对文革缺乏反思。即便是自己的家庭和本人经历了文革的冲击，也没有进一步思考文革发生的根本原因。有时我细思极恐，如果有人要我回忆我30年前，40年前做过的某件事，我回忆不起来就要被扣上不老实交代的帽子；如果我和某人有了矛盾，或者就是某人看我不顺眼就可以把我监禁，把我的家人遣送老家；如果无法知道打人者的目的，说不出他们想要的结果，我可能就会活活被打死。如果我们眼睁睁看到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我们的身边，我们却无动于衷。我们怎么就能确定这样的事不会发生在我们身上，不会发生在我们的亲朋好友和子孙后代身上。

翻阅我文革期间的日记，自己都感到震惊。几乎每天都在自我反省，批判自己革命性不强。那时坚定地信仰毛泽东思想，可以为了信仰可以去死。但是我仍然无法动手殴打老师。大概是雨果小说中人道主义思想潜移默化的影响。

我们都不希望文革的再次发生。只有我们正视文革，正视我们自己的内心，才能做出正确的选择。我们应该将我们知道的文革真相说出来。我们也许做不到振臂高呼，但是我们也不能为虎作伥。我们起码可以守住做人的底线。至于底线在哪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标准。

我在调查周老师被打死事件的过程中得到一些老师和同学的帮助。有的老师已经90岁高龄，有的老师体弱多病，他们积极回忆当年的情况，提供知情人的线索。在此一并感谢。文章中只有周老师和她的父亲是真实的姓名。其他人都没有用真实的姓名。

2022年1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