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可悲的不是肉身被体制化，而是精神的体制化。明明从政治贱民成了“坐稳了的奴隶”，又升格为奴才，却毫无身份自觉，甚至引以为荣，加以美化，错把自己真的当成了赵家人，这连“身在曹营心在汉”的人格分裂两面人都不如，不过是重蹈水浒梁山好汉“杀人放火受招安”的覆辙。如果对体制的不满和反抗，仅仅是为了私利，为了参与分赃或取而代之（“皇帝轮流坐，明天到我家”），而上升不到公义的高度，寻求根本变革，那么，奴隶和奴隶主有何区别？如何才能走出两千多年的帝制？
进一步探究，这种精神被招安、被体制化，未必是从进入体制才开始的。
庙堂与江湖之间并不是泾渭分明的，有着深刻的历史与现实根源。由于远离文明中心的地理封闭，又无上帝的拣选和特殊启示与恩典，从无位格的上天崇拜退化至天人分裂、多神崇拜泛神论、祖先崇拜，直至圣贤崇拜、权力崇拜，使这片土地集世俗化与意识形态化的矛盾于一体，产生了世界上最多最荒唐的迷信，至今挥之不去。加之随着封建制的过早消亡，失去权力制衡、多中心秩序社会自治这些向宪政民主演化的土壤，编户齐民的大一统秦制成为不断延续的制度基因。如此，人治传统所造就的权力意识而不是个人权利意识，成为这个族群的潜意识，区别于西方权力制衡的规则（法律）意识，成为庙堂与江湖所有人的观念基因，酿就诡诈厚黑的酱缸文化，难以走出丛林法则。在这样的社会，缺乏个人和社会的自由空间，绝对权力是一切问题的根源，也是解决问题的唯一手段。两千多年前，陈胜那句“帝王将相宁有种乎？”揭示了此后几乎所有人的隐秘心理，解决人间不公只能靠你死我活的零和博弈。人人心中有个秦始皇（一旦有点权力，立刻从奴隶变成大小奴隶主，皆因自己和先辈对何谓人的生活毫无经验和认识），崇尚权力而不是规则（法律）。这样的社会犹如人间地狱，每个人都被异化，集施害者和受害者于一身，既是权力机器的零件，又是其吞噬的耗材。
人治独裁体制的稳定性远远低于有法统的封建制或民意选举基础的宪政体制，完全依靠统治者克里斯马权威型的个人能力支撑，一旦权力者因健康或能力出现危机，整个体系就失去安全，继续千百年的治乱循环。过去，皇权统治下的读书人，达则独尊儒术，困则遁入佛道。如今，所谓文明古国，衰败得连律法主义的儒家传统都守不住，被更野蛮强势的红色殖民代理人所征服，至今无法开启走向真正共和的道路，趋炎附势者只能靠体制苟活，个人荣辱得失主要靠是否跟对领导而不是能力。所以，唯有将个体置于历史的大格局中，才能清醒地认识自己。
如此，这部小说的男主和作品是成功还是失败？抑或一种“成功”的悲剧、反证其精神贫困？不言自明。现实很难摆脱历史路径的锁定，个人也很难摆脱大环境和遗传的文化基因，所以才有“造就富翁只需一代，培养贵族至少三代”之说。
阶层出身（包括出身底层的后居高位者）不仅影响个人，纵观七十多年，张献忠的继承者们德不配位，祸乱华夏，当下暂时的满眼浮华，也掩盖不住他们的粗鄙野蛮。历史学家刘仲敬深刻剖析道：“无产阶级都是生活在眼前的，今天和明天都没有因果关系。中产阶级通常把自己的一生看成一个整体或投资周期，所以奥威尔就说工人阶级子弟瞧不起高中毕业后还不能自己挣钱养家，像小孩一样靠别人的钱读大学的中产阶级子弟，认为这是缺乏男子汉气概的表现。小说作为文学的兴起，其实就是中产阶级文化的一生时间观的体现。贵族生活在责任、荣誉、信仰当中，意思就是上等人必须为自己看不见的祖先和看不见的子孙牺牲自己，或者说投资收益周期要跨越几代人，像十字军时代的城堡一样。”从这个角度看，小说男主咸鱼翻身，成功赢得了自己和子女的现世利益，但这个体制打工者依然不是东家的人，精神也难以脱离原有的阶层。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他的代价是丢失了自己的灵魂而不自知，令人想起与魔鬼做交易的浮世德，感叹中国聪明人太多，错把世故投机当智慧，还沾沾自喜，聪明反被聪明误。小说结尾，男主的一位后代移居国外，也间接否定了这个社会。如果其后代盲目继承他的精神遗产，那么即使到了文明生态位更高的国度，也是“背井离乡”。
显然，剥开曲折的故事情节，透过男主耀眼的光环，小说的内核是平庸的，作者的价值观是人本的、世俗的，缺乏超越性。一是在体制里做个好公务员（不过是重复儒家理想的修齐治平），二是收获亲情和爱情，三是通过权力帮助他人而赢得好口碑。这与作者自称的基督徒身份完全不符（小说中仅有一处提到圣经，还不是针对男主）。作者如果是非信徒，无可厚非，这属于上帝赐予的普遍恩典（圣经曰“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但他的成功标准显然与真信仰相悖（如果按作者的价值观，小说男主与耶稣相比，耶稣绝对是个失败者），其官本位意识甚至还不如民国知识分子（上世纪九十年代的经商热中，出于不同目的，许多体制中人纷纷下海，小说男主也曾利用自己的权力间接试水，但最终也未抛弃寄生性官场而独立）。当年，民国中研院想请语言学专家李方桂任民族所所长，派傅斯年去作说客。李方桂说：“一流人才搞研究，二流人才做教师，三流人才做所长。”傅斯年一听此话，边退边说：“我是三流人才。”推而广之，我认为在一个正常的社会，一流人才应是创造财富的企业家，二流人才应是维护正义的法律人（包括司法人才和律师），三流人才应是科技文化教育工作者，而服务社会的各级公务员只能是第四流人才。
与小说男主相比，我的家庭和职业起点远高于他，作为上世纪八十年代末那场风波的亲历者，与无数因此被改变命运的人一样，两年后我选择主动抛弃了压抑的体制，离开省级单位，成为体制的叛逆者，自我放逐到市场竞争中，甚至作了卖水果当小贩的心理准备。然而，上帝看顾顺服他赐予的良知之人，经过艰难历练，我成为觉醒敢言的公知，所得到的人生收获远超过我的想象。今天看来，这完全是上帝的引领、拯救和使用。否则我肯定因寄生而废掉，或因腐蚀而可能变成贪官。我的大学同学退休时不是厅级处级干部就是教授，但我拥有比他们相对多的自由和不被权力包养的自豪自尊，还白白得到人间最大的特殊恩典——在基督里重生的新生命，这被神拣选的无价之宝不是任何人可以自己选择的。“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林前1：28）所以，每当我看到街边小贩、商铺店主和靠手艺生活的人们，就能与他们那种自食其力的自信与坦然产生共情。就连地上的流浪猫、天上的麻雀，都让我被上帝眷爱每个生命的普遍恩典所感动，我们的信心与平安就源自这神圣之爱。耶稣安慰我们说：“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你们不比飞鸟贵重得多吗？”（太6:26）
当一个人没有真信仰的时候，任何人间之物都无法带来安全感，也满足不了灵魂的空虚，因此，他的三观是不稳定的，相对主义和机会主义的，双标甚至多标，人格是不统一的，往往陷入首鼠两端、两头通吃的虚伪，唯一不变的中心是私欲。谁的成长没有困惑？谁的人生没有错乱？最可悲的是对人生反思的错乱，根源是无法诚实谦卑地直面人性的幽暗。而圣经告诉我们，人的价值与高贵源于上帝的创造，人生的终极意义统一于上帝的旨意，生命的最高目的是荣耀创造自己的生命之主上帝，这才是超越法律意义上“人人平等”的价值标准。不是光宗耀祖，不是青史留名，因为尘世不是永恒的（上帝启示人类“天地要废去”）。具体到每个生命的最终结果，因人对上帝拯救回应的自由选择，决定了人是义还是罪，人的价值在上帝终极审判中是不平等的（上天堂或下地狱）：“……岂不知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吗？所以凡想要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了。”（雅4:4）“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玛门（“玛门”是“财利”的意思）。”（太6:24）
三实用主义的人生观
作者对人生的解读，屡次经小说中通晓《易经》的高老先生之口，归之于缘分与命运（作者对贵人相助除了感激并无反思），与作者在结尾对传统文化的批判相矛盾，这是中国人几千年来弥散性宗教之下“天命靡常”的人生观和历史观，也与人类现代性危机高度契合。近代以来，逐步否定上帝、信仰衰落后，尤其是19世纪末以来，西方人本主义的现代性因人的盲目自信而失败，人类精神悲观地陷入后现代相对主义的虚无和碎片化，失去了整体性方向，人生意义只能自我赋值，或鲁迅那样西西弗式悲剧性的努力，或犬儒主义的趋炎附势，或用物欲甚至毒品等片刻快感替代心灵慰藉，或从东方神秘主义宗教寻找出路。
由于处在文明的边缘地带，东亚洼地总是与文明中心存在时间差。20世纪末，毛时代强制下的所谓稳定被打破后，控制松动带来社会发展和阶层的分化，加上社会转型，这块内部衰败、靠外部救济、差异悬殊的巨大空间，既有前现代，又有现代和后现代。四十多年的快速变化，也给缺乏信仰的族群带来前所未有的精神冲击，儒家传统的丧失和权力意识形态的破产，造成精神秩序的真空，于是各种思潮趁虚而入，这个自王朝崩溃后一直靠强力维系大一统、缺乏国家建构共识基础的地方，随着主流意识形态凝聚力的下降，民众精神的变化速度远远超过经济领域，许多人无所适从。但精神世界的颠覆是更新的开始，如破茧成蝶、浴火重生，其痛苦是不可避免的，甚至超过肉体，否则不可能精神成人，永远停留在类人孩或巨婴状态。然而，从亲历社会变迁的小说男主身上，我们看不到他精神上的自我否定与涅槃。由此推断，自称信仰耶稣的作者肯定知道但并不理解克尔凯廓尔那句名言：“人是一棵会思想的芦苇”，人的本质是灵魂，灵魂的更新才是本质的成功，而灵魂的更新从根本上来自上帝白白赐予的恩典。
面对历史性危机，在正常社会总能激发自我调节功能。近年来，西方保守主义传统重新被重视，政治保守主义正在回归，也引发了中国大陆思想界尤其是基督信仰的知识分子群体的保守主义热。观念更新是社会变革的基础，也决定或影响个人和社会的方向。
小说另一个重要辅线是男主与婚外多位女子的情感线和性关系，以塑造男主官场亨通、情场得意的成功人生，增强了小说的可读性，这种才子佳人的传统套路，也是近代西方人本浪漫主义的影响。一个人的爱情观是其重要的精神标志。人的情欲与满足是上帝的创造与恩典，而当一个人的情欲脱离律法和恩典，不论书中描写的是真实还是虚构，无论怎样以爱情之名给予美化，依然是自我中心、自我为义的傲慢，不过是堕落的美容而已（与利用两性关系抹黑他人是一体的两面），尤其对一个自称为基督徒的作者，更是自欺欺神，应当在忏悔的基础上，谦卑自己，求神的怜悯与宽恕。
也许有读者认为我太较真儿，太苛求，甚至二极管思维。我的信仰告诉我，在现实关系中，人与人当然要友爱宽容（但源自上帝之爱的宽容与人本伦理的宽容是根本不同的，且现实的宽容并不能取代信仰的不宽容），皆因世界和人类是不完全的，但这种存在并不是正常合理的。全能的上帝不会造废品，世界和人类被造之初是完美的，可是当亚当夏娃不顺服上帝（真理），以自我为中心，滥用自由而堕落，罪性和死亡便入了整个世界，代代遗传。人类始祖被逐出伊甸园后，其自治的世界是残缺的，充满了罪恶与苦难，因着上帝的怜悯与暂时任凭，以及人性残存的良知和伦理，上帝容忍人间在是非善恶的黑白两极之间灰色地带的存在。绝对公正（义）和绝对的爱（善）只合一存在于上帝，唯有全知全能全善的上帝才有资格拥有统一的绝对权柄，类似父母对自己未成年子女的监护权。相反，在有限有罪性的人间，除了上帝，人不可拥有绝对权力，只能退而求其次——政教分立，即政治权力与伦理教化权力必须分散制衡（不能既管身体又管道德），各司其职，分工互补。同时，所有权力必须置于体现上帝公义的法律之下。按此逻辑，在世俗世界，爱义合一只能是上帝针对教会内部信徒彼此关系的要求；而在社会公共领域，爱和义必须分野，爱（善）交由个人和社会组织去实现，公正（义）则隐性地化为法律的程序正义，以实现相对的事件正义。另外，在思想观念领域的交流竞争中，不能靠法律裁决，而是以上帝的公义（真理）为绝对标准（有如化学试剂），才便于鉴别其是非善恶的程度（上帝眼里容不得半粒沙子），包括各种观念的纯正与否和杂质的成分与含量。如此，才能在现实中，因着上帝的恩典与怜悯，在终极审判之前，在精神和现实中坚守文明的底线，将相对性人间的多样化统摄于一元正义，否则就陷入相对主义的混乱，失去文明进步的导向，使世界的堕落突破底线不断下跌，分裂呈碎片化、马赛克化。
四结语
人最大的囚笼不是有形的，而是无形的，就在自己的身上。用作者那代人最熟悉的话形容，必须“灵魂深处闹革命。”因此，比打破有形的囚笼更难，更复杂，更漫长，这也是改变民情比改变制度更难的原因，而民情是制度更新和巩固的基础。要突破精神的囚笼，一要有真信仰，重获新生，靠上帝的恩典而不是企图抓自己头发离开大地似的自我拯救；二要不断更新文化积累，谦卑地终身学习，突破思维定势；三要保持批判精神，不耽于精神舒适区，勇于自我否定，才能冲破精神囚笼，拥有真正的自由和自我。以上也是我与作者和读者的共勉。
如果说有一种诗叫“老干部体”，那么这部书可以称为“老干部小说”，我之所以以此为标本进行剖析，不仅是为了那一代人，为了历史，更是为了新一代和后人不再继续他们的精神悲剧，埋葬旧时代的黄昏，托起新时代的朝阳。
2025.2.1.于汉塘古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