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人最大的囚笼不是有形的，而是无形的，就在自己的身上。用作者那代人最熟悉的话形容，必须“灵魂深处闹革命。”因此，比打破有形的囚笼更难，更复杂，更漫长，这也是改变民情比改变制度更难的原因，而民情是制度更新和巩固的基础。要突破精神的囚笼，一要有真信仰，重获新生，靠上帝的恩典而不是企图抓自己头发离开大地似的自我拯救；二要不断更新文化积累，谦卑地终身学习，突破思维定势；三要保持批判精神，不耽于精神舒适区，勇于自我否定，才能冲破精神囚笼，拥有真正的自由和自我。
很久没有读文学了，不久前，一位我尊重的师长、与红色政权同龄的1966届老高中毕业生（笔名柴胡），寄来他刚出版的长篇小说《错乱人生》。几年前，他关掉与我的微信，说要结合自己的经历，闭门写一部长篇小说，作为人生最后一搏。他虽然未与我谋过面，但他生活的两千多年文化古城，也是我出生的地方，在那里我度过了童年和少年。那里不是我的原藉，却是第二故乡，那里是我的精神摇篮，那里也有我与他共同的朋友和熟悉的人（包括书中角色的人物原形），于是我一口气读完了这部37万字的长篇小说。
由于小说的地理环境，书中的那座古城，使我感到熟悉而亲切。同时因我比小说男主小11岁，且家庭出身不同，高中毕业后就上大学离开了那里，小说男主的坎坷经历又让我感到新鲜，虽然时代背景是熟悉的。
这部小说的主线是一位出身农家的男孩努力读书，一生奋斗逆袭（以副厅级退休）的故事，其间穿插了他的情感经历以及时代变迁。
作者作为体制内的成功人士和非专业作家，当初我对他写小说的期待并不高，觉得不过是一位老人在圆自己的文学梦，但当我读到这部小说，觉得作为文学爱好者，他这样的成绩已经很不错了，起码能满足一般读者。从他转发的朋友们的好评，可以看出他的欣慰。因此，我不忍让他扫兴，又不愿说违心的话，只好相告说小说具有史料价值。
与我的想法一样，当初有位朋友曾建议小说作者，把回忆录和小说分开撰写，因为小说作为艺术有更高的写作难度，需要天赋和文化积累（作者在文章中回忆写作准备时提到阅读文学名著，竟然把已成为乌克兰禁书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列入其中，可见他信息与鉴赏力的局限）。没有对世界的丰富了解，就无法通过对比认识自身所处的历史与现实。如果根基浅，即使名著摆在眼前，也很难得其精髓。常言道“眼高手低”，眼界不高，手就更低了。我认为，回忆录是私人性的，可以私传，也可以公开，小说则不然，是为公开发表而写。如果以小说的形式写自己的经历，会受很大局限，掌握不好，会不伦不类，弄巧成拙，既减弱回忆录的真实感，又影响小说的自由构建。现在，从更高的标准看，这部小说完成后存在的问题果然如此。因纪实性的束缚，作者既难以畅所欲言（例如回避历史节点的那场风波、自己入党的经过以及其它可能的忌讳，这样，就削弱了内容的丰富性），小说的优势也没有发挥出来。既失去纪实的分量，又缺乏小说的灵动。由此可见，作为文学爱好者，从本色写作向艺术写作攀登，不是轻而易举的。勇气可嘉，令人遗憾。成绩值得肯定，问题无法否认。
在此，我不打算针对这部小说的写作技巧加以评论，有文学名著阅读经验的读者自然能看出其中的得失（我越读越像在看《故事会》杂志），比这更重要的是引发出我的问题意识，不吐不快。
作者这代人正在退出历史舞台，这部小说多少代表了那代人对人生和历史的认识，也是人生的自我鉴定。作为社会演化的一个环节，那代人不同群体的精神世界作为标本，尤其是体制内的精英人士，值得研究。对他们的剖析，也是对包括我自己在内的所有人性的剖析和观念的清理。无论正面还是反面，他人的经验与教训也是警醒自己的一面镜子。
以下文字对事不对人，只针对作品和作者代表的思想观念，尝试进行一次精神标本的解剖，从中找出病因。如医生的手术刀，尽管锋利，难免伴随疼痛，但对病不对人，旨在治病救命。我对作者本人及所有生命永远持尊重与善意，望读者理解，也欢迎指正与争鸣。
一独立人格的缺失
阅读经验丰富的人都可以从这部小说得出结论，尽管它是在境外出版的，依然属于大陆主流意识形态下的“体制内写作”，因其思想内涵的“政治正确”，作者不知不觉使小说成为另一种“歌德派”作品，不但与当今大陆文学精品无法相比，甚至也未达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伤痕文学”、“改革文学”的天花板，更遑论遥追世界名著。作者最后在小说大团圆的结局中，用对西方思想家和鲁迅的讨论作为点睛之笔，但苍白无力，与整个小说的内涵相比像是两张皮，并不协调。
从文化发展史看，艺术最初产生于宗教，文化从宗教和特权阶层普及后，文学艺术包括学术研究最初并未专业化，纯属个人爱好，有感而作，并不囿于利益，如此才保持了文化创造的鲜活。因此，任何业余写作、民间艺术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其非功利（名或利）的原生态，如果失去这种原生态，或想兼顾意识形态的“政治正确”，结果只能如这部夹生饭似的小说。
任何文学创作，作者的理想无非是向读者表达自己的人生体验及对世界的独特感悟，同时提供一种审美。而作者的感受与观念性的表达，无论自觉与否，都是有前提的，这个前提才是作品之外的底层逻辑，是作者深层意识包括三观的所在。
由于作者自觉或不自觉的偏爱，小说男主作为作者及其观念和理想的外化，才貌双全，集中体现了作者的理想人格，近乎“完美”的高大全，小说不是在表现有血有肉的凡人而是心中的神（反而不如次要角色鲜活）。正因如此，在观念深处，男主并不是自以为有个性的异类，否则不会成为这种体制中的成功人士，小说中的主要角色也大都属于体制中人。而相形之下，作者身边不乏体制内外特立独行乃至失败的异类，他们并没有进入作者的笔下，是作者有意回避还是不敢认同？只有作者自己知道。
小说男主的经历看似坎坷，但内在的逻辑仍是千百年来“学而优则仕”的传统，令人想到路遥《人生》中的高加林，只不过高是失败者，前者则赶上了社会发展的上升期且靠贵人相助（如人所言：当赶上了好风头，一只猪都能飞起来）而成功，其中个人的因素比重并不很高。对于任何时代的底层人，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要改善自己的生活和命运，借助体制、投靠体制无可厚非，但如果具有独立人格、自由思想，即使无力摆脱乃至挑战体制，做不到事后诸葛亮，至少做个事后臭皮匠，应当对体制和自己的人生有所反思，谦卑地忏悔，而不是仅仅只敢发几声怨妇似的牢骚，同时得便宜卖乖，心安理得地享受体制的特权，当作奋斗成功的标志。
作者应该明白，自秦制以来，华夏社会一路衰败失衡，形成强权与弱社会的二元结构，单调而僵硬的超稳定性结构不断循环，难以突破。其中要素之一是科举产生后，历代当政者逐步把精英纳入权力体制，包养控制，为其所用，由此形成官本位的传统；而对不肯被纳入体制的，除了消灭就是边缘化，绝不允许其独立而强，成为社会力量发育壮大的种子。由于权力的来源，加上体制法统的缺失，决定了小说男主的任何职务行为，从根本而言旨在为权力效劳，而不是为社会和民众服务，不过是历代官吏的缩影，是官僚机器上的一个零件，稍有不慎则身败名裂。正因如此，对体制最依赖最忠诚的就是来自底层的工具，他们以此光宗耀祖，人前显贵，知道自己位子的含金量，这个位子有多少人羡慕嫉妒恨，随时等候替补，所以他们格外珍惜自己的饭碗，格外卖命。
常识告诉我们，一个正常社会是民情与制度的平衡结合，靠民间社会的强大与丰富，靠多阶层参与的社会共治，所以，个人成功的途径是多样化的。但是，在男主所处的社会，他的“成功”可复制吗？他背后那些更多的“失败者”为何没有其它选择？当他利用权力帮助亲友时，是否还记得当初自己备受歧视的痛苦遭遇？是否想到那些无权无势底层人的无助？是否感到羞愧？一个社会如何才能恢复和培育社会生态，上下结合建立公平的规则，让更多的人在各个领域有自我实现的机会，而不是直接或间接地只能依附垄断所有资源的权力？体制不变，仅靠个人自律，所有体制人都能像男主那样全身而退吗？……质疑是觉醒和寻找出路的开始。将日常生活陌生化，保持距离地审视，防止麻木与同化，是创作者起码的素质，诚如鲁迅的诘问：“从来如此，便对么？”这也许是对作者的苛求，每代人有每代人的局限，但这并不能成为每代人未能超越前人的借口。作为自称基督徒的体制精英尚且缺乏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的自省忏悔精神，遑论无信仰的普罗大众。
从宏观和整体上讲，作为与新政权同时诞生的那一代及其后人（无论哪个阶层），与虽然动荡但相对自由环境中成长的民国人相比（即使比较小说作者与出生于民国的“两头真”老干部，无论思想还是勇气，高下立判），由于成长环境的先天贫瘠和生活腐蚀，无论外在命运还是内在精神，整体上是退化和失败的，精神底色高度同质化（包括当下的年轻人）。在小说中，时代背景是人物和情节的基础，而作者对时代的认知并无独特见解，与官方意识形态相一致，是身份的自我束缚？还是自觉地认可？我认为后者的因素更大，俗话说：“屁股决定脑袋”，因为他就是这个时代和体制的特殊受益者，否定了时代和体制就会引发自我否定。
一个族群精神和社会的丰富性与否，是互为因果的。即使是文革后所谓个人和社会的逆袭（作者那样的幸运在今天是更多还是更少了？这也是判断社会进步与否的指标），只不过得益于重复了几千年来时代变迁的无奈选择，是脆弱而短暂的。每当丧失自我更新能力的华夏面临危机，只能主动或被动地依靠从世界文明生态链比自己更高的地方输血。至今，由于沉重的历史包袱和现实的惰性，这个族群仍未向现代文明彻底谦卑，靠着传统的灰烬和外来的输血苟延残喘，现代化转型可能因对自身和世界的误判而选择倒退以致失败。作者写作出版期间的社会衰败，已证明所谓“中国模式”的失败，这部小说只能成为讽刺。所以，得施舍就膨胀的暴发户刚刚吃了几天饱饭，不但不值得骄傲，而且应当感恩和反思。
正是由于个体难以摆脱时代的逆流，才使少数觉醒者显得弥足珍贵，包括体制中人。正如圣经中象征堕落的峨摩拉和索多玛城，只要其中有几个义人（是信仰层面的因信称义，不是世俗层面的因行称义甚至因言称义），上帝也绝不将其毁灭。
二身心双重体制化
作为小说，应当表现人物精神的成长变化，尤其是作者应突破自我、超越时代，从高更广的视野，表达对人性的洞悉，对人间悲剧的省思。我们每个人都应扪心自问，人间的苦难和罪恶是否有自己的一份责任？这样才能对切身相关的体制及社会本质给予深刻的剖析与批判，但这些在这部小说中体现得远远不够，失于肤浅，甚至遗憾地缺失。即使表现男主置身官场的矛盾与冲突，依然没有突破清官奸臣宫斗的套路，而最后求助主持公道的不过是由皇上变成了领导，其中自然有这些领导与男主各种私人关系的作用（也是作者津津乐道的）。如此，是作者观念的局限？还是表达功力不够？抑或自我阉割了手中的笔？作者是否感到力所不逮写小说也是一种错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