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陈登科未被录进“右派分子”名单一事，笔者访查有三种版本，此处只记述其中一个“可靠”的版本：周扬对在中央党校学习的安徽省委文教书记陆学斌说：陈登科我了解，是个老实人，工农干部出身，党培养出来不容易，有点错误帮他改正就是了。让陆学斌转告当时的省委书记曾希圣。陆学斌回合肥后，向曾书记委婉地转告了周扬的话，曾书记在同陈登科下棋连赢三局后，当他的面宣布：你那个右派不划了！

接着中央一声令下，陈登科同早已分散到全国各地不同工作岗位上的“文研所”同学们，都来到北京鼓楼东大街103号原中央文研所旧地，参加了关于丁玲问题的检查、交代、认罪。陈登科又在第9期《文艺报》上发表了检讨：《回到党的怀抱》。至此，他的右派危机得以解脱。

俗话说：死罪已免，活罪难逃。陈登科被下放到皖南太平湖农场进行劳动改造。改造到次年稻谷初熟季节，便被派到上文所说的那个卧龙湖“监收监打”。不用说，惊弓之鸟，漏网之鱼的陈登科，此时真是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只能老老实实，不能乱说乱动了。他又主动在1958年6月1日的《安徽日报》上发表表态文章：《听党的话，在劳动中锻炼》。从此，陈登科就像方徨信中说的那样，“领袖一号召，就追逐那个乌托邦去了”。于是，陈登科就从“描写劳动人民强烈真情实感和力量”（周扬语），开始了向炮制假新闻假文艺的“转变”。

他看到的底层真相

虽然放高产卫星的“新闻”“合了领导的口味”，电影《卧龙湖》、《柳湖新颂》等作品“合上了领导的脚步”，但陈登科的“下放”生涯还在继续。1959年隆冬季节，陈登科又被派往安徽“西伯利亚”的阜阳地区古城亳县农村工作队。以他当时11级干部身份，担任张集区委，公社、食堂主任？怎么读这个官衔？次年又调往蒙城工作队，一下子沉入到社会底层的陈登科在那里看到了什么？又想到了什么呢？他作过如下记述：

“当时的口号确实响亮：‘实现河网化，淮北变江南！’农民一听号召，男女老少，人人拿起锹锄，上了挖河战场，不分日夜，苦干了二年。结果是，河网挖成了，却不管用，既不能排，也不能灌，反而挖乱了水系，酿成水灾，最终是1960年为农民带来一场空前的灾难。”

“1960年春，我二次走访羊小寨。一进村头，五八年修建的大门楼，已经倒塌了。村里的人，不仅脸上无半丝笑容，手脚都肿得透明发光。至于村子里的房屋幸而未倒，可是房顶上的木料和柴草早已拆下当柴烧了。”

“有一次，一个工作队队员向我汇报说：他们生产队有这么一个女社员，下地干活时见了生黄豆就吃，见了生绿豆也吃，吃了还往家里偷，偷不到庄稼，草也要带一把回家……没过三天，那个女社员突然得了急病，性命危险，我向县里打电话，请他们赶快派医生来抢救。经检查断定是肠梗阻。开了刀，打开肚子一看，肠子里全是生绿豆粒子。事后我知道：她早上从食堂打回半盆稀糊汤，自己没舍得喝一口，全给她的丈夫喝了，自己没东西吃，才赶在别人前下地吃了生绿豆粒子。”

“小妞是我在亳县张集工作队‘收养’的一个13岁的女孩。一个老奶奶偷偷地把小妞的身世告诉我：小妞的父母全在六〇年春天死了，只剩下她和一个妹妹，家里原有三间草房，也在六〇年倒塌了，从此她成了孤儿。在敬老院食堂干杂活时，竟被一个坏干部奸污……”。

“这个孙马庄，原有四十户人家，1959年冬去掉十分之三，六〇年春又去掉十分之六。只一冬一春把好好一个村庄破坏光，院墙倒了，院子里长起蒿子，房子垮下，屋里也长起蒿子，整个村庄全长起这种驴尾蒿。我们好像在蒿子棵里钻来绕去，其实是走家串户。今天的蒿子地，也就是社员昨天的房屋场院……这庄有一个男青年24岁，猛一看有五十岁，长得像个‘木乃伊’，据医生检查和群众反映，心肝肺无病只是消瘦，可能是吃过××肉造成。那时我们工作队下来之前，省委就订过好几条纪律，其中一条是：不准讲农村形势不好，至于病、饿、死、外流等等，在写汇报时，这些词句都不宜用。”

对“瞒和骗”的反思

看到的是“惨状”却要写成“美景”。对如此形势，陈登科落到“两难”境地。

当他面对满目荒凉，被“五风”扫荡一空的农村，面对“男人饿得打晃，孩子饿得透亮，女人饿的绝经、掉蛋（子宫下垂）”的时候，当他看到人民在挨饿，在死亡，并亲自处理一件一件“特殊案件”的时候，这个为了人民的解放，曾经浴血奋战的刚强战士，一个富有良知的党员作家，他的心在滴血，他的头脑在思考。所以，他愤怒地说：五七年整掉了一大批敢想敢讲的、有才华的作家、艺术家，整掉了一批刚刚破土而出的文艺生力军，整得大家逢人只说三分话。五九年又整掉了一批敢讲真话的好干部，整掉了党内民主，整来一个用谎话编织的假“共产主义”给人民带来空前的灾难。所以，当“浮夸风”、“共产风”和颠倒黑白的运动蔓延的时候，人民在受难的时候，我的笔，不是在捍卫人民的利益，不是为人民鼓与呼，而是跟着去歪曲生活、假造生活，去欺骗人民，做了“帮凶”。我心中痛苦，我心中有愧，我的灵魂在被拷问，我感到这是违背自己的良心，是对人民的背叛和犯罪。有罪就要赎罪。《风雷》就是我的“赎罪之作”。

《风雷》是一部50多万字的长篇小说。写的就是一场维护人民利益与损害人民利益的斗争。作者以热情的笔触，着力塑造了一个在淮海战场上被人民救过命，转业后怀着感恩的情结到淮北来“寻父”，因而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并向一切损害人民利益的行为作顽强斗争的区委第二书记祝永康的正面形象；同时，亦以犀利的笔锋，揭露了一个为了个人权力而不惜伤害人民、伤害同志的腐败分子区委第一书记熊彬。作者真实地描写了农民生活的贫困、艰辛，以及为了生存所进行的艰苦卓绝的拼搏。毫不含糊地提出了党员领导干部进入到社会主义建设新阶段，应该如何保持与发扬联系群众，依靠群众的问题。极具针砭现实，启人警醒的意义。“虽然这部作品也留有某些思潮的局限性，但形象大于思想，我们今天读着它，还是被那浓郁的生活气息、鲜活的人物形象所感染和震撼”。

值得研讨的是：被批为“反叛”之作《风雷》的构思、孕育、动笔以至完成初稿一百章的写作，恰恰是反右派之后的1958年到1960年5月的三年之间。那几年，正是“假大空、瞒和骗文艺”大行其道的时期。就是说，陈登科一边为了“时局”，为了“应景”去“批量生产”一些“歌颂”之作，而另一面却在默默地观察、思考、结构、书写、刻画“历史的真面貌”，“传达出时代的内在信息”，并以赤诚的心，把一部现实主义力作，被视为当代长篇小说精品《风雷》献给人民，捧上文坛。

陈登科的这段“真—假—真”的经历，可以说是一个作家不幸中的幸事。可相对于历次政治运动的发动者和领导者来说：“种瓜得豆”，播下“龙种”却收获“跳蚤”，恐怕是始料不及的。

方徨先生建议“再找一些这样的典型剖析一下，看看这些所谓‘奇迹’都是怎么制造出来的。系统、认真地剖析那个荒唐年代的荒唐问题，将为人们留下深刻的教益。才是正确的、真实的对待历史的态度。”笔者正是基于此，写出了这篇文字的。

《炎黄春秋》2011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