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那些自诩为天生进步的政府来说，共产主义政权在实践中明显是保守和不宽容的。苏共的列宁主义威胁观远远超出了传统的政治领域，因此克里姆林宫不仅会拒绝明确的反对意见，还会拒绝未经批准的民族认同、宗教信仰、妇女和其他人权、性别认同、艺术创造力、智力探索和经济活动，这是合乎逻辑的。

中国的改革开放时期证实，在列宁主义体制下，所有这些领域都有可能实现一定程度的自由化。尽管如此，限制始终存在；控制机构从未消失，党内精英最终团结起来，对抗对体制本身日益增长的威胁。当今中国的保守主义和不宽容不仅反映了习*近*平的一时兴起，也反映了苏联行为的相同逻辑。

事实上，认识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党国是一种熟悉的政治模式，有助于加深对习*近*平本人的理解。习*近*平是终极的公司人。无论动荡的青年时代对他的观点有多大影响，他的职业生涯都是在一个复杂而成熟的机构中历经数十年而上升的过程。习*近*平是独特官僚文化的产物和受益者。他的比较对象不是像弗拉基米尔·列宁、毛泽东或邓小平这样的革命者，而是在列宁主义统治命令下成长起来的领导人——比如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或江泽民。前者是创新者：他们往往富有远见，必然是反传统的。后者是既定官僚体制的产物，在这种体制下，机构利益和体系的维护是最重要的。虽然这些官僚独裁者不一定是西方人想象中的灰色官僚，但他们也不太可能挑战定义他们对威胁的看法的制度的基本原则。

国家权力、财富和人民福利对列宁主义领导人来说很重要，但最终优先考虑的是内部统治，而不仅仅是生存。没有一个自由民主国家和相对较少的威权制度会根据如此广泛的政权控制愿望来判断政策。中国在2024年7月的三中全会上肯定了国家主义经济，这是有道理的，北京随后的刺激措施不太可能代表这一路线的根本性改变。

事实上，今天中共愿意放弃真正的市场改革可能带来的更高增长率，正确地认识到它们在政治上本质上是危险的，这是完全合理的。出于同样的原因，系统性地重新平衡经济以支持消费是不可能的。如果北京加倍重视国家控制、技术和官方认可的创新来作为经济驱动力，这主要是因为政权的政治需要排除了结构性替代方案。

与此同时，北京的左倾化加深了列宁主义体制中典型的因循守旧。自1978年以来，改革开放逐渐使各级领导更愿意承担风险以促进增长，而增长是他们当时的首要目标。如今，党员在风险承受能力大幅降低的环境中工作，他们意识到一切又都与政治有关，或者随时都可能与政治有关。

习*近*平的持续反腐运动提高了所有领导人的赌注，不仅惩罚渎职，还惩罚未能理解和执行中央意志的人——中央意志本身比以前更难预测，因为各种形式的安全已经与经济发展同等重要。就在下属官员面临服从和取悦的压力时，经济萎靡不振剥夺了他们满足政治上司的工具，增加了地方表现不佳招致惩罚的可能性。

在权力与治理一个庞大、多样化和相对开放的社会的要求之间取得最佳平衡，是当今中共面临的一个持续挑战。习时代已经过去了十多年，普通汉族公民（尽管绝对不是他们的藏族和维吾尔族同胞）仍然比改革开放初期更自由、更富裕，更不用说毛泽东主义的高潮了。到目前为止，北京似乎仍然明白，对其相对占多数的少数民族采用粗暴的动员和控制技术不太可能实现该政权的目标。

尽管如此，北京似乎愿意接受一种涉及巨大经济和社会成本的平衡：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充满活力的国民经济是不可接受的，不满的精英们努力将自己和财富转移到国外，而对维吾尔族人的待遇证实了该党愿意在必要时恢复极权主义。

恢复改革开放的可能性不大。除非成功挑战领导地位（在既定的列宁主义体制中这种情况很少见）或健康状况不佳，否则习*近*平将无限期掌权——而且，如果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观点将变得更加不自由。此外，尽管北京面临着许多困难，但它不太可能在短期内面临像邓小平大冒险那样的挑战。除非出现异常发展，今天的中国共产党在可预见的未来仍将保持防御态势，保守应对挑战，以保护其列宁主义秩序。

除非出现特殊事态发展，否则今天的中共在可预见的未来将保持守势，并保守地应对挑战，以保护其列宁主义秩序。

困惑的观察者

不透明、虚假信息和外国影响行动是中国长期以来的做法，其根源在于苏联，长期以来损害了人们对中国的理解。了解莫斯科向中国共产党转移的治理机制也有助于阐明这一领域。

在列宁的领导下，宣传一直是控制俄罗斯国家的战略资产。布尔什维克在夺取政权后不久就在中央委员会内设立了一个宣传部，使党的实践正规化。今天，中共在各级行政部门都保留了宣传机构，塑造舆论和打压异见是所有党员的义务。苏联对这些机构和整个政权运作的原则仍然非常活跃。列宁主义政党在规范和规定上高度保密。该党不认为自己有义务让本国公民——更不用说外国人——了解其意图。控制公众舆论是其首要的公共关系目标；透明度本质上是可疑的。

中国的宣传机构反映了苏联的传统，没有尊重真相或一致性的义务。它们不受立法、司法或媒体的监督。作为中共实体，它们的首要任务是党的统治和党的目标的推进，这并不令人意外。中共官方的言论也模仿了布尔什维克的做法，充斥着各种含糊、模棱两可和（必要时）不诚实的意识形态声明。即使是看似例行公事的声明，也会让党员和长期观察者感到困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