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上这份交代揭发材料后的次日，他们提审了我。一开始提审员就拍着桌子警告我：“你写了些什么揭发？看来你是不见棺材不掉泪了！”我耐心地向他们再三保证，我说的绝对是实话，如有隐瞒，我承担全部责任。但他们根本不相信，认为我在为林舜英隐瞒、开脱，逼我“深入交代揭发”。最后我也急了，说那你们干脆列个草稿给我，让我按你们的意思照抄一遍好了。话音刚落，其中一位绕过桌子到我面前扇我两耳光，接着按铃叫人来把我送回了号子。

大约十天后，二位提审又来了，这次态度比上次好了一些。上次打我耳光的那位“启发”我：“你想过没有，1957年时，林舜英全家已经拿到去香港的护照了，后来为什么临时变卦不走呢？照理说，像他们这种反动家庭，做梦都想去台湾，现在倒奇怪了，护照发给他们，她居然不愿走了，你说这说明什么问题？”我说她是不放心留在大陆的大女儿，也有些舍不得那栋楼房。他不屑地瞟我一眼然后说：“不知道你是装傻还是太天真。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她之所以临时决定放弃去香港，是因为接到了台湾方面的通知，要她继续潜伏下来做特务。”话说到这份上，我已实在无话可讲。这是我在看守所里的最后一次提审，自此之后再也没有人来找过我。

1970年的8月，我已被判刑在南京长江砖瓦厂（后并入南京第四机床厂，统称江苏省第十一劳改队，编号10114）劳改，在瓦窑当出窑工。有一天我正出窑拖板车，值班干部把我带到办公室，说有人来外调提讯。这次来了四个人，自称是林舜英所在单位纸盒厂革委会的。一开口问话，我立马感到来者不善。这四个人的所有询问归结为下面几个问题：林舜英是如何幕后操纵你们反革命集团的？林舜英是怎样把你们拉下水的？林舜英同台湾、香港特务有哪些联系？林舜英在她儿子被捕后是如何指使你们进行内外串供、订立攻守同盟的？

我把以前交代过的内容重复给他们听，他们先是怒不可遏，大声呵斥我“极不老实”。见我一幅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模样，四人一齐冲到我面前将我按倒在地，其中一人一下子掐住我的喉咙，我顿时感到呼吸困难、眼前发黑。这时幸亏一位姓莫的值班干部听到响动闯了进来，见我被按在地上，立即为我解了围。他先是泛泛批评我几句，要我端正态度、老实交代问题，然后又对他们说：“不要急不要急，有什么问题慢慢问他好了。”四人对莫干事七嘴八舌地抱怨，说我实在太顽固，气焰太嚣张，不整整我的态度（整态度应列为文革术语）肯定不行。希望劳改队配合一下，先把我的态度好好整一下再说。莫干事对这个有益的建议并未回应，敷衍几句后，端把椅子在紧贴门口的树荫下坐了下来。经过这番折腾，四位来人大概考虑到毕竟是在人家地盘上，不能像在自己单位专案组里那样为所欲为，态度总算缓和了些。其中一位年龄稍大的甚至还关心起我的身体来：活重不重啊，吃不吃得消？家里有人来看你吗？要不要我们替你捎个口信？

看到他们的表演，我不禁心里暗笑。你们也太小看老子了，就凭你们这几个三脚猫，就能把我摆弄得像只耗子一样服服贴贴？我倒要看看你们还有哪些高招！于是我不停地揉着刚才被他们卡过的脖子，抬头死死盯住天花板，任凭怎样提问，都以“没有新的补充”，“该交代的都交代了”作答。我这种软硬不吃的态度很快又激怒了他们，有个皮肤白晰约莫30岁的高个子，火气特别大，几次站起来冲我吼道：“你今天不老老实实交代，绝不会放过你！”后来还杀气腾腾向我示威：“什么是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专政就是要把你们这些反革命斩尽杀绝！特别是像你这种顽固到底的反革命！”面对他的暴跳如雷，我依然盯着天花板不为所动。就这样一直耗到天黑，四位大概看我们劳改队并无招待晚餐的诚意，终于一个个背起黄书包悻悻离去。

在送我回监房的路上，莫干事对我说：“以后有人再来外调提审，态度上好点，省得找苦头吃。”寥寥数语，顿时像一股暖流注入我僵冷的心。作为一名管教干部，不仅及时阻止了对犯人施暴，事后还这样含蓄地安慰我，确实够难为他的了。这位莫干事生就一副凶神恶煞的黑脸，见者无不生畏，而心地却非常善良，犯人们背地里都称他为“莫菩萨”。多年来我一直感念这位莫干事，1975年时听说他患癌症不幸去世了，令我唏嘘不已。世有“好人无长寿，恶人活千年”之说，有时还真tmd如此！像莫干事这样的好人，竟然在四十多岁时英年早逝，而那些手上沾有无辜者鲜血的家伙，现在仍然一个个天天坐在老干部活动室里打桥牌、搓麻将颐养天年。

号子里几乎每天都有新人进来，原来地板上人均二尺宽的铺位已缩减了将近一半。听新进来的难友介绍，外面到处在抓人。解放后曾任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的方征，不知犯了什么事，也关进我们这个号子。他晚上偷偷告诉我：“这种迹象不是好事，只有解放初期镇反时才有过。”这位公检法老前辈的预感果然很灵，就在他说这话的十来天后，南京市迎来第一场对现行反革命的屠杀。

1970年3月6日，一个春寒料峭的日子。早晨起床后，管理员拨开号子门上的老虎窗对我们下命令：“各自坐在铺位上不准走动，等会有重要新闻广播。”平时早饭前全体起立“早请示”背语录的常规也宣布暂停。更令人感到反常的是，往日极为准时的午餐，居然整整提前了一个小时。号子里的喇叭从早晨起就反复地播放革命歌曲，一遍接一遍毫无间断，而且声音大得出奇，少说也在七八十分贝以上。方征悄悄告诉我：“今天恐伯要有大行动。喇叭里这么大的声音是为了盖住外面大院里的什么响动。”事后证明，这位法院老院长的判断真tmd太准了。起床后的一系列反常现象，令全号子难友惊恐不已。

中饭结束后，一个个惴惴不安，坐在铺位上胡乱猜测。这时，我们的牢门砰地打开，那位陈“医生”背着双手站在门口盯住我说：“2605，把东西带出来！”我楞了几秒钟才反应过来是在喊我，赶紧连声答应。同室难友一齐过来帮我整理铺盖和换洗衣服，一面低声告别。平时同我最谈得来的马聚尘和那位法院老院长，更是再三叮咛我多多保重，日后再见。我把牙膏、草纸、肥皂全部留给了难友们，一手拎着裤子，一手夹着铺盖，出了号门。

我被身后的陈“医生”押着，走到东、西大院汇合处一个被犯人们称之为“柜台”的地方，看到我的几个朋友已被反铐双手蹲在那里。放下铺盖，我也立即被反铐双手命令蹲下。我扫了几位朋友一眼，有李蔚荣，有张稼云，还有Z和C。张稼云和张稼山是同胞兄弟，都是我和李立荣的朋友。张稼山没在这里，我还为之庆幸：总算没有被一网打尽。

张稼山身材不高，体型魁梧，心地极为忠厚，为人乐观开朗，白净的脸上似乎总挂着愉快，一双略带女性化的大眼睛看人时，总透着亲切温暖，使人特别容易亲近。稼山和李立荣是街坊，从小一起长大，是无话不谈的好朋友。稼山和我有一个共同爱好，喜欢黄梅戏，尤其特别喜欢严凤英演的《天仙配》和《女驸马》。1968年严凤英在合肥挨斗，我曾连写三信叫她到我们的农场来暂避风头，张稼山甚至几次想去合肥把严大姐救出来，可惜最终未能去成。后来得悉严大姐不幸自杀，我和张稼山一边喝酒一边挥泪，发了狂似地诅咒这个罪恶的现实。

20分钟后，我们五人被押上一辆黑色囚车，另有八九个犯人陆续被押上来。随着一路凄厉的警笛声，很快到了五台山体育场。大约半小时后，我们每人身后由两名人高马大的士兵一左一右架着，弯着腰走到主席台旁一块空地上就地蹲下。紧接着，十几名被绳子紧紧捆绑的犯人押着经过我身边，这时我看到了张稼山。他被绑着，由于绳索勒得太紧而哎哟哎哟呻吟。片刻之后，当大喇叭里响起“把罪犯押进会场”时，我像一只鸡一样，双脚悬空被拎上主席台的边侧。脚刚落地，身后的人一把揪住我的头发强迫我抬头“亮相”，另一人则抽紧勒在我颈项上的绳圈。整个五台山体育场，除了四百米跑道上没有人外，看台、盆地中央的赛场以及其他边边角角全部密密麻麻挤满了人群。我心里估算了一下，少说也有十万之众。就在我稍一分神之际，只听大会主持者大声命令：“把张稼山现行反革命集团所有罪犯押过来！”登时我们被反架着在审判席下一字排开，弓着腰低头听候宣判。

一段不算太长的罪名念过之后，宣判人提高嗓门宣布：“判处现行反革命集团首犯张稼山死刑，立即执行！”吼声刚落，陡然间起了一阵骚动，只见好几个兵一齐向排在左一的张稼山涌去。我听见张稼山挣扎着要喊什么，由于喉咙被绳圈紧紧勒住而只能发出含糊不清的哇哇声。我弯着腰斜眼看去，七八个人在死命按住张稼山，而他仍在拼命挣扎。三个小时前我蹲在娃娃桥看守所“柜台”旁时，还暗自庆幸这次张稼山总算没被卷进来，做梦也没想到转眼间他竟一下子成了我们的“首犯”，而且是死刑立即执行！接下来是对我们五个人的宣判：C被判有期徒刑20年，张稼云是15年，Z也是15年，我被判了10年，最后是李蔚荣，8年。

在我们后面是对另一个现反集团的宣判，首犯名叫厉功友，是个复员军人。他和六七个下关的小混混经常一起喝酒乱侃，天南海北，无所不吹，最后稀里糊涂成了现行反革命集团。厉功友获刑无期，1978年底第一批被平了反。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马聚尘。上文提到，就在当天上午10点多钟我在牢房整理铺盖时，马聚尘还热心地过来帮我收拾铺盖并互道珍重。仅仅三小时后，他也被绑上了五台山公判大会的审判台。他和他的姨父、南京二中校长兼党支部书记王飞一同被判了死刑，罪名是“叛国投敌”。他原是南京第二锁厂的出纳会计，1968年秋和姨父王飞从南京飞到昆明，再转车去云南边境，打算从那里越境到缅甸，中途被当地民兵截获，押回南京，关进娃娃桥。我刚进7号牢房不久，通过简单交谈就看出这是一个有思想、有抱负的青年。和我一样，他爱好文学艺术，写得一手好字，对当时中国的政治黑暗极为反感。在我被反铐的六天五夜里，都是马聚尘喂饭喂水、料理大小便，并不时悄悄鼓励安慰我。这份珍贵的情谊多年来我一直铭感在胸，可惜永远没有报答的机会了。

3月6日这次公判大会，共判处死刑立即执行11人。其余十几人分别被判处无期和有期徒刑。所有被判死刑的，是清一色的“现行反革命”！公判大会结束后，我们分别被押上十几辆敞篷军车游街示众。南京30万人被组织起来列队立于市区主干道两旁，像欢迎来访的外国元首一样夹道观看长长的刑车队。前面六辆是死刑车，每车有两名五花大绑的死刑犯被架在车厢前面，颈背插着一米多高的亡命牌。随着车队的缓缓行进，11支白色亡命牌在半空中微微摇曳。我被押在7号车上，被判死刑者的头被紧紧捺住低下，而我们则由身后当兵的揪住头发强行仰头“示众”。

刑车队从五台山体育场北大门开出，沿广州路转向中山路，向新街口广场前行。行至新街口曙光理发店（南京有名的大理发店，现已拆掉，位于新街口邮局对面）时，车队忽然停了下来，只听人群中有人在喊：“曙光理发店二楼有人拍照。”顿时，不少军警和便衣纷纷向曙光理发店跑去。不知是否找到了那位摄影爱好者。这位摄影者是出于好奇，还是另有考虑，想记录下这精彩的历史瞬间，多年来我一直想探个究竟，也很想知道这位摄影爱好者后来的下落，但至今不得而知。

约三分钟后，车队继续前进，经新街口广场向左拐上中山东路，然后右转驶入太平路，再右转进升洲路，行至白下路口，我们后面的车子停了一下，前面六辆死刑车直行往升洲路方向一直去凤凰西街枪毙人的刑场。看见前面车子直行，我知道张稼山最后的时刻到了，禁不住眼泪夺眶而出。架我的两个当兵的见我哭，倒没怎么为难我，只是揪住我头发晃了晃我的头，低声呵斥我别作声。死刑车队去后，我们的车队由白下路驶回娃娃桥看守所。

这就是1970年一打三反运动中南京有名的“三六公判大会”，也是南京成批处决现行反革命的首场。此后，4月28日处决12名，7月24日处决24名，12月10日处决10名，另有不少现反被个别处决，具体数字无法统计。上述成批处决的现反中，4月28日处决的张明才反革命集团首犯张明才，7月24日处决的王同竹反革命集团首犯王同竹，与我均有一面之缘。

在这4批集体处决中，最震撼人心、最骇人听闻的当数12月10日那一场，我情同手足的好友李立荣与他母亲一同被判死刑，绑在同一辆刑车上走向刑场。这四批被处决的现反，1980年经复查后，全部被确定为冤杀、错杀，无一例外。也就是说，冤杀率为百分之百！

三六公判大会的第三天，1970年3月9日，我被送往南京长江砖瓦厂，从此开始了漫长的十年铁窗生涯。

我在投入劳改后，除了前面提到的外调林舜英一事外，一直得不到李立荣和林舜英的消息。我一度还在想，等我熬满十年，毕竟还能再见到李立荣，那时劫后重逢的场景将是何等令人激动！我们都是判的十年，但这十年徒刑是摧毁不了我们意志的。十年之后我们一定会更成熟更坚强，我们一定会勇敢地面对险恶的后半生。

1970年是我劳改岁月中最难熬的日子。我被分在八卦窑出窑，窑洞里的气温达到摄氏70度，汗水滴在刚刚开窑的瓦片上立马挥发成一个白点。每天拖着一千多斤的板车从高高的窑顶沿着螺旋形陡坡向下走时，我的每一根神经都在颤抖，只要脚下一滑，不死也要脱层皮。疯狂出汗，需要不断地大量喝水。我一位极知己的难友曹治平先生，当时和我一同出窑，他曾替我数过，有一次我一口气喝过24竹筒水，加起来相当于5000毫升！

一面是极度繁重的体力劳动，一面则是极度的饥饿。每顿饭只能管一个小时，其余时间都在两眼发青地巴望着下一顿。繁重的劳动所造成的疲劳，加上无休止的饥饿，使人变得极为虚弱。夜晚上厕所，必须手扶墙壁慢慢挪，否则会一下子瘫倒在地。我感到自己已经快要退化成低级动物了，每天头脑里想的尽是吃、吃、吃，吃饱后能在地上一动不动地躺着。人类的一切情感似乎在我身上都已不复存在，每天早上眼一睁就巴望着开饭，然后又巴望早点收工、早点结束学习、早点躺在铺上进入梦乡，忘掉眼前的一切。在这种非人的恶劣环境里，只有最后一丝人性勉强支撑着我：为了不让我慈爱的双亲伤心，我得咬牙活下去。每当想到李立荣此刻也在另一处和我一样备受折磨，他也会有同样的感受，也同样会想到我时，我的心多少又会增加一点活力。我始终记得我们多次在一起说过的话：我们今生唯一的希望只是“时间”。我们毕竟年轻，那个高高在上的独裁者已到耄耋之年，不管他的喽罗们怎样天天山呼“万岁万岁万万岁”，他怎么也耗不过我们。“庆父不死，鲁难未已”，只要他一翘辫子，中国的一切都会有重大改观！目前我们最重要的是一定得咬紧牙关活下去，只要能活下去，总有希望。遗憾的是许多人没能活到那一天，遗憾的是李立荣是其中之一。

1970年12月11日，这天是劳改犯家属接见日。我的老父亲在接见时偷偷告诉我，就在前一天的12月10日，南京又开了公判大会，李立荣和林舜英母子二人一同被判了死刑，并在会后绑到凤凰西街执行了枪决。这个消息就像五雷轰顶般一下子将我炸昏了，眼前顿时一片黑暗。无边无际的空虚绝望，像海上的浓雾包围着我，我感到透不过气来，窒息的痛苦在吞啮着我的每一个细胞。我已记不清老父亲后来是怎么离开的了，只依稀记得那天我在监房的院子里像一只孤独的狼一样，反复来回不停地走动，不时仰望电网高墙内狭小的天空，希望苍天能幻化出林舜英、李立荣母子亲切的面容。但我感受到的只是冰冷的细雨，看到的只是绝望的铅灰色的天空。我的反常举止引起了一些“劳改积极分子”的注意，当晚管教干部找我谈话，严厉斥责了我。

李立荣死了，林舜英死了，曹汉华死了，张稼山死了，我一生中最亲爱的朋友都死了！而我居然还活着！我为什么还要活着？为自己？为父母兄弟？我什么也说不清，我已失去了为什么活下去的明确动机。要说还有点什么的话，那只是在心灵深处隐隐还保留有一点残存的信念：总有一天——只要我活着就能看到——眼前的一切都会有一场大改变。到那时，独裁者和他的爪牙们将会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到那时，民主将取代独裁，自由将取代专制，光明将取代黑暗，正义将取代邪恶，人们将不再会终日生活在政治恐怖之中，爱情、友谊、人类一切美好的感情，都会在灿烂的阳光下自由地流淌。总有一天，我会用我的方式揭露出在那暗无天日的岁月里曾经发生过的那些骇人听闻的罪恶，让人们了解罪恶的真相，罪恶的实质和罪恶的根源。也许正因为有这么一点点残存的信念，我才咬紧牙关苦苦熬了过来，没有让自己沉沦为一具行尸走肉，也没让自己的大脑被“洗”成一团浆糊。

有关李立荣和林舜英最后的情况，从1970年底直到我刑满出狱的1979年8月23日，我在里面一无所知。出狱后，我通过李立荣的妹妹、李蔚荣的夫人、当年曾与李立荣同在溧阳社渚农场劳改过的一位难友、在1970年12月10日公判那天亲眼目睹李立荣母子被害经过的几位熟人，才大致了解到事情的梗概。

就在我被判刑之后，李立荣突然从他劳改所在的溧阳社渚农场被押回南京，关进了娃娃桥看守所。他又黑又瘦，原本清癯的脸上有几处明显的伤痕，平时坐在地铺上一动不动，成天一声不吭，两眼盯住墙壁几个小时也不转移一下目光。同号难友问他犯了什么事，他只是轻轻地摇摇头。这位难友看着他进号子，又看着他最后被带走，从来没有听到李立荣讲过一句话。1970年12月10日那天，上午11点多钟他被带出号子，临走时什么东西也没带，此一去就再也没有回号子。

1969年初，中苏多年交恶之后终于在珍宝岛爆发了武装冲突，两国关系顷刻之间到了剑拔弩张的地步。中共当局外部面临苏联的强大军事威胁，内部是一片分崩离析景象。尽管毛声嘶力竭号召全党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但这丝毫没能延缓中央内部相互倾轧、争权夺利的步伐。全国各地生产停顿，财源枯竭，民生雕敝，满目疮痍。面对内外交困的局面，要想抵御苏联的军事进攻，单凭破釜沉舟的决心（毛告诫全党“要作好打仗的准备，要作好打核大战的准备，要作好死一半人的准备”）显然是不够的。除了在军事上拼凑力量准备应战，能打一仗是一仗，动员全体老百姓“深挖洞、广积粮”，能躲一时是一时之外，剩下来最重要的事就是“攘外必先安内”了。安内的不二法门自然是阶级斗争，对那些无法被洗脑的人从肉体上加以消灭。正是出于这种伟大的战略部署，中共中央于1970年1月下达了一个三号文件，在全国范围开展声势浩大的一打三反运动。一打是主要目的，三反是在运动中附带搞点副业创收。这个一打三反，实质上是对全体老百姓实施精神强奸，向任何敢于不满乃至反抗者广开杀戒。这就是1970年春李立荣被从劳改场提回南京重新发落的时事背景。

一打三反开始后，当局发现运动前不久对李立荣的判刑过于心慈手软。李立荣出身反动家庭，长期以来思想极为反动，一贯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如此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仅仅判了十年徒刑，简直是对党和人民严重的不负责任！那么，李立荣一案怎样操作才能将其由十年徒刑变为死刑立即执行呢？根据我十年的劳改经验，劳改当局如果有心要某个犯人“升级”，只需像唤狗一样召集几个劳改积极分子开个小会，秘密布置一下，积极分子们马上就心领神会，明白该怎么做。第二天一大早，对当事人的揭发检举材料就会像雪片一样塞满管教干部的口袋，要什么有什么！就凭这些雪片，就能成为某人加刑乃至枪毙的铁证！李立荣死刑判决书的罪状里就有此类内容：“在劳政期间，坚持反动立场，继续散布反动言论，为首组织逃跑集团，煽动犯人闹事。”这些罪状在1979年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平反判决书中以“经查，并非事实，应予否定”一语推翻。

林舜英被抓进去两次。第一次是在我被抓后不久，大约榨不出什么油水，关了两个月放出来了。第二次是1970年5月，正是一打三反如火如荼之际。她在里面什么都没承认，曾经两次绝食，被送到红十字医院强行撬嘴灌食。最后提审时，当听到提审人员宣布李立荣和她的罪状，从而明白和儿子将面临什么样的命运时，这位年届六旬的老太太竟然像条母狼一样向审讯者疯狂扑去。母性和人格的尊严，使这个一辈子胆小怕事的女人战胜了一切恐惧，陡然间变成了一条在绝境中不顾一切护崽的母狼！她的罪状是：“与XXX、XXX、XXX等多次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支持李立荣猖狂进行反革命活动”。

1970年12月10日这一天，南京市五台山体育场迎来了本年度最后一次公判大会。林舜英母子一同被绑在第一部刑车上，七八个身材魁梧的军人紧紧按住捆得死死的母子二人。由于无法正常呼吸，二人的头都耷拉了下来。周边的人无法看清他们的脸，母子俩留给人世的最后印象是他们头顶上那高高竖起的亡命牌，以及林舜英那头在寒风中飘拂不定凌乱的白发。

这天上午是多云天气，时而还能见到阳光。到了午后，天陡然阴了下来，刺骨的寒风挟着凄厉的警笛声在阴冷的上空回荡，惊惧和恐怖笼罩住整个城市。刑车经过的每个路口都戒备森严如临大敌，到处可见荷枪实弹的军警，全城成了一个大刑场。数十万人列队夹道来接受“教育”，来亲眼看看现行反革命的下场。

长长的刑车队伍在已实行戒严的市区主干道上缓缓行进。刑车过处，两旁的人群就出现一阵骚动。人们禁不住交头接耳，议论第一辆刑车上的那对母子，不时发出声声惊叹，惶恐和惊悸象瘟疫一样迅速在人群中扩散传染。一时间人们甚至怀疑起眼前所发生的一切，究竞是身边的残酷现实，还是一场可怕的噩梦。人，杀的太多了；反革命，枪毙的太多了；公判大会，判刑布告，刑场毙人，早成了司空见惯的事。对某些人，这些事就像走进电影院看一场革命影片一样平常，而且连票都不用买。可是，这次毕竟不同以往，六十岁的母亲和二十多岁的儿子竟然一同犯了现反大罪，同时杀头，而且绑在同一部刑车上游街示众，然后送去刑场，这绝对是史无前例的革命新生事物！这一切，即使对那些见惯了屠杀，见惯了流血，神经已变得麻木的人，在亲眼目睹这种人间惨剧时，也身不由已地不寒而栗。革命样板戏《红灯记》里李玉和母子的同被处决，与李立荣母子的同被处决，是虚构情节与客观事实的偶然巧合，还是后者对前者的刻意效仿？日本鬼子当年杀的可是货真价实同他们作对的中国人，而如今要杀的这位白发苍苍的母亲和他文静的儿子，真的能像李玉和母子反抗日本人那样对当今的中国政权构成严重的威胁？历史，难道真的非要时时刻刻祭起种族仇恨、阶级斗争这些嗜血法宝，以人头和鲜血为代价，通过永无休止的相互仇杀来开辟自己的道路？

《红灯记》这部以煽动阶级仇和民族恨为主旨的革命样板戏，几十年来久演不衰，其中有一个情节上的失误。鸠山在刑场处决李玉和母子时，事先没有想到割断他们母子的喉管或套上一个绳圈，竟让李玉和母子能在枪口下从容不迫地喊完一长串口号后才慷慨就义。我们这个最讲人权、最讲人道的社会主义国家，在枪毙反革命时都会采用各种革命措施，不让他们临刑前发出声来，而凶残成性的日本鬼子居然允许要处决的犯人临死时想喊什么就喊什么，这岂不是表明日本鬼子竟然比我们还讲人道、讲人权吗？这不是美化敌人、诋毁我们自己吗？我曾多次考虑过这个情节瑕疵，会不会是编导们一时疏忽所致？《红灯记》可是当年革命文艺的伟大旗手江青女士亲自把关的经典革命样板戏，以她雷厉风行、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是绝不允许哪怕是在最微小的细节上存在差错的。那么，这莫非是故意如此安排，以便让人们看了日本鬼子怎样杀人、中国的新生红色政权又是如何杀人后，进行相互对比，从而反衬出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愚蠢透顶，中国红色政权的大智大慧，进而表明中华民族对日本大和民族在智商方面占有压倒优势？

南京对所有现行反革命的屠杀都在凤凰西街尽头一片坟场里进行，这条凤凰西街至今还横在那里。在对林舜英母子身后事宜的处理上，当时办案的公检法人员表现得颇为宽容：事后他们没有要李立荣在南京的两个妹妹补交枪毙她们母亲和哥哥的二角钱子弹费，而当年林昭的亲属就没有这么幸运了……

林舜英母子行刑的下午，李立荣的两个妹妹躲在一间门窗紧闭的小屋内抱头痛哭，这一哭就是三天三夜！这天晚上，我的老父母亲在家中黯然垂泪。他们都了解林舜英的为人，熟悉她的忠厚慈祥、心地善良，怎么也想不到这样一位阿弥陀佛的老好人会遭如此厄运。父亲忿忿不平地对母亲说：“当年在长辛店我们那样罢工闹事，吴佩孚都不敢开枪，现在对李妈妈（他们就着小辈称呼林舜英为李妈妈）这种老好人都能杀，成了什么世道！这些狗日的怎么下得了手！”这是一个参加过二七大罢工的老工人的朴素评价。

林舜英、李立荣让南京几百万市民从她们母子同时被杀中，亲身感受到了红色恐怖，进一步了解了阶级斗争到底是什么。血淋淋的事实告诉人们，阶级斗争这把高悬在每个人头顶上的达摩克利斯剑，随时随地都有可能落下，叫人身首异处，防不胜防。任何人，不论身居何位，如何小心，力图自保，都由于绝对不可知明天自己会不会成为这柄剑的牺牲品而终日惶惶不安。全体臣民即使都规规矩矩老老实实俯伏在君王脚下，三拜九叩，山呼万岁，但为了贯彻他的“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圣旨，还必须从中挑出5%的臣民，先将其制造成斗争对象，再用他们的鲜血来涂抹宝剑的锋口，防止生锈钝化。

1970年12月10日的那个晚上，人们坐上饭桌后，首要的话题必然是下午发生的事，那第一部刑车上的母子，那绑着的花白头发的母亲和绑在身旁年轻的儿子，那高高竖起的尖角亡命牌，那令人心惊肉跳的警笛。那时已能记事的孩子，现在有四五十岁了，他们应该记得当年父母讲述此事时脸上那惊恐不安的神情，以及“要听大人话，不能在外面瞎讲瞎说”之类的忠告。现年五十多岁以上的老南京人，提起那次母子一道被枪毙的事，大部分人还都记忆犹新。2005年，我专门作了一次随机抽样调查。在我问的三十个五十五岁以上的人中，有四人曾在当年亲眼看到林舜英母子游街，有七人的家中成员（包括亲戚）看到过那次游街，有六人听别人说过此事。遗忘是人类的天性，但有些事是永远忘不掉的。

林舜英、李立荣母子被枪杀后的第十天，已去台湾多年的李剑文先生在日本东京举行了一次一百多名各国记者参加的者招待会，声泪俱下地向记者们披露了妻儿在大陆惨遭杀害的情况。与妻儿永别三十八年后的1989年，两岸关系有所松动，李剑文以九十高龄之躯重返大陆探亲。在慧园里老宅，老人提及惊险的往事唏嘘不已。

1970年一年中，我一生中最亲爱的朋友李立荣、曹汉华，我尊敬爱戴的林舜英女士，还有我熟识的坦率直爽、为人仗义的朋友张稼山，在那场疯狂屠杀中先后惨遭杀害。那一年，林舜英六十岁，李立荣二十六岁，曹汉华二十六岁，张稼山二十九岁。一个花甲老人，三个有为青年，在那个红色年代，他们殷红的鲜血和成千上万无辜者的鲜血汇在一起，染红了红色政权，染红了革命红旗，染红了红色江山，真正实现了全国山河一片红！十年后，1980年，林舜英，李立荣，曹汉华，张稼山，先后被平反。林舜英和李立荣平反后，家属从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共领到死亡补偿金1400元，每条人命700元。张稼山生前没有正式职业，死亡补偿金只有300元。弟弟张稼峰去法院交涉，问杀一个人怎么只补这几个钱，得到的答复是：“我们是严格按党的政策办的，该给的就给，不该给的不给，该给多少就给多少，既不能多，也不能少。”经再三据理力争，又补了300元。张稼山29岁的年轻生命，作价600元冲抵了账，一次结清。我们这些未被处决而活下来的人，平反后由原工作单位补发坐牢期间的工资。我劳改十年，农场补发我十年工资，总计3420元，扣除十年坐牢期间的伙食费和衣服费1680元，净落1740元。一个无辜的公民被判刑，而后又被平反出狱，却要补交伙食费，这不是某一部门、某一地区一时心血来潮，当年全国到处都是如此办理的，这是“党的政策”。

（选自《黑五类忆旧》第十三期，2011-06-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