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立荣初进去的近一个月，倒没有受什么罪，只回单位开过两次批斗会，一般性的低低头、弯弯腰而已。当时我通过内线（我在看守中的熟人）可不断得知他在里面的情况。
8月上旬的一天，内线传来消息，第二天下午在白下路海员学校大礼堂召开全白下区“批斗现行反革命分子李立荣大会”。那天下午，我早早去了会场。会上有七八个人发言，主要是揭发李立荣的“三反”（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伟大领袖）言论，笼统地说李立荣和许多现行反革命分子臭气相投，来往密切，一道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攻击文化大革命。
李立荣自被押上台起，就有八九个彪形大汉在旁伺候，自始至终被架成“喷气式”，上半身与地面成90°角，身后还有专人揪住头发，每当责令回答问题时就把头拉成仰角。在他被抬头的瞬间，我看见他那张苍白的脸，嘴紧紧抿着，两眼喷射怒焰，任凭呵斥怒吼就是不开口。他的倔强招致数番拳脚，最后一次头被拉起来时，鼻子里的血正一滴一滴往下淌。台下的人不停地疯狂叫喊：“顽固到底死路一条！”“打倒反革命分子李立荣！”“强烈要求镇压反革命分子李立荣！”“无产阶级专政万岁！”口号声震耳欲聋。最后有人声嘶力竭地高喊：“大家说，对李立荣这种顽抗到底的反革命分子怎么办？”话音刚落，会场上立即爆发出一片“杀！”“杀！”“杀！”的声浪。
下午四点半钟，批斗大会结束。那几个彪形大汉把李立荣继续架成“喷气式”，颈上用铁丝吊着一块二尺多长的大木牌，上书“现行反革命分子李立荣”，由海校出发，经白下路，走向大行宫清真寺文攻武卫指挥部。那是一个酷热的下午，毒辣的太阳把沥青路面都晒化了。被架成“喷气式”的李立荣，艰难地一步一步挪动着双脚，头上的汗不住往下滴，颈上挂的木头牌子时时擦着地面。从海校到清真寺，我一直推着自行车，夹在随行的围观人群里伴随着他。途中有几次，他趁揪他头发的人换手的间隙略微抬头时看见了我，我乘机做出中指架在食指上并紧贴胸口的手势（源自一部苏联影片，表示忠诚）。从他嘴角漾起一丝不易觉察的微笑上，我知道他看见我了。
从海校到清真寺最多不过一公里的路程，却走了将近一个小时。进清真寺大门时，押送人松开手，他直起了腰。这时他猛然回头，正好跟五米开外的我四目相对。他眨了眨眼，露出了笑容。紧接着大门在他身后掩上了，这是我在今生今世最后一次见到他，从此我与他生死两隔！他把在人世间最后一个笑容留给了我，也将这个笑容永远镌刻在我的心中。
2005年8月的一天，途经白下路海校门口时，车窗外的阳光陡然间触动了我的下意识，我叫立即停车，让司机丢下我自己开走。我从海校沿当年李立荣走过的路线，一直步行到清真寺。文攻武卫指挥部早就灰飞烟灭，那座清真寺又恢复了它原来的用途，一些虔诚的穆斯林正在进进出出。没有人记得当年的一幕了。这同样的炎夏烈日，同样的天空和街道，37年前，这里曾经见证过一个平凡善良的青年人，带着他做一个最普通的“人”的愿望，被人架着一步一步走向自己的不归之路。
批斗大会当晚，李立荣被转押至白下区公安局看守所，按当时的说法这叫升级。自李立荣被隔离后，母亲林舜英终日思念儿子，也不知儿子究竟犯了什么事。立荣升级后，她更是寝食难安，几乎终日以泪洗面。我两三天去她家一次，既是践约照顾安慰李母，同时也很想知道他本人的消息。就这样几个月过去，既无什么动静，也打听不到任何消息。
日子很快到了1969年过年。腊月二十八那天，一个自称姓陈的人晚上悄然到了李家。陈某称，前段时间他一直和李立荣关在一个号子里，而且睡在李立荣紧侧，两人一见如故，无话不谈。他临释放前夕，李立荣特意托他带口信回来，说他在里面一切都好，望母亲和兄妹不要担心，而他最不放心的是几个好朋友在外面是否遇到麻烦。陈某还重点表示，按李立荣嘱托，他必须要同方子奋和曹汉华见一次面，有些事要当面谈谈。
次日上午我去李家。林舜英觉得，儿子又没犯什么大法，这个姓陈的鬼鬼祟祟，形迹颇为可疑，会不会是公安局派来套我们话的？还是不要没事找事，叫我和曹汉华别去见他为好。李蔚荣也认为不必去接触这个人，免得节外生枝。
曹汉华在无锡市第二制药厂当工人，喜欢弹吉他，爱好古典音乐，读过很多书，为人极其敦厚善良，仗义疏财，非常讲交情，和李立荣是知已好友。经立荣介绍，我俩认识，很快成为至交。尽管我们相识仅一年多，但在我这一生中，他在我心里始终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1970年曹被捕后，面对种种酷刑，始终没有开过一次口，按现在的法律用语是零口供。审讯人员使尽招数，最后竟用铁棍撬掉了他的全部牙齿。在公判大会上宣布判处死刑后，他强行挣扎着猛的把头前倾迅即后仰，使得身后抓着勒在犯人颈子上绳圈尾巴的警察猝不及防，从而让曹汉华松了一口气。就在这个瞬间，曹汉华用这最后的一口气喷发出他留在这个世界上的最后声音：“打倒XXX！”“打倒XXX！”
1969年大年初一，我把李立荣从看守所托人带信，以及来人一定要同我们见面的事告诉了曹汉华。他和我一样，认为应该见见那个姓陈的。年初三，我、曹汉华一道与陈某在朱雀路（今太平南路）与健康路交界处一座银行大楼旁见了面。姓陈的大约四十七八岁，瘦瘦的，有两颗显眼的金牙，让人老远一看就能认出。
那是一个大雪纷飞的下午，街道上雪幕弥漫，几乎看不到行人，我们三人撑着伞，踏着厚厚的积雪沿朱雀路边走边谈。陈某神情诡秘地告诉我们：“李立荣在里面一切都好。从目前情况看，上面并没掌握什么具体的材料，你二位不必担心。”他放低声音接着说：“不过，他最不放心的是你们二位，他最看重同你们二位的生死感情。”他声音更低了：“他之所以不放心，主要是怕你们二位因他的被捕而可能命令组织暂停行动。他再三要我转达你们，不管出什么事，组织活动必须照常进行。”听了他这番不着边际的话，我告诉他：“我们跟李立荣不过是好朋友，大家都爱好音乐和文学，平时最多在一起发发牢骚，从来就没什么组织，而且连想都没想过。”
他对我的话很不满，说道：“既然二位不愿把真情告诉我，我当然也很理解。干我们这行的，特别是身在组织的，必须保持高度警惕，任何麻痹大意都会有灾难性后果。既然二位不愿深谈，那就到这里吧！反正我已经把话带到了。”
见他似乎动了气，我只得反复向他介绍我们和李立荣认识、交往的经过，并再三告诉他，我们只是好朋友，从来没打算搞什么组织，更没有什么行动。“既然二位话说到这份上，我也就不为难你们了。看来，我们的上面不是同一条线的。”曹汉华和我对看了一眼，然后对陈某说：“谢谢你老陈，你冒着风险带信来，我们真的很感谢你。不过你提到的组织，我们确实没有，你若不信，我可以赌咒。”大概估计谈不出什么名堂，陈某也就没再提什么组织的事。似乎还不死心，他又故作不经意地提到我和曹汉华的家庭、工作单位情况，连一些细节都很准确。他居然连曹汉华女朋友的小名都报得出，还知道我弟弟的乳名。
见面约持续了半小时，雪越下越大，走到白下路口时我们分手了。告别时，陈某很郑重地对我们说：“再见吧。根据规矩，希望二位不要跟踪我。一旦有什么情况，我会及时通知你们。”望着他在大雪中很快消失的背影，我和曹汉华有些茫然。
这个陈某，究竟是什么人呢？他一定和李立荣在一起关过，而且李立荣对他非常信任。但是，这个姓陈的一再追问的“组织”又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从来没成立过什么组织，难道陈某是个有幻想症的精神病患者？这不对。如果他和李立荣关在一个号子，李必然很了解他，他怎么会托一个精神病人带信呢？从我们跟他这次接触来看，陈某思路清晰，语言表达准确，不像有精神病。可能的解释只能是，公检法军管会并没有从李立荣嘴里得到想要的东西，于是在他身边安排了陈某这个卧底的。
分析至此，我和曹汉华不禁倒抽一口冷气。看来，他们对我们这些人已经不是一般的“关心”，一场巨大的危险正在逼近我们！令我们有点迷惑不解的是，几个年轻人平时在一起谈谈文学、艺术，一时兴起发泄一下对现实的不满，可从来没有真的想要同当局为敌啊！对我们这些人，值得大动干戈吗？那时我们怎么也没想到，人的思想和言论，人的独立思考和资讯交流，居然会让一个武装到牙齿的“国家”感到如此恐惧！！
陈某究竟何许人也？这个世界真小。1974年我在南京第四机床厂劳改时，有个名叫李海涛的犯人，和我关系不错，一次他无意中谈起一个邻居。这邻居不止一次在李海涛面前吹嘘，说他在1969年曾经协助白下公安分局打入一个现行反革命组织内，取得这个反革命组织头头的信任，从中获取了大量有价值的情报，最后将这些人一网打尽，其中四人被判死刑。言者无意、听者有心，我当即问他此人是否姓陈，四十来岁且口中镶有金牙？李海涛顿时惊得目瞪口呆：“你怎么知道的？！”我说我就是那个现行反革命组织的成员。
李海涛又告诉我一些有关陈某的细节。此人确实姓陈，原住洪武路，一直无正当职业，平时免不了干些投机倒把、偷鸡摸狗的事，搞到钱时酒菜满桌，没米下锅了就去居委会闹救济。对这种市井无赖，居委会老大妈们也拿他没办法。
1968年下半年，江苏革委会决定下放一部分城市居民去农村，陈某所在的居委会首先把这个光荣任务分给了他。任凭居委会白天黑夜上门动员磨破嘴，他非但拒不领情，还耍泼使赖，寻死上吊，决不去农村。居委会同派出所串通好，决定先把陈某关起来杀杀他的威风，藉以杀鸡吓猴。于是，别的下放户去了“广阔天地”，他进了看守所。
进去不久，被当时主办李立荣案子的冯祖福慧眼相中。冯是白下区公安局的专案组成员，以善于审办现行反革命案件著名。冯一直想安排一个内线打入我们“内部”，苦于一时没有合适人选。陈某当时正巧和李立荣关在同一号房，并且紧邻李的位子。冯看了陈某的档案后，觉得此人可用，就找他谈话。双方一拍就成，陈某从街头流浪的癞皮狗一跃而变为体面的警犬。
1982年，我住南京城南凤游寺。一天下班途中，忽然发觉迎面走来的一个人有些眼熟。他那惹眼的金牙使我立即想起，此人正是十三年前“打入”我们“内部”的那位陈兄。我悄悄尾随到他的住处。他独身一人住在一个老宅第二进天井里搭建的小披屋里，面积不过七八平米，看样子混的仍然不景气。怜悯之心打消了我算旧帐的念头，再说，这笔旧帐又怎么算呢？
1969年过年过后，自打同陈某见过面，再也得不到李立荣的任何消息。四月中共九大开过后，在毛泽东“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的号召下，中央的争权夺利密锣紧鼓，地方上阶级斗争如火如荼，到处斗人、抓人、判刑、枪毙人的布告像如今治疗性病的广告一样随处可见。平时在人们印象中老实得不能再老实的人，顷刻之间成了反革命。我认识的两个一辈子识字总数从未达到三位数的农民，居然会是“系统地恶毒攻击毛泽东思想”的现行反革命。
不久，无产阶级司令部要人、公安部长、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谢富治发表讲话，全国到处印刷张贴，公然强调对阶级敌人“可杀可不杀的坚决杀，可抓可不抓的坚决抓”。我们农场一个姓孙的军代表，在一次大会上声色俱厉地叫喊：“我们现在就是要大张旗鼓地镇压一切阶级敌人，该杀的杀，该抓的抓！苏修正在妄图侵犯我们，敌情这么严重，不杀一批人行吗？我们哪一次同敌人打大仗之前不杀一批人？”我发现我的行动已经受到监视，我的宿舍附近每天都有一些“积极分子”晃来晃去。看来，对我下手只是时间问题了。
1969年6月2日，一个非常美好的初夏夜晚，我同曹汉华在新街口见了一面，坐在环形花园护栏上一直谈到天亮。我把自己的处境告诉了他，他并不奇怪，他说他厂里似乎也有人在注意他。他还告诉我，他打算利用工作便利，在包装出口药品时，把事先准备好的小传单夹在说明书里发到国外，让世界了解中国现时的政治状况。我劝他要谨慎一些，他笑着说，人活着总得干点事。临别时，他略带伤感地告诉我，他已经同恋爱三年之久的女友分了手，原因很简单：他不想连累她。太阳升起的时候，我们互道珍重，握手告别。这一别，成了永诀。
1969年6月16日，是个阴天，当局对我下了手。头天晚上应一个朋友之邀，替他画了一幅狄更斯小说《奥立弗尔》的封面，睡得很晚。上午8点刚起床，有人来通知，今天上午不上班，在大会议室开全体职工大会。进了会场，直到9点20，会还没开，书记安排我读报。9点40时，走廊里传来脚步声。书记在门口笑咪咪地叫我出去一下，说有事找你。我刚出会议室门，七八个民兵一拥而上，把我架进一个小房间。
房间空无一物，只在正中央放了一把椅子，四墙贴着醒目的黑体大字标语：“现行反革命分子方子奋必须低头认罪！”“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顽抗到底，死路一条！”几个人把我按在椅子上，其中两人紧紧揪住我的衣领角，仔细检查里面有无氰化钾之类的东西。那时电影里常有这种镜头：特工人员被捕时，只要咬一下藏在衣领角里的剧毒药品，立马就能毙命。紧接着扒光了我身上所有的衣服和鞋袜，给我换上一套全新的劳动布工作服。刚系好扣子，一群人反扭着我的臂膊，揪住我的头发，把我架往办公室外的露天会场。
我刚在会场露面，一阵震耳欲聋的口号轰然爆发：“打倒现行反革命分子方子奋！”“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揪出现行反革命分子方子奋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一千多支胳膊随口号声一伸一屈，场景极为壮观。
当我被押到台前时，台下前排猛然蹿上十几个人向我扑来。一秒钟不到，我即被掀翻在地，身体的各个部位都挨了拳脚。我已分不清上下高低、东西南北，躺在地上只见拳头和穿着鞋子的脚在我身上运动。后来听到有人喊：“大家不要动手，大家不要动手！”但拳脚似乎并未停下来，直到会议组织者在喇叭里高喊：“大家注意，大家注意，我们要注意阶级斗争新动向，防止阶级敌人杀人灭口！”这些义愤填膺的革命战士才悻悻而退。我真该“感激”会议组织者的急中生智，否则，那天弄不好我真有可能被“灭了口”。
一阵口号过后，主持人军代表在麦克风中警告我：“方子奋，今天我们对你们这个反革命集团在沪宁线上全面实行了抓捕，你们的成员一个也没有跑掉！到这个地步，你唯一的选择是彻底坦白交代，否则李立荣就是你的镜子！”听到这里，我心一紧：李立荣怎么了？李立荣怎么了？李立荣到底怎么了？！
正当我为李立荣忧心如焚时，忽然大会宣布：“现在由李立荣的哥哥李蔚荣发言。”随即李蔚荣站起来说：“李立荣前天上午已经被白下区公检法军管会判处有期徒刑十年，现在你必须老老实实坦白交代问题，争取从宽处理，否则你的下场是很可悲的。”这消息反而让我一颗悬着的心顿时放了下来：不就十年嘛，十年又能把我们怎么样？李立荣不过判了十年，曹汉华和我，还有其他几个朋友，谅也重不到哪里。
这第一次批斗大会开的很短，总共大约40分钟。此后又开过近二十次大小批斗会。由于我是“要犯”，军代表们可能真的怕有人对我“杀人灭口”，在后来的批斗会上倒也没受过拳脚照顾。我先是被关在农场的一间浴室内，由16个民兵分班轮流看守。8月24日转到白下区看守所，1970年1月初又转到南京市娃娃桥看守所。我被抓进去不久，李蔚荣也被抓。
南京有句顺口溜：“进了娃娃桥，小命就难逃。”娃娃桥看守所的看守，大部分是转业不久的军人，心狠手辣、杀人不眨眼。有次我被提审，亲见一个身高一米九几姓穆的女看守（据说是体院排球队转业的）正在打一个女犯。这位穆管挥起手中一把锁号子门的大铁锁，对那个双手已被反铐的女犯人后脑勺就是一下。女犯人登时被砸倒在地，一边翻滚着身体，一边发出撕心裂肺的嚎叫。
有一次提讯，我坚决不肯按照提审者的意图供述。送我回号子时，审讯员同我那个号子（东大院7号，编号2605）的管理员陈“医生”耳语了几句。第二天清早起床时，陈忽然打开号子门，一下子把我拎到门外，二话不说将我反铐起来，并且嘎嘎响地把铐齿一直捏到底。我问他我犯了什么错误要戴铐？他骂道：“我×的，老子想铐你就铐你！谁叫你起床动作那么慢？”骂完在我脸上连扇几个耳光，接着打开号子门从后面一脚把我蹬了进去。20分钟过后，紧铐的手腕开始火烧火辣地疼起来，双手很快肿起，皮肤变成了紫黑色。一连三天晚上，都由于痛彻心肺而无法入睡，吃饭喝水全靠难友喂，大小便只能请别人解裤子擦屁股。直到第六天临近中午，陈“医生”总算大慈大悲开恩解了铐。松开后，双手已呈黑色，全无感觉，过了十天才能勉强活动。腕部被铐处，至今几十年后每逢阴天还隐隐作痛。
八十年代我平反后，曾多次想再去会会这位陈“医生”，但因各种原因未能实现。我倒不是要去算这笔旧帐，而是想恭恭敬敬请教他一个问题：在人类经过几万年的进化之后，他和他的一些同事们，怎么会把祖先的兽性如此完整地继承下来？从关押到判刑，对我大会小会批斗共19次。在对我的十余次审讯中，有三个问题一直被翻来覆去盘问，希望从中找出破绽。
第一个问题是我和李立荣、曹汉华、张稼山等4人在玄武湖、中山陵等地有哪些活动？我非常如实地作了回答。1967年初夏，我们四人去玩过两次玄武湖，还去了中山陵水榭亭。躺在如茵的草坪上，我们纵情谈论音乐、电影、文学，谈论各国风土人情，从玄武湖、中山陵的优美景色扯到瑞士日内瓦湖的风景。我们说，如果能到日内瓦去游览该有多好，可惜中国人要想出国比登天还难，这辈子看来是没有指望了。李立荣又谈到他旧时一个邻居，全家迁居香港，前些日子回来探亲，说香港那边自由得不得了，叫我们想都不敢想。谈到后来，都觉得我们这个社会一天都待不下去，如果有机会出国，一分钟都别耽误，等等。后来公检法军管会对我们这两次出游作出这样的结论：“多次在玄武湖、中山陵秘密聚会，策划叛国投敌事宜，由于其他原因未遂。”
第二个问题是，我们这一伙人（李立荣、曹汉华、我、张稼山以及另外几位好朋友）在李立荣家开过多少次“会”，研究过哪些“问题”？这个问题实在太离谱，我实在无法回答。我和一些朋友确实在李立荣家常碰在一起，但绝大多数是谈音乐、听唱片、切磋演奏技巧，有时也谈论文学艺术，间或涉及文化大革命和时政，免不了对当局头面人物有所议论，对毛、林、江以及靠文革发迹，一夜之间爬到中央的新贵们进行一些抨击。至于在李立荣家开会，专门研究问题，这根本是从来没有过的事。鉴于在这个问题上我的口供同审讯我的人的要求距离太大，为此我吃过不少苦头。
他们的目的非常清楚，就是要将我们定成一个斐多菲俱乐部式的现行反革命集团，李立荣是我们的首领，他的家是我们的秘密活动场所，是召集反革命会议的会场。尽管我们同被关押的朋友们不约而同地严守界限，拒绝提供他们希望的口供，他们最终还是作出了以下结论：“张稼山、方子奋、XXX、XXX等人多次聚集在李立荣家，密谋反革命活动，系统地疯狂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攻击社会主义制度。”
第三个问题是要我揭发林舜英的所有“问题”。我最如实、最详尽供述的正是这第三个问题。根据他们提出的问题，我非常清楚他们想从我嘴里掏出哪些有关林舜英的内容。林舜英出身于大地主家庭，自小受过正规教育，加入过国民党，本人又是国民党官僚的太太，丈夫几十年来与人民为敌，最后潜逃台湾。这样一个女人，她能不恨共产党，不恨社会主义？再说，她的两个儿子都是仇恨共产党、敌视社会主义的现行反革命，这能同她没有关系？他们一直在让我明白：根据他们分析和掌握的情况，林舜英决不是一个小人物，她有重大的犯罪事实，现在就看你招不招供了。
对林舜英的问题，我写了几十页交代揭发材料，就我所看到、听到以及了解到的有关内容均如实作了供述，甚至连她平时的衣着习惯、菜肴口味这些生活细节都没有遗漏。不过，这份洋洋数千言的交代材料中，没有一个字提到林舜英有什么反动思想、反动言论，更牵涉不到什么现行反革命活动。这倒不是故意隐瞒、为她开脱，而是确确实实没有这种事。我在材料中详细介绍了林舜英如何胆小怕事，如何谨小慎微，并列举了很多具体事例来说明。例如，有好几次我和李立荣在小房间交谈，她会突然推门而入，怕我们在收听“敌台”。有时我们的谈话一涉及文化大革命，她会立即岔开话题，意思是叫我们别谈政治。如果我们不听，她则会训斥李立荣，搞得我都有点下不了台。有次她给武汉的大女儿写了封信，信寄出后忽然怀疑自己在信封上写毛主席语录时漏写一个字，急得一夜没睡，第二天清早赶到邮筒旁等邮递员开箱取信，直到证实自己信封上没有漏字后，心上的石头才落了地。
李立荣被关押后，她同世界上所有做母亲的一样，想儿子，替儿子担心，但从来没有为此发牢骚攻击过谁，更多的是默默流泪、强忍心中的悲伤。在与她认识的几年中，我时常在李蔚荣、李立荣兄弟面前半开玩笑地讥笑过林舜英，说她是个典型的树叶落下怕打破头的老太太。我甚至当面同她开玩笑，说她胆子太小了。她笑着说：“我们不能跟你们比。你们家是工人阶级，出身好，有点什么事别人不会计较。对我们这种家庭可不行。”
